文/赵小琪 赵坤

　　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的叠加手段在珠玑巷移民南迁良溪的族谱叙事中颇为常见。从中可以整理出三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意象：英雄意象、战火意象和金钱意象。这三个文化意象折射出了广府民系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他们以三个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将良溪作为广府民系发源地这一历史真实衍化为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使族群的历史记忆得以巩固，民系自觉性得以加强，引导了广府民系向家园的回归。

　　

　　宋代，北人由南雄珠玑巷南迁进入今天江门的良溪地区定居。他们将原本的烟瘴荒芜之地，逐渐建设成为繁荣兴旺的侨乡。而后，部分移民再从此地迁出，到更远的地方去谋生、繁衍，行迹遍及港澳和海外。从珠玑巷到良溪，历史之河随着北人南移的脚步的流动拓展出了波澜壮阔的广府民系生成的动态画卷。它以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历史延续之长，通常被学术界作为中华民族迁移史上的重要案例进行研究。其中，关于这一史实在珠江三角洲各族谱中的记载，学术界进行了诸多考证，成果纷出。然而，其中鲜有关注这些族谱的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的互渗关系的，更缺少对各个族谱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的相互扭结生成的合力对于强化良溪作为广府民系发源地这一历史真实的作用进行辨析的论著。有鉴于此，本文从英雄意象、战火意象和金钱意象出发，探讨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的叠加所包含的历史真实的丰富的内涵。

　　

　　英雄意象

　　在东莞英村《罗氏族谱》、《粤东简氏大同谱》、南海鹤源《赵氏族谱》等族谱中，珠玑巷人的南迁良溪被归因于一位胡姓或苏姓妃子，而归功于一位名叫罗贵的英雄。

　　《豫章罗氏族谱源流考》载：

　　“宋高宗建炎三年己酉岁，帝妃苏氏，一时不慎，失调雅乐，致触帝怒，斥居冷宫。旋获宫女之助，逃脱出宫。至关口，遇黄贮万运粮至京，船泊关口，苏妃哀求黄收留，匿于粮船。黄见美艳，允契南下回籍，匿藏家中。后为家奴刘壮宣泄其事，传扬至京都。宋帝大怒，乃敕兵部尚书张英贵严办。张尚书拟先将牛田坊（珠玑巷）所属夷为平地，然后建立兴良平寇寨。幸得我贵祖姊丈梁乔辉时任职兵部，先悉此事，急遣家人星夜赶至珠玑巷，密报我贵祖。贵祖以大祸骤降，密商于乡里，立即向县衙申请迁徙，以免遭受无辜杀戮。宋绍兴元年辛亥岁正月十日，奉准南徙，于十六日晨齐集亲族戚友三十八姓共九十七户，由我贵祖统领，各携妻挈子，分水陆并进。”

　　《宋史·贾似道传》的说法是：由于奸相贾似道进谗言，胡妃(或苏妃)被逐出宫为尼，藏匿于珠玑巷，后度宗追查，造成珠玑巷百姓的逃迁。或说胡妃出宫后精神失常，在南雄落水身亡，皇帝以为被民间藏匿，下令搜寻。

　　众说不一，但通常都认为罗贵带领的移民最后落户在今天的江门良溪村。“良溪人口五百多户，一千六百多人，罗氏后人是村里人口最多的一姓。”【1】现村中仍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罗氏大宗祠，内中供奉的正是始祖罗贵。宗祠的石柱上还保留有两副对联，一曰：“发迹珠玑，首领冯、黄、陈、麦、陆诸姓九十七人，历险济艰尝独任；开基蓢底，分居广、肇、惠、韶、潮各郡万千百世，支流别派尽同源”。一曰“珠玑留厚泽，蓈底肇鸿基”。“蓢底”是古村落名，即今天的良溪。在良溪还存有罗贵墓，墓志有云：“由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沙水村珠玑里始迁冈州蓢底，即新会良溪，为南迁罗氏始祖也。”与族谱中的记载相应，罗贵已被塑造为了南迁壮举中的一个英雄形象，成为了分居在广、肇、惠、韶和潮汕地区的广府民系各个支别的“贵祖”。 

　　陈乐素先生在《珠玑巷史事》【2】一文中对此类说法已做了很全面的论证，认为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并非完全是历史事实。起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规模的移民潮不可能单纯因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起，更勿论移民迁入地迅速有效的开发。即使“胡妃(或苏妃)之祸”确有其事，也难以成为珠玑巷人大规模南迁的依据。综观上述族谱的记载，虽有种种版本，但都不失为一个以文学记忆强化历史记忆的言说历史的模式。这也是民间言说历史常见的一个模式：妃子逃离宫廷，进入民间。皇权不容，加以迫害。民间出现英雄，带领百姓成功逃亡。百姓遂将英雄奉为始祖，历代不相忘也。在这个看似逻辑严密的历史叙述中，透露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首先，叙述者有意识地利用文学记忆手段强化历史记忆，以促进移民彼此间的集体认同感，消融以地方性意识为基础的壁垒，从而达到整合移民群体的效果。在这一事件的历史叙述中，良溪的移民都是来自同一地区，而且是因为同一个事件携手逃难而来，这样显然有利于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的团结。无独有偶，这种带有凝聚意识的策略性叙事，还可见于江苏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地的族谱中，称祖辈是因为元末明初一次大规模的“红蝇之瘟”，从富庶的苏州老城阊门一带集体迁至山东和江苏沿海等地。“红蝇之瘟”在《明史》、《清史稿》和各地方志中都未见只字片语的记载，可见也是一个大规模移民事件的隐晦之说。通过对上述族谱叙事的观照，不难发现英雄本身在族谱的历史叙述中也已经被文学化为一个具有凝聚作用的意象，通过他将来自四面八方分散的移民聚拢起来，并赋予其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其次，叙述者需要巩固罗姓氏族在当时的地位。从族谱的种种说法看来，罗姓氏族可能在此次迁移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且占据了迁移人口的重要比例。尤以《罗氏族谱》最为典型，着重叙述了罗贵的功绩：彼时牛田坊人心惶惶，唯有罗贵挺身而出，带领珠玑巷居民紧密商议，及时组织迁移，并提出了移民共同开辟基址，互通婚姻，世代相好的规划。

　　“众议而相语曰：‘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后见公子孙，如瞻日月’。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而予等独借公之恩，得赖逃生，何以相报？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贫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飨，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

　　无疑，罗贵作为足智多谋的英雄，在南迁良溪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族群中获得了德高望重的地位。加之众多的移民先后扺达良溪，和当地土人共同开辟岭南，他们迫切需要有效的生产生活秩序和权威的领导。于是叙事者假托各个姓氏之间的盟约“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来达到这一目的。由此，罗贵代表罗姓氏族承担起了广府民系祖先的角色。从英雄身上折射出广府人“少保守性，而富于冒险精神，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3】这一特质。从珠玑巷南迁到良溪，正是广府人勇敢开拓家园的重要一步，从而走向港澳和海外，在异质异域文化中积极地寻求生存。 

　　再次，在岭南建立中原儒家文化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移民来源不一，大多数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观念自然被带到岭南地区。九十七姓对英雄知恩图报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至于族谱历史叙述中的胡妃，也被赋予了这一意识形态色彩。香山小榄《麦氏族谱》记述的胡妃故事中提到，到张贵英欲血洗珠玑巷时，胡妃为解珠玑巷人灾难，自己出来表明身份，要官兵不要伤害百姓，然后投井自杀，以示反抗。珠玑巷至今还留存有一座“贵妃塔”，据说正是元代珠玑巷人修建来纪念这位危难时刻拯救百姓的皇妃的。按照族谱的说法，胡妃并没有成功地解救百姓，最终还是导致了珠玑巷人背井离乡，但她的忠贞大义，仍然值得纪念。这种浓厚的伦理道德观念，显然是修谱者有意融入历史叙述之中的。在这一叙述中，英雄已经被抽象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忠孝节义的伦理观通过罗贵和胡妃得到体现。

　　胡妃（或苏妃）说具有浪漫的传奇色彩，较之其他说法记载得更为详细生动。历史的真实用文学手段抽出来以后，衍化为了一种文学记忆，这种文学记忆加深了历史记忆，使得此说在广府民系之中广为流传，成为这一历史叙事的诸多版本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

　　

　　战火意象

　　在番禺市桥《谢氏族谱》、台山六村《陈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族谱》等族谱中，均记载有为躲避战火，罗贵带领珠玑巷97户33姓大规模南迁，最终到达江门良溪的事件。 

　　兹引《谢氏族谱》和《陈氏族谱》所载呈文如下：

　　“保昌县牛田访十四图珠玑村岁贡生罗贵，居民麦秀、李福荣，黄复愈等连名团为逃难俯乞文引早救生灵事。贵等历祖辟住珠玑村，各分户籍，有丁应差，有田赋税，别无亏缺，外无违法向恶背良，为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旨颁行，凡民莫敢不遵，贵等因思近处无地堪迁，素闻南方烟瘴地面，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今开居民九十七人团情赴大人阶下，伏乞立案批给引文，经渡夹津岸陆，庶众生早得路迁移安生有址，沾恩上词。绍兴元年正月初十日团词人罗贵等。”（《谢氏族谱》）

　　“具呈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户为逃难乞给文引救恤生灵事：历祖向居南雄珠玑巷，各分户籍，有丁应役，有田赋税，别无亏损，别无违法，向系循良，为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保四五犹虑难周。今奉旨将里作寨，覆限批引，不敢有违。思忖近处，无地堪迁，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欲投往安生。乞给文引，俾便迁行。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上呈。”（《陈氏族谱》）

　　相关族谱还记载了移民的路线及途中情况，移民到达珠江三角洲之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安排，在迁居地还受到当地土人的接待。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有云：

　　“同文引等九十七名，幷亲眷附行甚众，二十六日至香山县冈州、大良，凭土人冯天诚接歇数日，会同来人赴县告案，立籍缴引文，冯天诚、龚应达等保结赴县。”

　　冈州大良地区即应是今天的江门市蓬江区良溪村。然而，经过诸多学者的详细考证，发现所谓的呈文纰漏重重。从格式而言，“内中收録的所谓宋代行文，既非当时之式样，且把明清时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载于其中。且香山彼时尚未立县，大良亦未曾属香山管辖”【4】；从内容而言，各种族谱所载呈文在时间和具体内容上也自相矛盾，足以说明都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但学界普遍认为，上述资料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即表明瞭迁移的出发点、到达地和迁移过程。

　　两段呈文中所提到的迁移原因，都称“天灾地劫，民不堪命”，而南方“烟瘴地面”、“地广人稀”，因此“欲投往安生”。我们知道，珠玑地区虽然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但因为具备了近驿道、通水路的地利和发达的商业、手工业条件，自唐以来就成为繁荣的南北商贸中心，吸引了大量移民入迁。古人曾这样记述珠玑巷的繁盛：“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竟是怎样的“天灾地劫”，能让珠玑巷人纷纷离乡背井，跋涉到荒蛮烟瘴之地开垦家园呢？从族谱中所说的“及今奉旨颁行”、“奉旨将里作寨”，得知是朝廷下旨要将民居改作营房，在此驻军，珠玑巷人乃是奉旨南迁的。根据族谱所记载的时间，这次大迁移发生于绍兴元年（1131）或开禧元年（1205），正值金兵南下肆虐，当时朝廷抗战不力，战线节节南退。因此可以推断，战火应是导致珠玑巷人“十存四五”的重要原因，也是最终引发移民潮的决定性因素。

　　显然，这些族谱假托公文的方式来陈述这段迁移的历史，目的在于力图逥避主观的叙述。所有以历史为标本的东西都包含有文学记忆的手段。战火，向来是历史叙事中最尴尬的一个环节，族谱作为家族内部相传的资料，也纷纷采用了文学记忆强化历史记忆的模式，对战火进行隐讳的言说。例如两段呈文所描绘的珠玑巷当时的民生状况：有合理的户籍制度，现行丁役制度和赋税制度尚未构成任何压力，人民安居乐业，无亏缺，少违法，向循良。这种近乎武陵桃源的生活在南北宋时期是絶然不存在的，只能是民间修志续谱之人凭藉家族的意愿和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乌托邦，通过这一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学记忆，向后世子孙昭示着他们曾经拥有一个安详富足的家园，从而营造出一个巨大落差—“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仅寥寥数笔，却因为前后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战火这一意象中所藴含的苦难。一支移民队伍被迫迁到良溪，经历几代十几代人的艰辛开垦，终于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逐渐走向家族的兴盛发达。昔日战火是先辈常常对他们提起的，也应是族谱中至关重要的一笔。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族谱，却对战火含糊其辞，将被迫迁移的艰辛、在异域倔强求生存和成长的过程简化成一个简单的政治事件。

　　曾有针对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的自我评价进行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广府人认为本民系更倾向于淡泊政治。”【5】战火当前，广府人的祖先选择了迁离，避开冲突去寻找新的家园。从珠玑巷到良溪，这支迁民经历的波折和苦难自不必说，但他们存留了家族的血脉，而今生生不息地繁衍发展。至于战火意象背后所凝集的一个家族的血泪史，他们只好通过隐讳的方式来辗转表达，集体的不满情绪只在字里行间悄然伸张。这既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方式，也是广府民系的文化特征在历史记忆中的一个典型表现。

　　此外，这种叙事方式也有利于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相互制衡。一方面，移民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珠江三角洲，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另一方面，移民中的组织者多是贡生、进士等有文化之人，如《谢氏族谱》中提到罗贵的身份就是贡生。他们本身知识文化水平程度较高，思想较开化，在迁入良溪之后，也尤其注重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因此，移民在当地迅速取得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可以说是反客为主。将所谓呈文载入族谱，正是为了保证入住权的合法化，并以这种涵盖了特殊政治意藴的历史叙事方式，换取土著居民的归附和认同。南下移民与当地土著族群苍梧和南越人融合形成了广府民系的雏形，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经过历史的锤炼，铸造成了广府人开放的人文性格。”【6】

　　

　　金钱意象

　　在广东河南乌龙岗《曾氏谱源》、小榄《麦氏族谱》等族谱中，都有移民南下珠三角地区经商的记载，金钱成为此类历史叙事中的主要意象。

　　《曾氏谱源》详细记载了家族由北宋延续至清末，经南雄珠玑巷中转，辗转至珠三角各地的迁移过程。其中提到：

　　“四十七派公说，字亦乐，行节一郎，徙甜水巷，为甜水巷房祖，葬南雄路保昌裹东，配黄氏，宋干道三年葬番禺长洲大郁园。”

　　曾昭璇先生在《从<广州杂抄>看南雄珠玑巷移民岭南》【7】一文中解释到：“甜水巷为番坊内主街之一，为宋街，多住商贩，曾植长子公说由南雄迁广州，当为经商原因。”“可见曾公说后代即居住在广州甜水巷，为商人后代。”

　　小榄《麦氏族谱》中，提到麦氏兄弟二人，麦必达“至黄阁，隶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麦必雄“居新会。帝时，出俗赈济。”可见麦氏家族即便经历迁徙，资财仍相当雄厚，在当地已然是商业大户。

　　在前文引述的《谢氏族谱》、《陈氏族谱》中也提到，罗贵等人之所以迁移到良溪，正是因为这里“田多山少，堪辟住址”。至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珠玑巷人南迁，是受到了珠江三角洲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吸引。曾昭璇先生认为，从唐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开发，各地建堤，水田面积增大，荒原成为良田。及至宋代，民间广米已经常年被贩运到闽浙一带，各地赈灾也靠广米救济。【8】同时，广州也已经逐渐发展为海外贸易中心都会，周边城市的商业亦在起步之中。珠玑巷人本身多有资财，投资、开发能力较强。他们南下珠三角，亦农亦商，逐渐扩大了家族规模，从遍布广东地区，发展到广西、海南、港澳台、东南亚等地，最后漂洋过埠，直至欧美各国。诚如香港罗氏宗亲会主席、广东省政协常委罗景云先生在《罗氏源流》一书的序言中所云：“罗贵一家卜居于冈州蓢底（今新会良溪），至今880多年，子孙蕃衍，播迁广东、广西、海南诸省，港澳台以及海内外各地，庞然三百余支近百万众，蔚为南国望族。”

　　重利是广府民系一大人文特征。对于价值取向，广府人向来是“注重现实”、“不拘泥于历史，不相信明天的许诺” 【9】。从珠玑巷移民落户良溪，到大规模兴盛直至向海外发展的过程之中，广府人的重商传统一脉相承，金钱意象在相关的历史叙事中贯穿始终。如今，广东一些姓氏宗亲和同乡的恳亲大会也已经成功举办至港澳台、印尼、泰国、美国等地，而广府人召开的“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合会”则从海内外吸引大量华侨返乡。民系自觉性增强了家族乃至民族的凝聚力，推动了广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古老的族谱，则明显体现了它的将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的叠加之力的巨大功能，它将广府民系的分支和成员紧紧维系起来，将崇商、务实的传统强调始终。然而，这种“自觉”，究竟是出自强烈的家族凝聚意识，还是别有动因呢？

　　曾昭璇、曾宪珊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列出珠玑巷移民家族797支，是目前最为详尽的统计。然而，“珠玑巷毕竟是一隅之地,当然不可能是众多南迁移民的真正故乡，至多只是他们的一个集散地。”【10】这有史可考的797支家族中，很可能混迹有当地土著的少数民族，更可能包纳了一些从其他地方陆续迁入岭南的移民。他们为何要将自己附会为珠玑巷后人呢？研究认为，珠玑巷移民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到达良溪等珠三角之地以后，逐渐反客为主，成为地方上控制的强大势力。而其他家族“生活在一个珠玑巷移民占压倒多数的社会环境中” 【11】，他们中间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做出了“认同于主流文化的选择” 【12】。综观现有族谱资料，不难看出不少家族都有来源于中原望族或始迁祖是高官显宦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法雷同且又纰漏甚多，极有可能是出于附会。金钱意象，并非不自觉地融入族谱历史叙事之中，而是有意识的文学记忆手段。对于金钱的向往和追求，使得族谱的历史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趋近于文学的想象。然而这一意象的融入，恰恰有助于族谱体现广府民系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学手段强化的历史记忆再次言说了历史的真实。 

　　另一方面，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某些已经取得一定经济地位的庶民组织，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价值观念迅速萌生。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来对内维系，对外彰显。广为流传的“珠玑巷移民”传说自然为他们所采用，从而衍化出了众多的家族神话。“他们利用从商业化得到的经济实力，仿名宗大族建立起宗族组织来。这就使豪门大姓垄断的宗族制走向民间，成为庶民的组织。”【13】家族的兴盛史和奋斗史需要用文字去铭记，各式各样的族谱便应运而生。

　　这些族谱的产生，虽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然而，它也以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相互渗透、相互扭结、相互冲突、相互转化的方式言说着历史的真实，并生成了作为广府民系生成地良溪的奥妙，而它派生出的三个经典性意象，作为广府民系的特定的文化符号，则将使广府民系和良溪的美丽流传到永远。

　　珠玑巷人的大规模迁移，对今天广府文化的现实意义不容忽视。前辈学者陈寅恪、岑仲勉及曾昭璇诸先生均认为广府文化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曾昭璇先生在《宋代珠玑巷移民对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开发》【14】中更是提出：“今天岭南文化主体即以广府语系文化区为代表，以珠玑巷迁民后代为主体。”正是由于珠玑巷人大量迁入良溪等珠三角之地，在农耕劳作、生活起居、习俗信仰等方面迅速与当地土著相融合，共同孕育起了广府民系，进而以其卓越的适应性、创造性成为了广府民系的主体部分，使得广府文化大规模地兴盛起来，并向海外积极扩展。  

　　珠玑巷移民家族作为广府民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有史可考的就已近800支。他们是否都迁自于珠玑巷？是一次或数次大规模的迁徙，还是数百年间源源不断地南下？数个版本的记载，究竟哪一种才是历史的真实再现？本文一再强调的是，以历史记忆与文学记忆相互渗透、相互扭结、相互冲突、相互转化的方式言说着历史的真实，并生成了作为广府民系生成地之一良溪的奥妙，是叙述从珠玑巷到良溪这一历史真实的各种族谱的共同历史言说模式。由此。我们更需要看重的，是这些记载背后所藴含的集体心理诉求。所以，尽管诸族谱所记载的珠玑巷人南迁事件，在时间上不完全一样，在迁移原因、路线上更是众说纷纭，但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强行为这种错乱恢复秩序。移民是活生生的人群，族谱中记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史。文学记忆在这里不是破坏还是加强、扩大了历史记忆，它是以一种更为生动、更为有魅力的言说方式传播着历史事实。正是通过这些世代相传的文学记忆方式，族群记忆得以巩固和加强，人们循着历史记忆，得以向家园回归。每年清明，江门良溪的罗氏大宗祠和罗贵墓，都接待着络绎不絶前来拜祭的子孙后裔。在这些后裔心中深深记忆的，也许正是英雄、战火、金钱等与广府民系生成有关的文化意象。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熊育群：《水上来的祖先》，《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

　　[2] 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载《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 徐杰舜：《广府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枣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四》，《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

　　[4] 叶显恩，周兆晴：《关于“珠玑巷”的传说》，《珠江经济》2007年第5期。[5][9] 黄淑娉：《广东汉族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7][8] 曾昭璇，曾宪珊：《从<广州杂抄>看南雄珠玑巷移民岭南》，《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

　　[10][11][12] 葛剑雄：《南雄珠玑巷—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四》，《寻根》1997年第4期。

　　[13] 叶显恩：《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近代化进程》，《珠江经济》2007年第1期。

　　[14] 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移民对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开发》，199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