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府民系形成重要标志之一的粤方言，是土著古越语和中原、吴越、荆楚等语融合的结果。据语言研究显示，到南北朝代，粤方言已发展为一支独特的方言而与后世的粤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记南人所称五子(即洋桃)，现代粤语仍保留这种称谓，说明当时粤语某些词语已与现代一致。又按民系划分一条原则，即在一定时空背景下，某一稳定居民共同体，其人口数量一般不低于同样背景下土著居民人数。通常使用“客户”概念表示这两者关系。虽然客户是指没有土地农户，但外来移民初时几乎是没有土地的。以此比较，到北宋元丰年间，广州、端州、南恩州，以及广西融州、浔州等，即珠江三角洲、漠阳江和西江流域，客户占当地人口总数过半以上，成为当地居民主体。后世珠江三角洲居民每称自己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说明他们是宋以来经大庾岭道南下定居三角洲的。故普遍认为广府民系和相应的广府文化基本上形成于唐宋时期。

广府文化以重商、开拓、外向等商业文化和保留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系文化。《汉书•地理志》载，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徐闻、合浦，这是由当时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术所限形成的，广州已成为世界性贸易港市，“广州通海夷道”起点，侨居广州外商多达12万，并在这里设置我国最早的海关——市舶使。宋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围垦，大片荒原成为沃土，荆榛化为稻梁，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初露头角，广州成为著名米市，大量“广米”运到闽浙等地。广州作为我国外贸最主要港口，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由广州进口的乳香约占全国进口乳香的98％［1］广州城市“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2］，为广大腹地支持下广州商业兴盛一道风景线。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商品经济更有长足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以基塘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作物集中种植区，以致粮作面积在明末以后大为萎缩。清雍正皇帝把广东由此造成的缺粮归咎于“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射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庶、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3］这主要指广府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商也在重利驱动下蔚为社会风气，“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4］，即农业人口只占广州地区人口30％。非农业人口占70％。商品经济活力，促成大批城镇兴起，到清中叶，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四大镇作为一个城镇体系出现，带动了三角洲乃至西江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如肇庆河面“帆樯如织，而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者辄数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5］。商品经济隆盛，又造就了巨大商人集团。明清时，广东形成“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商三大区域性商人集团。但无论从商人数、资本势力和活动范围而言，“广州帮”都占压倒优势，次为潮州帮，再次为客家商，后者甚至未形成帮派集团。有人作过统计，从明宣德五年(1430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东商人有姓名、籍贯、经商地点的135人中，属广府民系有126人，福佬民系的有8人，客家民系仅占1人［6］。“广州帮”活动范围远及江、浙、闽、皖、桂、琼、鄂、京、津、南洋、欧美等地。另据朱一新、缪荃孙《京师坊巷记》和近人马芷庠《北京旅行指南》统计，明清广东商人在北京设会馆几29处，其中“广州帮”16处，“潮州帮”7处，客家商人的6处。在海外也有类似情况，1801—190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广东侨民地缘性会馆有60处，其中“广州帮”占29处，“潮州帮”8处，客家商人的16处，其他地区的7处［7］。“广州帮”在海内外商人集团中都居优势，实为广府文化在商业活动方面体现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广府地区以地缘关系，长期接受海处文化影响，故广府文化更具有多元性。尤其近世以来，广府文化首得海外风气之先，在物质、制度、精神各个文化层面上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促使自己的新陈代谢，发展为时代先进，文化。近20年改革开放，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猛烈冲击着与其相悖的旧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引进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科技、资讯、人才和其他文化资源；国内文化科技和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广府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无论是开放意识、改革精神，还是生活方式、衣着打扮等都发生深刻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全国的领导力量。这一切不仅标志着广府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和扩大，并逐渐向高层次发展，而且比其他民系文化更深刻地改变当地社会经济面貌。

客家人祖先进入岭南历史虽然很早，但作为一个民系形成则比较迟，约在宋元时代始完成这种转变。按上述主客户对比，北宋元丰间广东梅州、惠州客户占当地总户数都在50％以上，奠定了客户成为客家共同体的人口基础，明清时又有大批客家人迁居粤北和广西，连同梅州和惠州成为客家人在岭南大本营。宋代这些客户移民为适应岭南山区环境，放弃原先种植麦、稷为主旱作转到以开辟梯田为主稻作或杂粮种植，共同经济生活渐渐形成；为维系宗法社会秩序和环境需要等而建立客家围龙屋以及与此相关风俗文化都作为一种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特别是客家方言，在经过一个从中原汉语分化进程以后，在宋元之际才形成为一种方言，比粤方言和闽南方言要迟得多。清人比较广东方言说：“潮音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则说客话，而目潮音为白话，……而客音去正音为近”［8］，说明客家话仍接近中原话，但已脱离母语，成为客家民系形成主要标志。

在山区塞闭和艰苦条件下形成的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浓重中原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深受当地环境制约，形成以梯田文化为主体、以刻苦耐劳、尊师重教等精神文化为基石的客家文化架构。读书求学为客家人保持的中原风气，宋绍兴年间梅州知州方渐说：“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此后此风有兴无减。乾隆《嘉应州志》称“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因穷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至万有余人。前制府清改设州治，疏称文风极盛，盖其验也”［9］。时广东督学吴鸿以亲身感受说：“嘉应之为州也，人文为岭南冠，州之属四，镇平(今蕉岭)为冠。邑虽小，以余所评文章之士，莫能过也［10］。当地谚曰“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眼珠”，“不识字，一条猪”，“养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等等。在梅县出现“一科五进士”，大埔有“一科四进士”的美谈，梅县还有“文化之乡”之称。粤北南雄，宋代“其人多习诗书礼乐之业”，到清代“尚留余古之气”［11］。甚至贫困的连州，到清代“然名门望族，克守祭田。……衣冠典雅，仿佛中州，至道绝乞丐，更他郡所不及［12］，此乃“学而优则仕”在客家人中更有市场表现。从文、从教、从政、从军、从工等在客家社会蔚为风气；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成为很多人追求目标，说明读书求出路，是客家人摆脱贫困重要途径。当然尚学风气在广府、福佬地区一样如此，但问题在于，学风盛衰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协调，经济发达之区未必就是教育先进地区。至少在历史上，经济条件差的客家地区，文教反而先进。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其说源于一部分客家人称自己是中原文化世家后裔，毋宁说是客家山区人多地少，迫使他们以此作为外出谋生之道所致。

客家人在广东居地，昔为畲、瑶人所居，盛行刀耕火种。客家人到来，即在山地丘陵上修筑大片梯田，成为客家地区至为触目农业文化景观，有所谓“蓑衣田”、“笠麻丘”、“望天田”等名称，所指均为靠雨水灌溉的小田块，而依靠山泉灌溉者称“泉源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尤力耕”，客家地区土地利用程度还是很高的。由于客家男子多外出谋生，特别近世海禁既开，大批客家男子出洋加剧了当地劳动力不足，沉重田间和家务劳动便落在妇女身上，故客家妇女特殊社会地位和文化人类学特色便成为区别于广府、福佬系妇女的客家文化重要特质。光绪《嘉应州志•礼俗》云。“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稽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五州之言也。”为适应这种劳动需要，客家妇女最先破除缠足陋习，也不束胸，一顶遮挡烈日风雨黑纱边凉帽为她们特有标志。黄遵宪对客家妇女此俗甚为赞赏，他引用一位西洋教士的话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州(指嘉应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13］。他又说：“吾行天下者多矣，五部洲游其四，二十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客家妇女肓婚、童养媳、溺女婴和“从一而终”等习俗比广府、福佬地区炽盛。光绪《嘉应州志》记载贞节烈妇400多人，数量超过官宦、乡贤、科举等人物即为佐证。

岭南福佬民系主要由土著闽越、融合中原人、畲、瑶和后来闽南人等形成。从闽南方言分化形成过程和以它为标志来看，唐宋时期福佬民系基本形成，时间与广府民系差不多，或比广府稍晚。一个有力证据是唐韩愈贬潮州期间，曾“以正音为潮人诲”［14］，即用中原语音代替土音，但是没成功，显见闽南方言在潮州已形成，难以改造。宋代开始，为数不少闽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迁，抵达广东南部沿海和海南岛，与那里的住民发生民族的和文化的交流整合，形成福佬系一个分支，以及闽南方言的次方言，即雷州话和海南话。宋绍圣四年(1097年)贬雷州的文学家苏轼说：“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15］又清同治重刊《广东通志》云：“琼岛孤悬海外，音与潮通同。杂以闽人。”另还有其他文化特色(如天后崇拜)，显示琼雷汉人(客家人除外)基本上可归入福佬民系，琼雷文化是福佬文化的一个亚文化。

福佬民系沿两广沿海分布，人类生活几无不资仰于海洋。耕海、冒险、海神崇拜等海洋文化至为发达，是福佬文化一个最重要特质。唐代潮州是岭南一大港口，其地位仅在广州港之下，唐代潮州土贡鲛鱼即鲨鱼皮，属深海性鱼类，潮州渔民已在深海渔场作业，出现我国最早渔场之一。故后世潮汕地区流传“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潮漳以番舶为利”之语。但只到宋代以后，福佬地区海洋文化才显露灿烂光辉。元代《潮州三阳图志辑稿》云：“潮之为郡，海滨广斥，俗富鱼盐。宋设渔场三所，元因之。……盐之为利，即可以给民食，又可以供国用矣”［16］。明清时期，渔盐和海上贸易成为福佬地区重要经济来源，从人类适应环境和，开发资源角度出发，这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潮阳县“滨海以鱼盐为业，朝出暮归，可俯仰自给。至于巨贾逐海洋之利，往来燕齐吴越富室者颇多”［17］。澄海县百姓“半不务农，而以渔盐为业”［18］。南澳县“耕田作海，船只往返，通商贸而广财利”［19］。而琼雷沿海福佬人，蹈海冒险经商精神不减于潮汕。宋琼州槟榔“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20］。宋雷州海康港出口货有“谷、米、牛、酒、黄鱼”［21］。明清时期形成“潮州帮”商人集团与“广州帮”一样，远涉鲸波，逐海洋之利，方志、公私笔记对此记载甚多。嘉、道年间，海阳(潮安)商人“则海邦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22］。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闽越之轻生海外有，冒风险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23］。到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则云：“潮人仰赖批款(侨汇)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大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事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屋更有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华侨文化在潮州与广府珠江三角洲和客家地区一样，成为地域文化一个鲜明标志。福佬人亲海，故对海神天后(妈祖)至为崇拜。天后庙林立于我国东南沿海用乃至东南亚各地。据有关报导，目前在广东有天后庙约100多座［24］，建国前汕头有近10座以上，南澳岛现有15座，光绪时海阳有10座以上，乾隆时澄海有7座。从海陆丰经珠江口直下雷、琼沿海都不断有天后庙分布。在汕尾一带，甚至小孩取名，也与妈祖、佛祖相连，通常以“妈”、“娘”、“佛”为通名。过去几乎每3个男孩不是叫“佛泉”、“佛有”、就叫“娘包”、“娘兴”、或称“妈禄”、“妈水”、“妈吉”、“妈炎”等，都希望得到妈祖保佑。而女孩取名，则与上述通名无关，侧面反映福佬人对海洋依赖，因女子不便于出海之故。

从明代起，潮汕地区已有“地狭人稠”记载，故福佬人对空间利用甚为讲究，不仅有“种田如绣花”集约农业，而且在建筑、饮食、服饰等方面也至为精巧，同时也造就了福佬人精明能干、团结对外心理质素，这也是福佬人长期在外谋求发展、相互帮助、扶持形成文化潜质。

福佬文化在潮汕地区，也跟客家文化在兴梅地区一样，具有兴学重教，培育人才风气。宋孝宗曾问潮人王大宝：“潮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25］。据载，宋淳熙元年(1174年)，潮州参加科举考试士子为3000人，嘉泰四年(1204年)为4000多人，绍定元年1228)又增至6600人，到咸淳三年(1267)竟达1万人以上［26］，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增加二倍多，故南宋《方舆胜览•潮州》称潮洲“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上国”，被誉为海滨邹鲁。此后潮人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历久弥坚，乃民系文化一个优势。

  注  释:  

［1］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

［2］  转见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104.  

［3］道光.南海县志.卷1.

［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

［5］宣统.高要县志.卷11.

［6］  黄国信等.货殖华洋的粤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96-101.  

［7］    黄国信等.货殖华洋的粤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118-126.    

［8］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10.

［9］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引王象之.舆地纪胜.

［10］黄香铁.石窟一征.卷2.

［11］道光.南雄州志.卷9.

［12］同治.连州志.卷2.

［13］  转见杨宏海.粤客家妇女的民俗特色.载岭南文史.1986，(2).  

［14］永乐大典.卷5343.

［15］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

［16］  陈香白.潮州三阳志辑稿.卷3.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125.  

［17］光绪.潮阳县志.卷2.

［18］嘉庆.澄海县志.卷25.

［19］吴占才编.南澳县文物志.

［20］王象之.舆地纪胜.

［21］宋史•食货志.

［22］光绪.海阳县志.卷7.

［23］颜其综.南洋蠡测.

［24］陈泽泓.广东民间神祗.见羊城今古.1997,(5).

［25］永乐大典.卷5343.

［26］陈香白辑.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10.

（载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岭南文化》，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