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徒尚纪 许桂灵

　　如果说，珠玑巷迁民是广府系居民主要来源，开发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主力军，深刻改变这些地区社会经济面貌的话，那么，后珠玑巷迁民，除了移居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以外，主要迁移海外和港澳，这些迁民不仅为侨乡建设及侨居地开发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传播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中国走向世界，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实现当代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功不可没。

　　以广府系为主体入居广东移民，取道南雄珠玑巷，顺北江而下，多扺达珠江三角洲，继流布其他地区，形成广府系人口分布格局。南雄珠玑巷由此被视为广府系居民发源地，千年情结所在。而在珠玑巷迁民中，以保昌县（今南雄市）牛田坊罗贵为首33姓97人组成的一支，到达珠江三角洲后，辗转定居于今江门市新会棠下镇良溪村，辟草莱，开耕地，建聚落，长子孙，不但把大片荒地变为沃壤，遍地荆榛化作稻粮，使良溪村形成为当地一个著名聚落，而且随着人口增长，罗氏后人大量迁居海内外。据1986年统计，良溪村当地有1719人，另有东南亚华侨785人，港澳同胞1648人，后两者人口为当地人口1.4倍[1]，显见良溪也是罗氏后人外迁的一个基地和中转站。从这个意义上说，良溪虽小，仍不失为继南雄珠玑巷之后一个移民转移中心，最近被誉为“后珠玑巷”，这不无道理。从历史地理视角出发，这个后珠玑巷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区位、区域经济开发、人口、文化等根源，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造就了这个移民中心。

　　

　　一、优越地理区位

　　良溪村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棠下镇区西北3公里，为低丘和低地相间地区，常受水浸，原称蓢底，明洪武初取其谐音，改曰“良溪”，意为“良材大用，溪水长流”。附近有雅瑶河、天沙河流入西江干道，通北街水道，经虎跳门出海。良溪上依托鹤山雅瑶镇、下靠江门、新会两大重镇和粤中交通枢纽，交通颇便捷。为适应日益兴盛商品流通需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门设立通税口，隶属于在广州粤海关。嘉庆二十二年（1818年），江门又成为粤海关下辖一个常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根据《中英续议通商条约》，江门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洋货、洋人开始涌入，江门商贸地位不断提升。据新编《江门市志?海关》统计，设关前一年经江门过境旅客为20.9万人，设关当年上升到25.2255万人，1910年为30.1894万人，1920年为37.5748万人，分别比上一年相应增加21％、20％和25％。中外货运量也随着设关而上升，设关当年，按普通行轮章程，进出江门的英伦达1930艘次，载货量70.6万吨，另有葡、法、美、德等国船只。而进出江门港的船只达1.33万艘次，载货40.5万吨[2]。江门海关代理税务司烈悌（O.G.Ready）在《江门海关十年报告》（1901—1911年）中写道：“江门连接三角洲有五个入口水道，许多世纪以来是这个地区的重要贸易中心。……各种各样的船只紧紧地拥挤在江门河的情况，在中国其他地方可能不易看见。……官盐船、满载陶器或生猪、活鸭、水果、蛋类，以及丝蚕的民船；两边有孔洞、有流动水舱用以装载活鱼的船艇、舢舨、巨大的竹排或木排以及数不清的各种小船艇；一些被放逐的麻疯人居住的家宅船。上述无数的船只造成江门河十分挤拥，以致小船行驶其间也十分困难”[3]。1913年，爱国华侨陈宜禧集资兴建我国第二条民办铁路——新宁铁路竣工通车，带动了潭江流域经济发展，沿途兴起一批新城镇。与江门近在咫尺的良溪，深受这些交通因素的影响，不但有助于附近农业开发，促进商品流通，也加快战后人口外流。区位意义使良溪成为战后五邑地区人口迁徙一个象征性基地，它自己也从这种人口变迁中发展起来。

　　

　　二、五邑地区珠玑巷迁民

　　在中国封建社会，战乱是人口迁移一个主要动力。从五邑地区保存家乘、族谱、地名等资料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五邑居民大部分是南雄珠玑巷迁民，良溪也是其中一支。据1986年地名普查，江门五邑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建村的有113个村，其中江门市区4个、新会41个、台山4个、开平22个、恩平1个、鹤山41个。仅良溪村所在新会棠下镇即有北达、向阳、横江、良溪、桐井、乐溪、新昌、石滘、周郡等村，包括谭、梁、吴、萧、罗、张、黄、谢、陆、卢、邓、容、菇、甘、周等姓，迁建时间絶大部分在南宋咸淳年间，个别在德佑年间[4]。当然这仅是指开村时间，实际上，以后各朝都有迁民陆续村其他地区迁来，也不限于南雄珠玑巷。珠玑巷只不过是一个迁民地域符号而已，故直到民初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仍说“不忘分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颍，以志故乡之思也”。民国《新会乡土志》亦称：“综查各谱，其始迁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良溪范湖显学冈《罗氏族谱》说：“‘彦坏’宋忠翊郎，由（河南）祥符县迁徙居于南雄珠玑巷。七传孙罗贵于宋高宗绍兴（1131年），因皇上缉苏妃之祸，挈眷及里人38姓97家南迁至冈州（即新会）蓢底，更籍辟居，公（共）有9子47孙，分布于广东郡县繁殖。？轩乃罗贵祖之裔孙财禄祖也，居于南海小榄圩边长延乡东南。妣张氏生四子，长大周迁小榄圩边白仙乡，次子细周居小榄长延乡大埚村”[5]。良溪谢氏也是入居当地一支，《新会县地名志》引调查结果得出：“咸淳十年（1274年），谢姓先祖从南雄迁此。随后罗姓九十七人亦来此定居”[6]。于是形成良溪多姓杂居。良溪附近各姓，也大不乏这种迁民记録。如棠下周郡（即“苏君”转写）苏氏、周氏、谢氏、黄氏即是。《新会县地名志》：“咸淳年间（1255～1274年）苏姓道人来小丘上结庐修行。随后，周、谢、黄等姓先祖从南雄迁来，筑围造田，开垦种植”。鹤山本为新会一部分，又在西江西岸，也是珠玑巷迁民上岸之地。良溪之北的雅瑶有多个姓氏，也是这样迁民。兹列若干例子。

　　雅瑶隔蓢陆氏，据《开越大夫祠纪异》云；“三世士龙由窑头徙居古劳都隔蓢村，今改属鹤山县”。又陆汝来《自述世系》曰：“四世德明宋咸淳四年（1268年）解元，于元贞元年（1295～1296年），率母由古冈迁居窑头新村，后再移居古老都隔蓢乡”。

　　雅窑平冈宋氏，《鹤山县地名志》载：“绍兴初年（1131年），江西人宋氏到南雄保昌，旅迁新会松蓢，后迁此定居”。

　　雅窑黄洞黄氏，《鹤山县地名志》曰：“绍兴元年（1131年），黄姓先祖从南雄迁新会杜阮，南宋咸淳二年至九年（1266～1273年）又迁此开村。”

　　雅窑陈山李氏，《鹤山县地名志》亦载：“咸淳二年（1266年），南雄李氏迁此建村。”

　　雅窑云蓼何、胡、吕、源氏，《鹤山县地名志》同样曰：“咸淳年间（1265～1271年），南雄人欧、冯二姓，徙此开村”[7]。

　　实际上，经南雄珠玑巷迁入新会的移民还很多。这些迁民往往以新会为第一站，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以后，一部分迁民继续西进，迁入台山、开平、恩平、阳江等地，故宣统《开平乡土志》指出：“（中原迁民）转徙而至本境者，多在宋元以后。考各族初祖，多从新会来”[8]。这也包括了作为移民象征性符号的本县棠下良溪。

　　这股来自珠玑巷迁民高潮，持续到清朝。但明清时期，五邑地区又迎来另一个族群，即客家人迁入。客家人主要分布在粤东北和粤北，随着当地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加剧，明朝已有部分客家人外迁至五邑地区。清初，“迁界令”、“禁海令”实施，广东沿海居民被迫内迁，经历一场空前浩劫。复界后，沿海大片荒芜土地吸引外地人前来开垦。不少客家人应募前来，新会也是垦辟地区之一。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新会营随征千总赖易胜说：“见此处（指新会）人民寥落，田地荒芜，招得惠、潮（州）人民黄、罗、邱、蔡等姓，挈眷前来，始建坪山村，垦荒耕种”[9]。雍正初年，“督粮道陶正中临恩（平）、开（平）、新（会）诸邑荒地，安插客氓。客氓始从惠、潮、嘉（应）诸郡挈家来迁”[10]。这些新入居者“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家视之，遂谓之客家”[11]。到咸丰年间（1851～1861年）客家移民进入五邑地区达到高峰。志称五邑地区“各县户口增至十余万不等”[12]，这些客家人分布广泛，新会、台山、鹤山、开平、恩平山地、丘陵、平原、海岛都有他们足迹。新会的大敖、双水、古井、崖西、鹤山的龙口、鹤城、共和、址山等镇都是客家人分布较多地区。直到1986年地名普查，这些镇区仍保持着客家人村落。这可以说明，良溪周边，即有这些客家人居地，他们刻苦勤劳、坚忍不拔地开垦出一片片耕地，为五邑开发作出积极贡献。以后随着人口增加、环境变迁，不少客家人和广府人一样，远涉鲸波，到海外谋生，五邑成为我国著名侨乡，良溪地区又成为人口迁出地区之一，这容后述。

　　

　　三、珠玑巷迁民与五邑地区开发

　　按曾昭璇教授观点，珠江三角洲为复合三角洲，即由多个河道在穿出山丘后成为冲决三角洲所组成。良溪村所在地区，称新会冲决三角洲。它的开发，与整个珠江三角洲一样，始于宋代，明清达到高潮，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这都与珠玑巷迁民有不可分割联系。宋代新会大片土地，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前临大海，后枕群山”，到康熙《新会县志》已改称“厥地汉为海，宋元为潮田”。即珠玑巷迁民落脚于此，广事开垦出大片潮田，三角洲成为粮仓。按罗贵一行扺达新会后，即向官府供结，《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称：“贡生罗贵等九十七人既无过失、准迁移安插广州、冈州、大良都等处，方可准案增立图甲，以定户籍。现辟处以结庐，辟地以种食，合应赋税办役差粮毋违”。而罗贵经官府批准后，也立下供结云：“贡生罗贵等居民九十七人，蒙州官准案，逐一编定新图，开报排里，分住各村，具结报投州应造册务，大良都古蓢底村（即良溪村）开图后民新增都图，以定户籍。新充新图一甲里长罗贵，……。各辟土以种食、辟草以结庐，聊为窝兜。……合同里排人户各备开单情由，逐一分勘，中间并无隐匿。如虚甘罪，所供事实”[13]。据东莞英村《罗氏族谱》载，罗贵在良溪一家连同仆人14口人，拥有山塘田地21亩多，草屋三间，耕牛二头。另新会良溪《罗氏族谱》记，罗贵在良溪所生儿子清之，清之生子翔，始迁东莞英溪，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之事。迁东莞后七世孙罗亨居莞城西门，是为“西门罗”之始。莞城有谚云“东门古、西门罗、南街邓、北街何，市桥下有只大鹏哥（市桥街旧多彭姓）。”即东莞和新会《罗氏族谱》所记罗贵世系有出入。此外，明代陈琏宝安《罗氏族谱》又云宝安罗姓同样来自珠玑巷，定居英溪。但宋代宝安地属东莞，所以应为一回事。又据香山有关族谱“罗族始祖王常，系出珠玑巷，原籍新会蓢底村，明迁小榄”[14]。与罗贵相关罗姓迁民还有顺德乐从镇大罗罗氏，《顺德县地名志》称“1265～1274年间开村，当时有罗、阮、徐三姓，以罗姓人数最多，遂称大罗村”。乐从罗沙罗氏，同书云：“咸淳九年（1273年）。由罗姓人到此海滩定居”，据调查来自珠玑巷。又顺德大良罗氏，咸丰《顺德县志》卷22引文：“罗铸夫，字义隐，先是远祖有纲者，……宋宣和初……移南雄珠玑巷。……绍兴末避金人难，乃徙南海大良（时大良属南海县）”，而据范湖显学冈《罗氏族谱》谓：“罗贵祖商孙？轩居小榄圩，生四子。三子谷周迁顺德大良村。于咸淳九年（1273年）以（贾）似道煽惑，胡妃溺死，有匿妃之疑惧，乃于十年（1274年）正月甲子夜，各乘筏南迁广州古冈南海，今迁顺德龙山居焉”。另《开平乡志》载狮子罗村，“世传（罗）贵翁，绍兴元年（1131年）从南雄迁蓢底，即今新会良溪，次子利用分居开平狮子罗村，男女七千多人”。《鹤山县地名志》说鹤城镇大官田，“咸淳四年至十年间（1268～1274年），以罗贵为首三十八姓九十八人，自南雄南奔，沿江两岸迁徙，陈、黄、李、吴、梁等姓至此开村”。高明《罗氏族谱》亦记“贵祖因宋朝烽火离乱，由南雄珠玑里迁新会蓢底。太祖兄弟六人同来耕肇，后卜居于高要孔堂，今属高明。但中更世变，屡遭兵妣，是以终年号，及各子孙长次，无从细考。现有朝端、朝冕、一乡、懿、荣五公之裔支分派街，日就繁昌，各祖今即以五公分五大房焉”。三水县也有罗贵子孙一支，上述范湖显学冈《罗氏源流》称：“？轩乃罗贵祖之裔孙财禄也……妣张氏，生四子，长大周迁小榄圩边白仙乡；次子细周，居小榄长延乡大埚村；三子谷周迁顺德大良；四子米周迁居三水县田螺布村，其子孙奉米周公为始祖。公传到第三代孙罗文贵，在大明朝之世，出仕巡毕，财禄祖至第五代孙罗全，乃文贵祖之第三子也”。不管怎样，罗贵后人曾迁鹤山、顺德、开平、高明、三水、番禺、中山和宝安等，为珠江三角洲开发作出贡献，特别是宋代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水网密布，大量土地未开发，罗贵等迁民带来中原、江南先进生产技术，与土著居民相结合，共同开垦这些肥沃冲积土，所以到南宋时，“广米”。甚丰，大量输往闽浙、珠江三角洲被列入中国“次等基本经济区” [15]，为明清以来以桑、蔗、果基鱼塘为代表专业性经济作物种植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罗贵所迁入新会为例，在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新会为下县，到南宋时已上升为中县。明《永乐大典?广州府》引《广州新图经》云“（新会）海有膏田沃壤，仓廪舟楫多取给”，即这一带垦耕取得很大成就，迁民为此发挥重大作用。

　　这些南迁氏族，不仅经济上有优势，而且也带来先进文化，带动当地文教事业发展。如罗贵七世孙罗享信，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永乐四年（1406年）表继业，守制在家，在莞城城西开馆授徒，“凡宗人，朋旧子弟咸不受束修”，如是三年。景泰元年（1450年）致仕，在莞城建义斋，“延师教子孙与族人、里邻子弟” [16]。罗亨信后因事贬为交趾镇夷卫吏，交趾郑公正作乱，他剿灭之。后又任宣府、大同巡抚多年，有政声、边防充实。正统十四年（1446年）打败也先的入侵，以功进左副都御史[17]。罗亨信之子罗泰，与莞城北街何氏后代何潜渊及陈靖吉等组织“风台诗社”于道家山凤凰台畔，推扬风雅，使东莞诗风一脉相承，至今不替[18]。这对东莞成为岭南文化之乡功不可没。

　　

　　四、后珠玑巷迁民向海外发展

　　以良溪为迁民符号的五邑地区，随着人口增长，耕地日蹙，环境压力增大，人口不得不向外迁移，首选之地为东南亚，继及欧美等地，揭开向海外发展历史，这也是后珠玑巷一个重要内涵。

　　19世纪中期我国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给土地带来巨大压力，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不例外。清道光以前，良溪所在新会地区，这种人地关系矛盾尚较缓和，故民生较为稳定。此后，新会人口上升到60万，清末达到80多万人[19]。志称新会“计每口得田不足一亩，一亩之人，岁以谷三百斤为率，是每口仅得半年之粮”[20]。开平“地不足以容人”，“迩来地狭人稠，所谓天然物产者，既不足以赡其家”[21]，粮食不能自给，一年全县只能供应4个月口粮[22]，而台山一年所产粮食，只够全县60万人“半年”食用[23]。粮食不足只能依靠大量进口洋米，新会所需粮食60～70％来自海外[24]。台山“余日则仰给洋米，倘舟楫偶断，炊烟立断”[25]。这带来巨大社会震荡，“富者骤贫，贫者愈贫，教养并缺、民起为盗，赌盗相缘，而游手游食之辈遍城乡矣”[26]。在生活压迫下，部分人口选择远走异国他乡，谋求出路。如民国初年，台山“县民挈眷，往南洋各埠寄居谋生者，计每年不下数百家”[27]。可为五邑向海外移民一个缩影。五邑也是广东自然灾害频仍且严重地区。每遇灾害，也逼使百姓向海外逃荒。如良溪附近新会棠下周郡村经常旱涝相继，十年九不收，11913年就有300多人因水灾出洋或到广西谋生[28]。另外，清咸丰年间发生在广东南路土客械斗，也使五邑地区不少人家破人亡，结群外逃出洋。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咸丰四年（1854年），新会爆发陈松年、吕萃俊农民起义，围攻县城达2个月之久。五邑各地纷纷响应，形成革命大潮。后来起义军失败，大批人亡命海外。又辛亥革命以后，五邑地区匪患甚炽。新会古兜山、台山大隆洞山成为土匪渊薮，经常打家劫舍，勒索钱财。1915年7月21日，发生新宁铁路中外旅客百余人被土匪劫持事件，中外震惊。生活在惊恐中黎民百姓同样走上逃亡海外道路。

　　鸦片战争后，美洲、澳洲和东南亚开发急需大批劳动力，五邑逃亡或被诱欺劳工多被输往这些地区，成为最早一代侨工。据调查，良溪北部鹤山（原属新会）雅瑶镇青溪村，有最早从南洋引种多株隔木，树龄在170年以上，即200多年以前已有良溪附近人出洋谋生[29]。据江门市侨务办1989年对五邑各地侨情调查结果，五邑华侨在世界分布，以美洲最多。其人数依次为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在亚洲分布，则人数首位为新会，次为开平，再次为台山、鹤山、恩平；在澳洲，华侨人数排位是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鹤山；在欧洲，这种排列是台山、开平、新会、鹤山和恩平[30]。从这个分布格局可见，五邑华侨中，新会华侨以东南亚居首，次为澳洲、美洲和欧洲。所谓后珠玑巷也是以新会为主体，包括五邑其他县市居民，迁移上述大洲的跨境行为。另外，新会在港澳人数，又居五邑地区之首，这说明江门的兴起和便捷的潭江水运，是新会人选择港澳谋生的一个动力。当然，五邑其他县市居民在港澳也不在少数，但新会能够领先，地缘优势无疑发挥重要作用。至罗贵子孙也向海外迁移发展，1991年1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据中街七家头的罗奇生、罗致生的创办人罗兆龄、罗兆贵兄弟的后人说，他们的祖籍南雄珠玑巷，后来迁居到新会良溪乡，从他们的祖先罗贵祖开始定居新会，而成为新会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是第二十三代了”。“罗氏，……由于百余年前，他们先辈在星（新）加坡中街建立了罗致生酱园杂货王国，还在马来西亚从事园丘种植，于是大批罗氏族人从广东移来新马。当中街七家头式微之后，又有许多罗氏族人移民到欧、美、澳等地”[31]。罗贵后人这一迁移海外实例，是五邑居民向海外发展一个代表，更是良溪作为“后珠玑巷”一个有力佐证。

　　改革开放以来，放宽了对居民出入境限制，五邑居民移居海外的机遇更多，规模更大，近十几年平均每年约1万人，1979～1997年18年五邑累计为18.24万人。其中家庭移民又为新移民高潮主要形式，占约移民总数91％，以“后珠玑巷”发祥地新会为例，在此期间21936名新移民中，家庭移民的有21018人，约占总数96％[32]。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罗贵等也是举家从南雄珠玑巷集体南迁珠江三角洲的，而当今他们的徒子徒孙又以家庭移民形式迁居海外，当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五、后珠玑巷迁民的社会经济效应

　　如果说，珠玑巷迁民是广府系居民主要来源，开发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主力军，深刻改变这些地区社会经济面貌的话，那么，后珠玑巷迁民，除了移居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以外，主要迁移海外和港澳，则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应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侨乡，带来巨大侨汇收入，中西合璧式生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等，形成侨乡地域特色，有别于非侨乡，这是广东省情最有特点一部分。二是对侨居地，这些迁民不仅为侨居地开发作出重大贡献，美洲、东南亚、澳洲开发，即留下他们深刻印记，而且传播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中国走向世界，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实现当代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功不可没。

　　

　　六、小结

　　“后珠玑巷”是新近提出的移民发祥地概念，对应于南雄珠玑巷而言。众所周知，南雄珠玑巷实质是迁民过境居留地，后演变成一种迁移符号，以致珠江三角洲乃至几乎所有广府系居民都自称先祖来自珠玑巷。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珠玑巷是进入岭南通道之一，还有其他通道可循，只有出于某种情况，珠玑巷成了这种迁移代号。但不管怎样，珠玑巷迁民对广府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开发，社会经济繁荣起了决定性历史作用。而“后珠玑巷”主要是明清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以五邑地区为主体珠玑巷迁民后裔，向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及海外和港澳迁移行动，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效应，推动不同区域发展和进步。南雄珠玑巷迁民以罗贵为代表。罗贵等人到达新会良溪，并先后迁东莞、中山、开平、鹤山、高明、顺德、南海、番禺、宝安等地，散布五邑和珠三角其他地区，后又向海外发展。新会良溪因是罗贵在广东第二站，又是他埋骨之地，称为“后珠玑巷”，既有象征移民意义，因而是一种移民符号，又反映五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对故土一种情结，有很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应继续加以研究，并开发利用，为振兴侨乡服务。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行政学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

　　

　　注释：

　　[1] 江门市地名委员会：《江门市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3：131

　　[2]《江门市志?海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153

　　[3]转见龚源超. 《江门通商口岸的开辟与海门关的设立》（未刊稿），2003：12。

　　[4]转见张国雄、刘兴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4～37。

　　[5]转见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142。

　　[6] 转见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144。

　　[7]转见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166～167。

　　[8] 转见张国雄、刘兴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0。

　　[9]道光《鹤山县志》卷11.罗绍伦《十七村纪略》、

　　[10]民国《恩平县志补遗》附録一。

　　[11]民国《赤溪县志》卷8。

　　[12]民国《恩平县志补遗》附録一。

　　[13]东莞英村.《罗氏族谱》，转见吴述超主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36。

　　[14] 东莞英村.《罗氏族谱》，转见吴述超主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57。

　　[15]冀朝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附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6]（明）罗泰《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罗公年谱》，转见[13]第138页。

　　[17]杨宝霖.《珠玑巷氏族的南迁及其对东莞的开发》，转见[13]第139页。

　　[18]杨宝霖.《珠玑巷氏族的南迁及其对东莞的开发》，东莞英村.《罗氏族谱》，转见[13]第139页。

　　[19] 转见张国雄、刘兴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0]光绪《新会乡土志》卷9。

　　[21]宣统《开平县乡土志?户口》。

　　[22]新编《开平粮食志》第三章，1989年铅印本。转见张国雄、刘兴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3] 新编《开平粮食志》第三章，1989年铅印本。转见张国雄、刘兴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4] 光绪《新会乡土志》卷9。

　　[25]郑德华《台山侨乡成因及其剖析》，转见张国雄、刘兴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6]光绪《新会乡土志》卷9。

　　[27]民国《赤溪县志》卷4。

　　[28]邓国雄《周郡今昔谈》，转见张国雄、刘兴邦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9。

　　[29]梅伟强、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9。

　　[30]梅伟强、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8～64。

　　[31]转见曾昭璇、曾宪纬等.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192。

　　[32]梅伟强、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