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是古代南方越人神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在泛珠三角大部分地区都有过广泛使用，并留存至今。它们分布和文化共性，充分显示泛珠三角具有共同文化源流。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用石器和弓箭武装起来的原始部落，毕竟是非常软弱，甚至是无能为力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约在夏代，中原人首先放弃了已使用数十万年的石器，踏进一个崭新的青铜时代。而珠江流域，由于社会的历史进程滞后，直到商末或西周，这个时代才姗姗到来。自此，珠江文明才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学术界对岭南的青铜时代和相应的奴隶社会问题还有很多争议，但对存在过不发达的青铜文化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时期的遗址发掘表明，三四千年前，古越人已用自己的双手，铸造出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各种青铜器件，特别是铜鼓，文化内涵丰富，技艺精湛，在我国青铜文化史上独领风骚上千年，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由于珠江流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青铜时代在早晚和青铜文化的水准仍有一定的地域差异。铜鼓的类型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尤为明显，并有从珠江中上游向下游传播之势。

　　先秦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处在部落联盟社会，如以滇池、洱海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古“滇”国；也有少数地区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如北盘江流域所在的夜郎国。这时青铜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军事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武器。据近年统计，云南出土的近万件青铜器中，有起土用的铜镢，中耕用的铜锄，收割用的铜镰，砍伐森林、开辟耕地用的铜斧，祭祀用的铜牛，捕鱼用的鱼钩，多种用途的铜鼓等。云南是我国有色金属之乡，铜出产丰富。后来，《汉书•地理志》说：“俞元怀山出铜”，俞元即滇池以东南盘江流域的澄江、江川、玉溪一带。该书还记载今个旧、蒙自、峨山一带产锡、铅、银，都是冶炼青铜合金的主要原料。所以上述青铜器不但数量多，用途广泛，而且不乏精品。例如抚仙湖畔江川出土“牛虎铜案”，在大牛腹下镂空，雕一头小牛从腹中走出，牛尾巴被一只老虎咬住，形象肃穆，精美绝伦，为青铜器之瑰宝。这类青铜器上，还有极为精致的线刻、金银错刻、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等，图案多种多样，栩栩如生。大理附近祥云出土的铜棺，通件以七块铜板合成，冶炼规模和水准相当可观。夜郎人敢于自大，也不无道理。他们也有值得称道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就出土不少鼓形铜釜、铜戈、铜镞、铜刀、铜锄等。研究显示，云贵高原先秦时的青铜器物，在形制和风格上仅能看到中原青铜文化的蛛丝马迹，说明它是本土文化，是生活在珠江上源古越人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1］。

　　先秦时期，两广青铜文化也闪烁过灿烂光辉。据何介钧《试论岭南青铜文化》一文统计，岭南出土先秦青铜器超过1700件，分布在60个县市，约占两广全部县市的1/3。另有报告说广东青铜遗址、墓葬为400－500处，各类青铜器近千件，而广西有500多件。这些青铜器初露头角于商周，经春秋战国的发展，衰退于战国晚期，既有来自中原、荆楚、吴越，也有不少是本地制作的，南越、骆越、西瓯等族人，应是这些青铜器的创造者。两广青铜器在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都有分布，以西江水系最为丰富，肇庆、怀集、广宁、封开、四会、罗定的铜鼎、铜鉴、铜缶、铜钟、铜盉、铜铎等为代表性铜器。北江之清远、英德、曲江、佛岗、乐昌、始兴、东江之和平、新丰、博罗、惠阳，以及珠江三角洲之珠海、深圳、中山、香港等都出土过同类青铜器，为青铜时代在广东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历史缩影。在广西西江各支流沿岸的武鸣、恭城、平乐、宾阳、贺县、柳州等地，都出土有与云贵高原和广东相同或相似的青铜器物，说明西江作为一个水系早就有文化往来。在广东发现的铸铜石范，也与在云南、广西发现的相同，反映彼此间铸铜工艺具有共同特点。过去对广西壮区青铜文化研究较少，很多人只知道壮人铜鼓很出名，实际上壮人其他铜器同样比雄于其他民族。如广西武鸣出土的商代牛头提梁卣，为骆越人与周朝交往中获得的回赠品。武鸣出土的西周铜胸铃、铜饰物、铜钺、铜矛等，皆合范铸成，内容新颖，形象生动，极力追求奇巧，皆为不同凡响之作。直到秦汉，广西青铜铸造业仍有光辉成就。1969年桂林市西林出土汉代鎏金铜棺，长2米，宽060米，高068米，重116斤，甚为罕见，惜后来被作为“四旧”砸毁。1976年贵县罗泊湾出土的铜铸扶桑树灯，上有展翅欲飞的金鸟，据研究系依《山海经》上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的神话铸就，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亦为一件稀世珍品。

　　在古越人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中，最为光辉夺目的首推铜鼓。它像中原的铜鼎一样，享有崇高地位，被赋予种种神秘法力，是古越人及其后裔心目中的神器，受到顶礼膜拜。它同时又是一种打击乐器，在公众活动中广泛使用。珠江流域是我国铜鼓的故乡。虽然中原北方华夏族在商代已掌握铜鼓冶铸技术，但其形制与南方不同，在青铜文化中的地位远不及在南方显赫，所以人们每谈铜鼓，皆以古越人铜鼓为代表。著名民族史学家徐松石着有《百越雄风，岭南铜鼓》，视铜鼓为岭南古越人风习标志。此外，邻近我国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出土过与我国形制相同的铜鼓，但这些铜鼓是由我国西南传播过去的。春秋时期开始，珠江流域古越人先后铸造和使用铜鼓。最早是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距今约2600年，而珠江流域云南江川李家山铜鼓时代稍后，约在西元前三世纪至西元前一世纪之间。在中原文化传入以后，古越人铸造、使用铜鼓的热情未曾稍减，汉代为它的鼎盛时期，流行直到明清。新中国成立前，流域内一些少数民族仍保持着浓厚的铜鼓文化风俗。据统计，到1986年我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铜鼓约1500面，其中云南约有200面，广西435面，占全国的29％，是全国铜鼓分布中心。广东铜鼓主要分布在北江以西和西南地区，最集中的是粤西地区，有113面，此外，贵州铜鼓也不在少数。珠江流域的铜鼓约全国的一半，堪称铜鼓王国［2］。铜鼓类型复杂，在珠江流域出土的就有8种，它们的大小、图案不同，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各具特色。但大类言之，可分为滇桂类型和粤桂类型两类。前者分布在南盘江、北盘江、红河水、柳江、漓江等流域，包括广西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以及云南、贵州和广西接壤地区。这类铜鼓主要特征是多数鼓面小于鼓胸，胸部膨大凸出，腰部明显收缩，鼓面中央太阳纹不隆起而较大，光芒较长，鼓面、鼓身有晕，且较宽大，晚期鼓纹饰简而粗，计有翔鹭、舞蹈、划船、野兽、水波、人物、花草等26种以上。纹饰华实富丽，既有写实人物各种活动，也有虚拟动物，以及人类各种幻想等。晚期这类铜鼓面上边缘装饰有蟾蜍、骑士、牛拉铁撬、龟、母子马等立像，形神俱备。其时古越人虽无文字，但铜鼓比文字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和追求。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葬中出土的一面这类铜鼓，花纹非常精美，沉睡地下二千多年，器表仍光亮如新，堪为铜鼓中极品。粤桂类铜鼓主要分布在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包括黔江、浔江和广东西江地区，地理上相连成片。这类铜鼓的主要特征是鼓面大于鼓胸，胸部不甚突出，胸以下逐渐收缩成腰，胸与腰之间有一条圆匝分界线。体积大而沉重，鼓面中央太阳纹隆起而小，光芒短，各晕间距相差不大；纹饰有云纹、雷纹、兽纹、虫纹等15种以上。鼓面边缘主要饰以水鸭、骑人的双马，也有的鼓脚饰以立体小鸟。这些纹饰，以细致繁缛、朴实无华见长。这类铜鼓中北流式铜鼓，体形特别高大、厚重、古朴、北流县出土的一面宋代大铜鼓，面径165厘米，高65厘米，重300公斤，可当睡床使用，为国内外罕见。一千多年以前岭南土著居民竟能铸造体形如此硕大、工艺如此精湛、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铜鼓，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和高度的智慧多么令人惊叹。

　　这两类型铜鼓，最早出现于云南楚雄，后又北向四川，南向缅甸、泰国，东向贵州，东南向广西、越南以及东南亚等地传播，故云南被认为是南方铜鼓的源地。广西铜鼓除了当地形式以外，还有来自云南、贵州式样。而广东铜鼓又属广西北流式和灵山式，自是从广西传播来的，如此形成铜鼓文化从珠江上源向中下游传播，并造成风格上有显着差异的格局。

　　铜鼓因具有多种功能，被披上神秘色彩，因而成为公共活动的核心。作为权力象征，它有发号施令作用。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宋淳化元年（990年）广西南丹州壮族首领莫洪皓曾向中央政府贡献三面铜鼓，得到嘉奖，表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中央承认。作为财富，铜鼓是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和标志。直到明代，朱园的《涌幢小品》仍说：“夷俗最尚铜鼓……土豪富室必争重价求购，即至百不惜”。同时代广东南海人邝露，怀才不遇，曾浪迹广西瑶区，也见铜鼓身价甚高，在所着《赤雅》一书中指出，“夷俗赛神宴，时时击之，重货求购，多至千牛” ［3］。作为乐器，铜鼓在各种红白喜事中大显身手，如广西壮族有葬蛙习俗，届时葬场是一片彩旗海洋，纸旗上画着五谷六畜、鸟兽虫鱼，铜鼓声连天价响，伴着其他乐器声和地炮声，响彻山谷，经久不息。入夜，人们又在铜鼓声中踏歌、起舞、逗乐、闲聊，好一幅古朴风俗的生活画卷。宋李昉《太平御览》记载，生活在西江一带乌浒人有猎头习俗，“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而向，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作为原始崇拜物件，铜鼓更具有驱鬼镇邪威力。《宋史•蛮夷传》说“雍熙元年（984年），黔南言溪洞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铜鼓有这么多功效和威力，连汉人也不能不折服。《后汉书•马援传》说东汉大将马援征交趾征侧、征贰起义，“得骆越铜鼓”，事后仿铸。马援其人素有好马和养马癖性，于是“乃铸为马式”，即在铜鼓上铸上马图案。以后这个“马式铜鼓”成为定制。据明张穆的《异闻录》载，“铜鼓，昔马伏波（按马援曾被封为伏波将军）征蛮物，以山溪易雨，因制之。一悬之梧州镇府左廊，昔沉潭中，声震十里。鼓出遂无怒，人言为其祟，令舟赖以无险”。照此看来，铜鼓又有遏制风雨、保护舟楫安全航行的法力。这就难怪雨多风大、浪涌连天的珠江流经地区，出土那么多铜鼓了。在广西有一个流传很广的  《铜鼓的故事》  ，说铜鼓是壮人祖宗所制，能驱赶太阳和月亮照耀不到角落里的毒虫恶兽与妖魔鬼怪；铜鼓身上许多图案会教人学会很多本领，有了它可以安居乐业。所以壮人非常爱铜鼓，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照故事主人那样造铜鼓，越造越多，多得像天上繁星一样。这个故事把铜鼓人格化了，实际上是铜鼓文化一种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折光［4］。铜鼓不仅广见于珠江流域，四川、湖南西部也是铜鼓分布之区［5］。四川雅州“邛雅之夷僚，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 ［6］；泸州一带“击铜鼓，弄鞘刀” ［7］；渝州“不解丝竹，唯击铜鼓” ［8］，直到近现代，西南地区仍有许多少数民族有使用铜鼓习俗。这种铜鼓文化流行格局，充分显示泛珠三角地区古代民族有着共同器艺文化渊源，并彼此交流、融合，形成铜鼓文化风格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也是区域间交流和联系日渐加强的一种佐证。

  注  释:  

［1］参见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62.

［2］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64 .

［3］参见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62.

［4］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61－67.

［5］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164.

［6］雅州风俗.卷7.

［7］泸州风俗.卷88.

［8］渝州风俗.卷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