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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神庙的文化价值


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1500多年历史。这座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远的海神庙,不但是2000多年广州港历史见证,而且它蕴涵海洋文化内涵,是岭南文化海洋性特质和中西文化融合、创新一个典范,具有非常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热潮中,继承和弘扬南海神庙所表现的岭南传统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产业文化,将提供重要历史借鉴和决策上重要参考。

南海神庙的文化价值,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广州海上丝路文化的一座丰碑

南海神庙位于广州外港所在古扶胥镇,因隋唐海运贸易兴盛而建,保佑航海安全。广州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始发港,其兴衰历史都与南海神庙有不可分割联系。自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开通以后,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大港,中外商舶云集珠江水域,时称“大海”的扶胥港即为南海神庙所在港湾,为主要出航地点。韩愈《南海广利王庙碑》中有“扶胥之口,黄木之湾”之句,正是广州珠江河段与狮子洋连接点,适宜放洋。而1973年8月在附近发现古港码头木桩,经14C测定为1160 ± 80年,相当于晚唐,显见海上贸易很兴旺。唐天宝十年(751年)南海神被封为“广利王”,意为广纳财利。宋代广州外贸不减于前,南海神又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加号“洪圣”,地位较唐上升。元代广州海上贸易仅次于泉州,但仍保持相当优势。据陈大震《南海志》统计,来广州贸易国家有147个之多,扶胥镇一年税收4467贯,超过新会、东莞、清远等口岸,并受7次官祭,南海神庙也得到大规模重修,显示它崇高地位。明代,虽因环境变迁,扶胥港淤浅,广州主港移至海珠岛潖洲,但扶胥港仍维持一定运输功能,南海神庙地位不减于前。朱元璋称帝第二年,在严行海禁之时,仍重修南海神庙,敕祀南海王,有明一代官祀南海神有10次之多,为历代之最;入清以后,潖洲港和后起黄埔古港(今黄埔村)持续兴旺,扶胥港地位式微,但南海神作为航海保护神,仍受到隆重待遇。道光年间神庙重修。此前,顺治八年(1551年)、康熙六年(1667年)、五十八年(1719年)、嘉庆五年(1800年)等多次奉祀,加赐封号、御书等,实为南海神庙地位一种折射,也是它在广州海上丝路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

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结晶

南海神庙作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和一个最重要标志,中西文化也同时在这里交流、融合,成为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神庙所展现海洋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岭南文化海洋性的光辉,它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

南海神庙所在广州外港,隋唐时当地还是俚文化为主流文化,汉俚文化处于整合时期,阿拉伯、印度文化这时正大举进入广州,广州所设蕃坊即为外侨聚居地。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开辟,域外文化籍此登陆广州,必然在南海神庙留下深刻痕迹。神庙今供奉古波罗国使者达奚司空,带来波罗树种,后种于庙前,是印度文化一种移植。《新唐书•摩揭国传》曰:“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属天竺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这位使者死后被厚葬在广州,其塑像穿上中国衣冠,请进庙中供奉,唐宋时封“达奚司空”和“助利侯”,从番神变为中国神,后波罗树种于庙前,果实累累,广种于岭南各地,故清范端昂《粤中见闻》说:“波罗蜜,……种于南海庙前。今他所有,皆从此分栽。”后来又从波罗树衍生出波罗鸡、波罗庙会、波罗诞等饮食和风俗活动。这实为印度文化在我国传播、生根和改造,故明朝东莞诗人苏应机《题波罗庙显相达奚司空像》诗曰:“风萍浪梗总无涯,莫认归帆望眼赊。万国分封虽异域,一天同戴即为家。烟消黄木朝朝日,春好罗浮树树花,况荷衣冠更左袵,旅魂何必重咨嗟。”(张其淦《东莞诗录》卷12)。这里说衣襟左开扣为异族之意。虽然如此,但穿上中国衣冠,已无中外畛域之见,从这里也可见岭南文化相容性之一斑。此外,保存在庙内《刘侯之记碑》,记载包括达奚司空、杜公司空、顺应侯、济应侯、辅灵侯、赞宁侯等6人事迹。他们有的来自印度的海员,被南海神封为侯,还记载南朝萧梁普通七年(526年)印度名僧即禅宗始祖达摩泛海来广州史实,皆从不同层面展示中西文化在广州交流、融合历史篇章。

三、贬谪文学的一个摇篮

唐宋时代岭南,瘴疠充斥,中原人视为畏途,每为朝廷贬谪罪臣犯人之地,他们中不乏大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多取道广州分赴各地,南海神庙是他们常履之地,也有为官岭南官吏和当地的志士仁人,以及岭外人士,他们有感于南海神庙声望,而留下大批题刻、诗文、祭文,形成千年诗廊。他们中有唐代韩愈、王建、张籍、杜甫、曹松、贾岛、刘禹锡、白居易、李群玉、高骈,宋代苏东坡、文天祥、唐庚、杨万里、方信孺、刘克庄、葛长庚、李昴英,元代吕城、汪广洋,明代田汝成、郭棐、苏应机、陈任俊、汤显祖、陈献章、梁佩兰、张诩、陆万钟、徐攸溥、薛纲、僧迹删就、谭湘、陈邦彦、僧见性,清代今诏、今严、屈大均、查慎行、法海、李文藻、赵良澍、徐樾、林伯桐、张际亮、孟鸿光、金锡龄、裘行简、王士祯、李绂、赵翼、董笃行、黎民怀、杭世骏、赵善鸣、吕飞熊、曾燠、宋湘等,诗作数以百计。(参见陈永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这些诗文,除了倾泻个人离愁别恨、家国情怀以外,更多的是描写岭南山川风物、人文胜景,大部分又是专为南海神庙而写的,如韩愈写珠江河面“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货通狮子国,乐奏越王台。”刘禹锡则曰“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宋代苏东坡《浴日亭》:“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沉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一江美景,尽收眼底,个人感怀身世悲凉也跃然纸上。宋杨万里《题南海东庙》中有“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赖有其诗,知道南海神庙有两座,后西庙被拆,东庙即今庙尚存。这类诗作、祭文等,都是宝贵文学遗产,对研究岭南历史文化,尤其神庙文物古迹有很高价值。如庙中唐韩愈碑亭、宋开宝碑亭、明洪武碑亭、清康熙万里波澄碑亭,以及东廊诗碑、后廊刻碑等都是极为珍贵文化遗产,可供学术研究和文化开发。

四、从大陆文化到海洋文化一个转捩点

中华文化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后向长江、珠江、黑龙江流域推进,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以地理区位、资源关系,我国自古农立国,农耕文明在早期占主导地位,故封建帝王对土地重视有加,秦汉以前祀山川即为一明显表现,说明大陆文化占优势。秦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尤其广东沿海,江河相通,对外交通便利,海洋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开始了在重视大陆文化同时,也注意海洋文化。南海神庙在隋代广州兴建,即非偶然,是适应这一时代潮流转变产物,以后各朝帝王都对南海神加封号、派员祀祭,祈求海不扬波,梯航万里,与海外诸国保持和平友好文化和商贸往来,保持广州作为“天子南库”地位。揭去这些封号、祀祭活动外衣,实是海洋文化地位、作用反映。南海神庙堪为我国实现以上转变一个开端和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但并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海洋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仅从历代封建王朝对南海神庙的封祭活动,就可见黑氏之论违反历史,也不合岭南文化海洋性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海神庙价值也是不同凡响的。

五、海神民间崇拜的中心

岭南作为古越人居地,越人善水,对水神崇拜有悠久历史和多种形式,但自南海神庙建立,成为官祭海神崇拜中心之后很快传播到民间,引发了以南海神崇拜为中心一系列风俗活动和兴建海神庙高潮。据中山大学叶春生教授估计,建国前广东南海神庙(含称洪圣庙、广利庙)不下500座,超过天后庙数量(300多座),但分布不平衡。南海神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甚多,建国前仅南海、番禺两县就有100多座,有的乡多至8座,佛山镇内有4座,其他地区没有或者偶有,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说明南海神庙和沿海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阴历二月初十至十三为波罗诞,珠江三角洲各地参拜者甚多,旧有“第一娶老婆,第二游波罗”之谚,说明南海神庙在老百姓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顺德县清代有南海神庙14座。珠江三角洲边缘或周边,南海神庙极少或者绝迹,如清远还有洪圣庙,博罗则没有,而到高州、化州一带甚至梅县、新兴、阳山等县又出现,不过有的称为龙王庙,有人认为这位龙王即南海神广利王。如江门潮连洪圣殿即供奉南海洪圣龙王,把南海海神和南海龙王合在一起了。这个分布格局反映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大港口地位和珠江三角洲航运、水产业兴盛,以及由此产生的以海神为中心的一系列风俗文化活动。

六、小结

南海神庙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海神庙,它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在我国各种海神庙中堪为翘楚。由于它是官修神庙,其祭拜活动开始是借助于行政力量扩布,后来就转为民间崇拜,形成系列风俗活动,成为岭南文化海洋性特质的一个缩影。南海神庙作为广州一项历史文物古迹,应予妥善保护,充分弘扬其优秀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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