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在我国起源甚早，最初只为军事据点。《新唐书•百官》载，镇“掌捍防守御”，后演变为聚落、城乡物资交流中心和县以下基层行政建置，具有军事、经济、生活、政治等功能，可谓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特别是镇作为城乡之间一级聚落，兼具城乡性质和景观，最贴近大自然，为人乐于接近和居住。其中一些镇区位适宜、风景优美、生态良好，或扼交通要冲，或商业隆盛，或名人辈出而闻名遐迩。这些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的历史名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而且具有异乎寻常的应用价值，非常值得重视，也是当前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应予保护、开发、利用的一笔文化资源。

珠江三角洲镇渊源久远，至迟在唐代就有南海金利镇（不是今高要金利，而在南海官窑东南麻奢、里水一带），顺德龙山、容奇、桂洲、黄连、北水、古粉、马齐，东莞香山（今属中山）、高要青岐、番禺石门、深圳屯门镇等。它们以交通、军事功能为主，也有商业重镇。嘉庆《龙山乡志》称龙山为“四方商贾之地，合堂奥之区，辟自大唐”。但只到宋代，随着三角洲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镇才成为县以下一种层基政区和城乡商业流通中心。宋政府规定“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一般聚落达到百户的作为设镇的最低人口标准，人口在千户左右市镇可升格为县。自此，建制镇在我国有一定发展。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等史籍记载，北宋广东设17镇，其中9个在三角洲，即南海大通镇、番禺瑞石、并石、猎德、大水、石门、白田、扶胥镇，增城足子镇等。不过这些宋镇后来大都湮没无闻，或沦为普通农村，或仅留一个地名，如广州猎德、石门、扶胥等。当然也有个别镇规模很大，如香山镇在北宋元丰年间，“侨佃户主客共五千八百三十人”。以5人1户，则香山镇是一个上千户大镇，这在当时三角洲实属罕见。

城镇只有依赖商品经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只到明清时期，珠三角商品经济才迅速发展，跻进全国先进地区之列，大批城镇才应运而生，为三角洲城镇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明末清初，广（州）—佛（山）—陈（村）—（石）龙作为一个城镇体系已经产生，并成为横贯珠三角一条经济轴线，发挥经济辐射功能。至于独立形成的镇，为数更多。据明嘉靖《广东通志•圩市》，今珠三角各县市有圩镇205个，约占全省47％。清代上升到645个，比明代增加了2倍。虽然圩是定期集市，与镇有一定区别，但两者功能往往相互交错，不能截然分开。广东镇大量出现是近世之事。据广东省民政厅1950年统计，1940年以前，广东（时含海南和广西合浦地区）有建制镇305个，1943年为203个，1950年为175个，1953年为331个，此后没有多少增加，反有萎缩现象，这主要是建国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被窒息有关。

问题不完全在于镇数量的变化，而在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化底蕴身后或具有某种特殊功能、影响深远者，是为名镇，在珠三角，按照功能，名镇大致可分以下几种类型。

1．交通型。珠三角水道纵横，在它们交会点或河湾地区往往形成交通枢纽，也是镇之所在。南海官窑镇，为西、北江通广州咽喉，晋代就极盛一时，故有“未有佛山，先有官窑”之说。今广州芳村花地大通滘口，旧为大通镇，为古代广州通佛山、中山、顺德水道之一，故名“大通”。今海珠区珠江后航道有瑞石镇，也为交通而设，明代才衰落，沦为农村。天河区猎德镇，为珠江凹岸，可泊大舸，通黄埔港，明代淤浅才衰落。南海神庙所在扶胥镇，宋元为广州外港，外舶往来如织，明代淤积，外舶移至琶洲。东莞石龙镇为东江水陆交通要冲，史称其“交通广（州）、惠（州），商贾如云”，成为珠江三角洲东部交通中心，明清广东四大镇之一。近世五邑地区新宁铁路建成，沿线兴起公益、白沙、木塘、四九、沙坦、斗山等圩镇，店铺林立，商业繁荣，为交通而带动起来圩镇典范。但凡这类圩镇，每随交通线隆替而变迁，具有很强时代性。

2．产业型。这类名镇深受地理区位和资源分布制约，古代主要为一些珠、盐、陶瓷、矿产地，近世则因新兴产业而形成，明显地建立在产品品牌上。佛山石湾镇是蜚声天下“南国陶都”，唐代已经兴起，明清达到全盛时期。工人数以万计，陶瓷制品出口海外，赢得“石湾瓦，甲天下”之誉。南海西樵镇，是南洋华侨陈启沅创办我国最早民族工业继昌隆缫丝厂所在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现在西樵镇已发展为饮誉全国纺织名镇，是历史传统在新条件下传承、发展的结果。顺德陈村镇，不仅是花卉种植之乡，也是水果加工基地。志称当地“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未富”。但在古代，家庭手工业占主导地位，集中布局在城镇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这种类型名镇，在珠三角实属不多。

3．市场型。因商品流通需要而产生，同样地，商品流通过程又促进城镇成长壮大。这类名镇，有的为小盆地和片村互市中心，有的依靠交通线或依托大中城市而出现和维持。侨乡开平赤坎镇，为潭江流域物资集散地，入清以来商业称盛一时。上述陈村镇，紧靠陈村水道，明清以来，不仅是珠三角一个粮食市场，而且“诸奇卉果，流俎天下”，为广(州)、佛（山）周边一个巨大商业中心。屈大均《陈村口号》诗云：“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枝龙眼致豪华”，即为其商业殷盛写照。明代新会江门镇，满载诸般土特产品的“千艘（船）如蚁聚”；顺德龙山镇，“百物辐辏，商贾常满”。增城新塘镇，明嘉靖年间始建成圩，后发展为东江下游港口和商品集散名镇，有“十里娇歌传玉笛，一湾残月泊沙堤”的水乡风情。菊花文化名镇中山小榄，清乾隆以来“林步（原圩）酒家，灯烛辉煌，彻夜不灭”。这些皆为珠三角商业名镇一个缩影。

4．文化名人型。但凡名镇，多建立在优越地理区位上，山青水秀，环境优美，钟灵毓秀，人文蔚起，故历史上名人辈出，饮誉一方。镇以名人而兴，是属这种类型。自宋代以来，珠三角人才初露头角，到“明兴，才贤大起”。南(海)番（禺）、顺（德）三县明代有进士333人，举人1225人，分占全省同类人才38％和19％，堪为广东人才渊薮。这个人才群体中佼佼者，也多产于名镇。从明清早期新会陈白沙、增城湛若水、番禺屈大均、陈澧、顺德陈恭尹、南海梁佩兰、朱次琦，到晚近花都洪秀全、珠海郑观应、容闳、南海康有为、詹天佑、新会梁启超、中山孙中山、番禺朱执信等，皆为一时之俊彦，几乎左右了近代中国政治、科技、文化发展潮流，谱写中国人才史上最光辉一页。而他们诞生地也由此成为历史文化名镇。顺德杏坛镇出过广东史上仅有9个状元中的2个，进士、举人多达40余人。南丹灶镇诞生过康有为、新会茶坑镇出了个梁启超、珠海唐家湾镇有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工运领袖苏兆征，南屏镇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故乡等。

5．艺术文化名镇。珠三角是岭南文化核心地区，植根于深厚文化土壤而绽开的文化艺术之花，也见于许多历史名镇。为有群众广泛参与和强烈的乡土气息，这类文化艺术具有风俗文化的特点，一些名镇即为它们大放异彩之处。佛山秋色，番禺沙湾飘色和广东音乐，市桥火（夜）色，紫泥春色，西樵武术、顺德均安粤剧，中山沙溪的醒狮、鹤歌等，皆以某种特有的群众艺术和文化风格而在岭南文化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珠江三角洲历史名镇，长则有上千年，短也有百余年历史。文化积淀厚重，风格独特，在选址、布局、生态环境、社会风尚、人文精神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科学、艺术、文化、观光旅游等价值。这包括：一是名镇选址科学合理。通常按照中国古代风水理论作为选址的依据和空间模式，而风水实质是处理人地关系的一种模式或曰环境工程，含有丰富的科学道理，而不能笼统地斥为封建迷信。名镇选址得当，布局合理，人与环境关系和谐，有益人的身心健康，自然生产发达，事业兴旺，人文蔚起。如梁启超的故乡，南面开放，北面封闭，前低后高，促使空气流通，冬暖夏凉；负阴抱阳，前塘后林，梳式布局，利于生产、消防、憩息和具美学功能，故人财两旺，造就了一代国学大师。其他历史名镇，亦多类于此。二是在外部空间处理上，特别讲究水口作为聚落的门户。风水认为“吉地不可无水”，水就是财富。通过造桥，辅以植树，建亭、堤、塘，以及文昌塔等人工建筑，以增加对村镇的锁钥气势，除了象征或隐喻的意义以外，实质上是弥补自然的不足，使整体景观趋于平衡、和谐。梁启超故居附近的熊子塔、三水大旗头村文塔等即为改造环境、寄意人才辈出的范例。三是名镇建筑形式和文化艺术风格独具岭南韵味，折射出岭南文化的特质。现存名镇的建筑多建于明清，石砖、蚝壳或夯土筑成的高屋、镬耳或马头山墙高耸，造成不凡的气势。而为消除民俗中的许多禁忌，每一村镇入口、门前巷口等处，刻上“泰山石敢当”字样，借助泰山的力量，威慑妖魔，还广泛使用太极、八卦图、照妖镜，以及其他符镇图案与文字置于门、梁、屋顶上，藉以平抚人们对禁忌的恐惧心理，客观上带来村镇浓厚的地方特色。更有大量的历史故事、图案、诗词歌赋等彩绘于墙头等处，宣扬人伦教化，增加文化气氛，如大旗头村郑氏祠堂即如此。举凡这些造型和艺术形式都强化和提高了名村、名镇的文化品位。四是多数名镇与名村一样，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居，或数姓集居，并世代相传有修族谱的习惯。这些谍谱是研究移民史、经济史、风俗文化等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如顺德的《龙山乡志》、《龙江志略》、新会的《潮莲乡志》、南海《西樵志》、《九江儒林乡志》、番禺《古坝乡志》等，即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历史名镇的历史和人文风貌，已成为教化、资政、存史的宝贵典籍。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5－1－28，02版，合作许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