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水系腹地辽阔，纵深宽广，在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笼罩下，山青水秀，流量特别浩大，将境内大小支流组成一个完整水系。流水的强大亲和力促使各个地域、民族文化彼此交流，形成流域历史文化自西向东的发展格局。而中国历史自北向南的推进大势，又使珠江文化能吸收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长，滋润、壮大自己。尤为重要的是，珠江注入中国最大的南海，借助秦汉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接纳海外文化，使珠江文化具有多元、开放的品格。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则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对流和沟通，相互容忍、采借、有机结合，此即珠江文化的相容性。特别是在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上，珠江文化所表现的宽容、共存、共生襟怀和恢弘大量，较之其他流域文化，要略胜一筹。

　　历史早期，南下的华夏文化和海外文化就与珠江文化和平共处、浸染吸收。今日粤方言保留许多古汉语辞汇即为一个活见证。广州、徐闻、合浦、贵县、梧州一带汉墓出土不少高鼻深目托灯男女陶俑，他们人种学特征和服饰异于汉人和当地越人，很有可能来自东南亚、西亚或东非；从文化主要依靠移民传播而言，这都可视为海外文化传入岭南佐证。

　　印度佛教在东汉时已从海路传入岭南，产生了苍梧人牟子及其《理惑篇》这样的佛学大师和巨著。但印度佛教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例如要修成正果，必须放弃世俗生活、抛弃父母妻子、削发出家等，不为一般人所接受。唐代新兴人惠能摒弃一切繁烦不堪佛法，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见性成佛”主张，将佛教从神圣殿堂中解放出来，变为一切众生可以接受的宗教，称为南宗顿教，并使之融合为古代珠江文化最灿烂的一部分。郭沫若先生赞“惠能杰出处，不愿升西天”。惠能使佛教世俗化、务实等理念及其影响，至今仍未泯灭。

　　唐代，与佛教在中国与盛的同时，海外其他宗教也大举进入岭南。唐政府在广州专设为外侨居住的“蕃坊”，由他们担任“蕃长”，实行自治管理。这些外侨中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时称景教）、拜火教等教徒，“蕃坊”即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多种文化荟萃之地。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以后，即有不少穿着奇装异服的外商往来其间。在广州的外商非常富有，爱以烤全羊宴客；波斯妇女穿耳带环，有的多至20多枚，广州人见之不以为怪。后世广州拥有的广泛使用香药、斗鸡、蓄养黑奴、蛮婢等风俗，即来源于这个外商群体。一说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广州怀圣寺，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建筑。大殿形式类似穹庐，有西域风格，而其顶又为重檐歇山顶，形式与南方干栏式建筑相同，说明它是结合岭南地理特点而建，展现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

　　唐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有12万外教徒被害，但这不是种族或宗教原因，而是战乱所致。有人估算唐代广州有80万左右流动人口，仅从外侨所占人口比例，即可窥见海外文化与珠江文化在广州和谐共处大观。宋代在广州、南海、番禺、顺德、海口、万宁、三亚、儋州等地的外侨人数更多、仅广州城外便有“蕃汉数万家”。虽然地方政府有过禁止蕃汉通婚之令，但收效甚微。朱彧《萍洲可谈》记，宋时蕃客不但娶广州女子为妻妾，而且广置田宅，所生混血儿称为“土生蕃客”，或“五世蕃客”。这种血缘交流也是文化交流，促进珠江文化朝多元相容方向发展。当然，文化传播是双向的，珠江文化也流布海外。马克思曾认为，中国四大发明在西方传播是对中世纪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也是对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岭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起点，在其中功不可没。

　　西方思想制度、宗教、科技文化当时经常被称为“奇技淫巧”，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异端邪说”。在外地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事物，在岭南反应却不一样。明末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肇庆展出西方图书天文仪器、地图等，人们赞叹不已，称他为“伟大的天文学家”；在山城南雄，利玛窦受到政府官员和信徒的拥戴，他在日记中说“竟日坐在那里讲我们信仰的真理，有时讲到将近子夜”。西洋教热几乎席卷全城，完全出乎利氏所料。清道光阮元修《广东通志》即介绍自鸣钟、风琴、千里镜等西洋精巧器物，以及西方“设奇器科取人”的考试方法，在当时全国无先例。

　　鸦片战争以后，洋教溯江深入珠江流域广大城乡，虽然也发生过不少冲突，甚至对抗事件，如广西西林县“马神甫事件”，以及贵县、上思、广东博罗、连州等地教案，但这主要人是基于传教的政治动机和少数教士及教徒的胡作非为所致。这时已经定型、成熟了的珠江文化，对洋教表现出宽广襟怀和博大气魄，不但能与之和平共处，而且能从中吸取有益养分，丰富和发展自己。例如凝聚着西方文化成果的《圣经》一书由马礼逊在广州翻译出版，即给中华文化首先是珠江文化予以巨大影响，广州高踞洋教在中国的中心地位。民初《中华归主》一书写道：“广州三角洲（即珠江三角洲）汉人口众多、村落稠密之地区，宣教事业蒸蒸日上，几乎每镇都有教堂，并以教堂为中心向附近乡村派遣中国布道员，积极宣传福音，甚至不少地区中基督教之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处不在之地步” 。坐落在城乡的风格多样的西洋教堂，与当地风水塔相映成趣，构成中西建筑并峙的风景线。而宗教生活也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民国《香山县续志》说：“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各县赴（澳门）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唯顺德县紫泥（今属番禺）人最多”。与此同时，英语、西方饮食、娱乐、服饰、风俗、艺术、医药等也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深刻改变珠江文化的风貌。

　　民国初年，流行于地中海一带的骑楼建筑传入广州、香港等城市。因它适应岭南地理环境，很快风行两广城镇，但不是照搬原来建筑风格，而是结合当地特点，于是出现古希腊罗马柱范，哥特式塔尖、阿拉伯式穹顶、巴罗哥式曲线、义大利式钟楼、西班牙式窗户等；仅骑楼建筑一项，即荟萃着西洋建筑精华。20世纪20到30年代，碉楼建筑在五邑地区兴起，仅台山一县盛时有5000多座，现以开平最多，尚存2460座；既有传统式屋顶，但更多的是类似骑楼建筑风格。触目之处，中外结合，土洋冲撞与融合尽在其中，反映中西文化在侨乡结合的历史源流。广东省正将开平碉楼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将是珠江文化一项殊荣，人们在拭目以待。

　　在经历了历史的洗礼以后，珠江文化现在处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转捩点上。近年西方文化在不同程度上融进珠江文化各个层面，包括高新科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并使珠江文化远远走在全国其他流域文化前面。这恰是珠江文化历史形成的对外来文化强大的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能力在现代的体现。

　　（原载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0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