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三泰

　　“今天的历史是文化”。发生于1979年中国南海边的“春天的故事”，是珠江文化最辉煌的一页。

　　在“一个老人”画的那个圈里，有个名叫“宝安”的边陲小县。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它神话般地崛起一座大城市—深圳，而“宝安”随即变为这座大城市的一个区。

　　让我们跟着洪三泰先生的笔触，去追溯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感受它所体现的新的文化理念。

　　一、迷惘：寻找经济实在的位置

　　仿佛一切都为宝安的未来作铺垫。

　　1984年10月17日，深圳市博物馆人员在宝安西乡镇发现的汉至六朝的墓。古墓出头的纪年砖写着四个字：“大兴”、“太宁”。

　　这是二千年前的天意？人类的渴求？或者，是某种权威力量神秘的暗示、睿智的预言？

　　“大兴”—崛起，兴旺发达。这是古人的祈求，今人的渴望。“太宁”—安康，团结和谐。这是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

　　在宝安这块土地上，珍藏着的这一“天书”，今天让我们来解读，难道是巧合吗？多灾多难的中国，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有新生和发展的希望。但要实现“大兴”、“太宁”，也将是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呵！

　　宝安的“大兴”、“太宁”，到底需要经历怎样的迷惘和阵痛？何时让世人获得惊喜？

　　人们知道，宝安所处的独特位置和空间，使之在历史的进程中出现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风景线。许多令人惊叹的镜头，使国人震惊，也令国人自豪。

　　历史是遥远的，但发展的脉络却很清晰。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几个郡。香港地区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这是宝安县之始。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

　　历史，已经注定宝安与香港同在一片蓝天之下，彼此山水相连，唇齿依存。

　　20世纪50年代后60年代初，香港的金融、商业兴旺发达、市场繁华的时候，宝安和全国各地一样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两地经济生活的差异，必然使毗邻地域的民众心理上发生波动。这种波动，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历史上，宝安和香港两地的群众来往来密切。宝安县有4000多亩耕地散布在香港新界。一年四季，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到地里播种收获。两地的农民、渔民和蚝民，经常同在一片地或一片水域劳作。对于过边界耕作和养蚝的农民、渔蚝民，港英当局没有加以限制和干涉。农民、渔蚝民可以从香港买回一些生活必须品。

　　1951年强化边境线管理时，我方仍允许边境农民持证过境耕作，渔、蚝民也可以出海捕鱼养蚝。彼此相安无事。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产力下降，经济萧条，老百姓的浮肿病出现了。宝安县委经请示省委、省政府批淮，在宝安县实行“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三个五”及“小额贸易”政策。“三个五”即允许过境耕作的农民和下海作业的蚝民，每月可以有五次，每次可以带5斤副食品或价值不超过5元的商品入境。“小额贸易”，即允许边境社队对国家外贸部门不经营的稻草、河鲜杂鱼、吊钟花、甘蔗尾、草皮等农副产品，由社队在指定的口岸自营出口售销，所得外汇，可购回化肥、农药、农具等生产资料自用。同时，允许蚝、渔生产队在香港销售或在海上交易渔蚝产品。所得外汇，就地购置生产队自用的渔船、渔网等生产工具。1961年，实行这些对外开放、灵活变通的边境经济政策，促使宝安县经济形势很快好转，农业生产发展较快，较早地解决了三年经济困难问题，干部群众十分高兴。

　　这是宝安的空间传出的多么令人振奋的改革开放的先声。这是最早出现在宝安地平线的改革开放的曙光。

　　可惜，这声音还很细小，这曙光还很微弱。

　　尽管它细小，却因它是前奏，而孕育着巨雷。

　　尽管它微弱，却因它是火种，而注定要燎原！

　　此刻，让我们破解先声和曙光首先出现在宝安空间和地平线的秘密吧！

　　在法国和国际史坛享有盛名的年鉴派史学家、法国学士院院士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了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时地中海周边的共振现象。他认为，特殊的经济世界的共同特点是，横跨几条政治和文化边界，而每条边界又分别以自已的方式，切割地中海世界，并显示其差别。“无孔不入的经济推动着货币流通和交换”。经济世界的形成表现出多项特征。这是有界线的地域；这块地域要求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资本主义在那里占统治地位；这块地域的内部具有等级差异，它是许多独特的经济区的总和，其中有些贫穷，另一些属于一般，唯独其中心比较富裕。

　　准此，香港作为经济世界的存在显然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这个经济世界对于毗邻的宝安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人们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宝安的广大农民，自然感到物质生活贪乏，甚至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他们“这个时期的大量经济活动是自给自足，以货易货，互相服务，范围狭窄的日常生产与消耗。”（费尔南．布罗代尔）他们过香港耕作，养蚝、捕鱼，以一些农产品去换取食品和生产数据，这是必要的。宝安当时提出的“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三个五和“小贸易”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宝安的实际的。可以说，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尝试式的开放，是一种开放的萌芽。但做起来有点小心翼翼，有点瞻前顾后。人们生怕把握不了尺度，一脚滑到资本主义的范畴。

　　布罗代尔在回答资本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西欧萌芽、发展这一问题时，有他的独特见解。他把这种萌芽和发展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经济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没有这种按供求关系建立的市场，就没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因此，市场意味着解放和开放；第三层是资本主义。

　　这三层分法，道出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在看来，还有现实意义。

　　宝安在解放后几年，受香港的影响，经历了布罗代尔所说的第一层，有小贸易，解决基本的物质生活，是很自然也很重要的事。

　　然而，1956年边境封锁，宝安群众的对港小贸易几乎停止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盛行，那些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全被废除了。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人们开始失望了。

　　当初到香港去的人每月可赚二三千元，寄个“零”头回来就可以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若出港两三年，就能拿钱回乡建新楼。此刻，一切蓬勃的景象都己经消失，农村开始冷落。大鹏、葵冲、坪山、龙岗等社队的农民说：“走的走了，留下的是老弱劳动力，要承担外流人员的公购粮任务和他们留在家里的老人小孩的口粮，怎么办啊！”可是，香港的诱惑力依然强大。人们常常屈指对比，显出无奈的神情。

　　宝安的困惑引起广东省委的关注。1959年至1964年之间，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以巨大的魄力为宝安县的发展出招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区。在宝安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宝安游览。”

　　有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从1961年6月开始，宝安县便大规模地向香港输出稻草，也运出一些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

　　这便是与香港发展的小额贸易。这样做，真可谓立竿见影。宝安人首先感到小开放的成效。他们决定再放开一点。

　　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李富林说：宝安的群众去香港耕地，只需写个简单的申请，盖个公社的章就可以了。多数群众同时带上本地生产的产品到香港换取生活必需品。

　　自1961年8月28日全面放宽边防管理后，对港贸易便逐渐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令人欣慰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宝安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宝安还借粮给博罗、海丰等县，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呢！

　　可是不久，有人提出收缩“小额贸易”政策；随后，又来了打击“投机倒把”运动，风里雨里，宝安到香港的贸易之路又被堵塞了。

　　逃港之潮又在涌动。而宝安又沉寂了。他们时而暗望香港，想着散布在香港那边的农田，想着那通往香港的弯曲的小路，慨叹着，时而屈指算账，想着从香港买回的生活必需品，心情是复杂的。一种渴求被深深地压抑在心中了。

　　他们知道，宝安和香港之间在经济物质生活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以1978年为例，宝安农民分配年均收入每人134元人民币，而香港新界农民的收入人均13000多港元。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讲求实际的宝安人普遍认为，“笨蛋”才会留下来。留下来，“做死也无法摆脱贫穷”。

　　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

　　这时，宝安这块宝地在颤动，不可避免地摇动着。

　　日里夜里，田埂河边，一批批人非法越境，到香港去。宝安的大片土地丢荒了。

　　宝安，怎样在发展经济方面寻找到自己实在的位置？人们似乎感到十分困惑了。

　　为什么逃港，怎样制止逃港？这些问题严重地困扰着宝安的老百姓，也困扰着宝安县和广东省的领导们。

　　   

　　二、面对“偷渡风”

　　   

　　这是令人感到渺茫，感到焦虑的日子。

　　在宝安和香港交界的边境在线，越来越多的人非法越境到香港去了。来势好似难以遏止。

　　有些社队的水稻成熟了却没人去收。这样下去，村民连基本的物质生活也难以保证，还谈什么发展致富？宝安的农村，一时人心惶惶。

　　“偷渡”风潮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边境在线，日日夜夜都有人偷渡香港。村头村尾，都谈论着越境的信息。宝安的许多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守家了。

　　一时间，宝安一带无法制止这突起的风潮。

　　广东省委经多方考虑，认为要平息“偷渡”风潮，必须加强领导，增强防范的力度。省委认为方苞较长时间在沿海一带搞公安工作，又曾在宝安搞过“四清”和担任代理县委书记，比较熟悉沿海边境的情况，是前往宝安任职的合适人选。

　　于是，方苞被任命为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

　　方苞上任后，时刻牢记组织交给的重任，马不停蹄地做着多方面的工作：严密边境线管理，加强堵截工作；依法惩处以赢利为目的的偷渡团伙的为首分子和引渡分子；每年由县委领导带队，组织几百名机关干部深入社队蹲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落实增产增收的各项措施。省政法战线和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也很重视，带来一批批干部到宝安县蹲点指导。

　　这些工作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非法外流者少了些，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建立深圳市之初，非法越境外流不但屡制不止，而且有发展漫延之势，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达四五百人之多。

　　方苞夜不能眠。

　　他把宝安的现状、历史以及经济、民生等情况想了又想。越想越感到问题复杂。宝安群众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对于宝安的现状和将来到底怎样看？方苞很想知道。

　　那段时间，他下到基层，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又在各种会议上收集群众的呼声。

　　从历史上寻找原因，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寻找有关方面的经验，不难看出，逃港潮的泛滥不是偶然的。它是对我国的长久封闭和禁锢的强烈反抗，是对某种自由的追求。从华侨经济发展的源流看，广东是全国外出华侨最多的省份，占70%左右。宝安的华侨大多到荷兰等国家。华侨经济的兴起和长期发达开了先例。宝安必然是反对封锁、禁锢最积极，追求开放自由最强烈之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决不能堵截，只能及时扩大开放，加以正确引导。

　　事实正是这样。

　　1978年12月召开的以开展整风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来自基层的干部反映了农民的强烈呼声：恢复边境经济政策，实行开放改革。

　　这呼声是自然地发自心底的，那样果断，那样迫切，那样不可逆转。一些社队偷偷实行“联产到组到户”了。由此，农民的积极性逐步得以提高。他们尝到了开放、自由的甜头。

　　方苞敏感地感到这种呼声就是广大农民的心声。它有如惊蛰雷，迸发在早春时分。这些心声告诉领导者，要发展，必须实施好的经济政策，必须顺应民心，改革开放。

　　可以预言，如果再不改革，再不开放，搞活经济，要彻底平息偷港风潮是极其困难的。

　　香港的经济对内地的影响是直接而长期的。

　　方苞想：如果根据宝安靠近香港这一特点，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华侨港澳同胞众多，进出口方便以及过去行之有效的边境经济政策等条件，改革不利于边境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那么，群众非法外流问题是可以解决好的。     

　　方苞又想：只靠人海战术，堵截偷港人员，是不能从根本上让宝安人心服口服的。截了一批，又出另一批，白天截住，夜晚又出，东堵西漏，怎么能制止群众非法越境。

　　历史，似乎隐约地出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清初实行“迁海政策”，即“海禁”，官方下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移50里，严禁沿海渔民下海捕鱼。包括宝安在内的沿海居民，被迫内迁。其中，宝安县三分之二的区域在被迁之列。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清王朝把新安未迁的地区并入东莞县，新安县随即被撤销。迁了的地方，村庄变废庄，田地荒芜，船艇絶迹，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官迫民迁，走进了死胡衕。到了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广东巡抚王来任冒死上疏，痛陈迁海之弊，请求弛禁复界。于是清政府宣布取消迁海之令，通告迁海之民回原籍定居，并重新恢复了新安县建制，仍隶于广州府。沿海的乡村又开始复苏了。

　　官迫民迁，必使民苦。现在，民向外流，若硬性堵截，也不是上计。

　　但逃港是不行的，如此逃下去，不也是田地荒芜，生产停滞，民不聊生！这样下去还谈什么发展？

　　逃港不行，堵截也不行，唯有顺应民心，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实行改革开放。

　　想到这里，方苞的思想豁然开朗了。

　　然而，方苞依然心里不踏实。改革开放，这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要决策问题。人们的观念千差万别，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改革开放，谈何容易！是的，人们都看到了宝安和香港差别很大的事实：中国刚解放，宝安分田地，一段时间得以自由，但香港更能放开发展，速度比宝安快得多；1957年，宝安搞高级社，农民集中起来干活，却出勤不出力，生产力低下，生产后退，市埸萧条，物质奇缺，农民贫困，而香港发展很快，宝安哪有香港繁华？农民看不到前景了，就开始逃港；三年经困难时期，香港依然发展。逃港风更屡禁不絶；内地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生产力受挫的时候，香港发展得特别快。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宝安的经济和香港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因此，逃港人数有增无减。事实让人惊醒：改革开放，势在必然。

　　方苞开始向省里写报告，要求在宝安搞外贸基地。希望上头减轻宝安的粮食任务，如果不减，也可只通过上调外汇，以作补偿。

　　报告送上去了，方苞在耐心等待。

　　没有回音。

　　方苞又写。他连续写了三个报告上送，却依然石沉大海。

　　报告虽然未获批淮，但方苞不灰心。他利用一切机会向上级汇报情况，提出具体建议。

　　这段时间，谷牧带一批人到外国去参观；邓小平带一批人到外国去视察。他们在外面看到了很多新鲜东西。他们认为，这些好东西如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是完全可以学习的，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借鉴。

　　非法越境风潮越来越加剧了。1979年5月6日，一夜之间，有2．4万人逃港。

　　方苞彻夜奔波在边境在线上。他和干部一起去规劝要逃港的人、堵截夜半人流。结果还是有800多人逃出去了。

　　中央对这一严峻时态十分重视，再次派员到宝安瞭解情况。

　　寇庆延急传方苞上省汇报。方苞说自己的工作未做好，正继续努力。他并不讲一些领导的责任，自己包揽了所有责任。

　　无论如何，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杜絶逃港现象。这是方苞久怀于心中的信念。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顺应民意，抓住机遇，推动着历史性的大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总政策。在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可喜的曙光。

　　中央在这时更加迫切地关注着宝安的逃港问题。不少领导亲自前来调研，要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1977年春，财政部长张劲夫到宝安调查研究。方苞陪他到沙头角、莲塘、罗芳、皇岗、福田、渔农村等边境村镇视察。

　　方苞边看边向张劲夫讲述边境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及其影响。当他们到深圳河边察看了丢荒了的耕地时，张劲夫慨叹道：“看来让农民过境耕作并搞小额贸易是可以搞活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为什么要把这条路堵死呢？”

　　他说，他回去要向国务院领导反映这里的情况和他们的意见。

　　方苞很高兴。毕竟有领导知道了实情，并愿意向中央国务院如实反映情况了。

　　同年秋天，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的姚依林到深圳口岸凋查研究。又是方苞陪同他到边境视察。这也是个好机会。方苞汇报边境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影响，传达农民一致要求改革开放的愿望。姚依林肯定了方苞他们的意见，也表示回京后向国务院领导反映。

　　这期间，省委、省革会负责同志刘田夫、王首道、王全国、寇庆延、范希贤、曾定石、李建安、国务院外贸部郑拓彬、贾石等部长也到宝安边境来调查研究，听了汇报和实地考察之后，都表示要把宝安、珠海两地建设成供应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建立供应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方苞全程陪同工作组成员。他们参观创汇高、成本低的出口传统产品生产基地，跟社队干部倾谈，制定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研究落实规划的措施，写成会议纪要，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1978年5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到宝安调查研究，传达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一段批示：“无论如何要把宝安和深圳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

　　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前来广东商议如何落实中央领导的批示。方苞和县委副书记李新亭向他汇报外贸生产基地情况，并如实反映，目前最突出的是资金困难。段云答应每年从宝安县出口的海沙收入中拨出400万元人民币，支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也记罣着宝安，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省委、省革委会听了工作组汇报后，于1978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报告提出：3－5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游览区和边防城市。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上同意省政府的上述报告。国务院在批复中明确规定，为了实现“三个建成”，可按实际情况调减两县的粮食征购基数；可以使用银行外汇贷款；对亏损的出口商品，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按收购价格给予价外补贴；两县的税收龢利润除了归还贷款之外，1979年到1982年暂不上缴，留给当地用于经济建说和各项事业开支。国务院批复中还强调：“总之，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一股令人感到新鲜、和畅的春风吹到了宝安和珠海。

　　一切渐渐地开始顺应民意了。

　　方苞明显地感到了中央对宝安的亲切关怀和爱护。他在1979年1月省委常委扩大会上，一边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一边联系实际发言，再次反映“文革”破坏边境经济政策以及干部、群众对恢复边境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的强烈要求。他还向习仲勋、刘田夫等领导提出恢复和扩大过境耕作、边境小额贸易等建议。

　　黄静波副省长受省委、省政府委托与宝安、珠海两县的代表讨论、研究。方苞和分管这项工作的李广镇副县长就地起草了正式报告。

　　2月，省政府正式批复了方苞他们的报告，同意边境社队自产的农副产品和海淡水产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作为小额贸易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用于进口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自用。深圳农村非边境地区社队的同类产品，也可按上述办法交由外贸公司代办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

　　这是从未有的改革外贸、外汇体制的一种有益尝试。

　　这是微开窗口，与香港接触的一种新的尝试。

　　方苞为有这种尝试，这种新的开始而深感欣慰。

　　1979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报告。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些体制包括：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扩大地方对外贸易的权限；财政体制实行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金融体制在国家统一政策、规定和安排下给地方以适当的机动权；物资体制根据生产基建等各计划，以省为主管理；商业体制实行以省为主管理；劳动工资体制允许地方有灵活性；物价体制在执行国家物价总方针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地方定价产品的范围。

　　两个月后，即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

　　谷牧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这一工作。9月，谷牧同志到广东与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特别强调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仲勋同志当场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当时在省委分工中是管特区工作的，由于中央强调：“广东省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因此，省委决定由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吴南生领导起草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1980年8日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15次会议得以批准公布。这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

　　此后，中央明确给地方，特别是给特区深圳以更多的主动权。

　　这段日子，方苞和县里的其它领导配合对经济特区的宣传，一方面做非法越境农民的工作，最大限度阻止外流，一方面日夜奔走，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工作。人们风闻宝安大地有望先行改革；和香港之间不是断絶联系，而是有更密切的经济往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关注着宝安经济的发展。

　　渐渐地，宝安的有关报告，省里也作了批复。

　　宝安的农村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

　　情况正向好的方面发展。逃港的人数明显下降了。宝安的田野，又开始有了耕作的气氛。丢荒的田地开始长出庄稼了。

　　宝安，出现了曙光，出现了春天的气息。

　　   

　　三、改革旋风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政策贯彻到宝安大地的时候，一切都开始苏醒。

　　非法越境风潮，曾使宝安一时喘不过气来。

　　劳动力外流了，宝安劳力奇缺和耕地多的矛盾十分突出。全县9万劳动力每年要完成70多万亩水稻种植任务。这是相当繁重的任务。

　　这时，深圳市成立不久，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农业生产方针，将65000亩水稻田改种蔬菜和养鱼。同时调整粮食种植计划。两年里，挖鱼塘7万亩，改种蔬菜7万亩，10倍于原有的鱼塘和菜地。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收入增加了。

　　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人”，多劳多得，农民有奔头了。

　　渐渐地，出现了种养大户！

　　靠外流香港的劳力寄钱养家的农户屈指一算，和种养大户一比，相形见绌了。叫儿子外逃的父母纷纷催儿子回乡定居，大搞种养。

　　农民致富的路上露出了希望的曙光，阳光大道很快就会出现了。

　　宝安人在奔走相告。宝安以外，多少人的目光在注视着这一片天空！

　　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向深圳市委、市政府出谋献策，支持改革开放，真诚而热烈。

　　然而，宝安人是冷静的。他们在考虑，千头万绪，该先走哪一步？

　　方苞想：对中央决策的理解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提高的过程。这个时候，极左思潮是改革开放的巨大障碍，必须清除。

　　在宝安，方苞发动群众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的影响。平反了冤、假、错案。

　　极“左”思潮，是闭关、封锁在思想观念上的延续。极“左”这把刀，砍断人们的手脚，也削去智慧者的脑袋。它，使人们困于枯井中，等待死亡。

　　宝安人并不是愚者，他们懂得思索。经历了极“左”路线的危害以后，他们不得不去思索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先例。明清的禁海，制造多少人间悲剧！其最终的反作用力是巨大的：爆出了一个香港！

　　香港的出现也有历史的必然！

　　中国历史上的长期禁锢和封闭，国力内伤，元气不足。懦弱必受欺凌。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群起而入侵，谁不想张开虎口狠狠地咬中国一口？

　　于是，中国的大门被轰开了。宝安被敲出了一个香港。

　　宝安又爆出一个深圳是怎么回事？深圳的封闭落后已走进了一个死胡衕，已无路可走，被迫打开大门。一个是被敲开的，一个是被迫打开的，时隔100多年，难道这是历史的一次冲动？

　　其实，时势也在促使我打开大门。

　　开放初期是什么形势？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向东移，向亚太发展。四小龙已喝头啖汤了！世界上有九万亿美元在游荡，寻找归宿地呀！我们要适合这个大趋势，决意开放。

　　这，还容得半点犹豫吗？

　　150年前，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的胁迫之下，生存陷进了危机，几乎沉没。然而，他们的法宝是弃旧图新。经历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日本的幕府醒悟了：自闭锁国，死路一条。作为唯一的窗口长崎，允许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往来通商。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2000多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日本的士族阶层竟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科学，并由此瞭解迅速发展着的西方世界。

　　这巨大的破关力量，让日本得见天日！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组织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学习。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为了这次出行，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在1年10个月的漫长考察中，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写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録。

　　耗巨资，花长时，终于获得了三个字：惊、醉、狂。

　　惊—惊叹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

　　醉—迷醉于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狂—破釜沉舟，学习西方，如德国一样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

　　日本，终于挤入帝国列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这些历史和世界的事实，使面临改革开放的宝安人信心百倍。

　　人们看到，历史上的禁海，爆出了一个香港；改革开放，又爆出一个深圳。

　　方苞，之所以下决心扫除极“左”路线的流毒，正是为了顺利地改革开放，建设一个富饶美丽的宝安。要知道，这是千年宝安唯一的选择呀！

　　和全国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开了“左”的精神枷锁，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辟了中国发展史的新纪元。

　　宝安，走进了这一伟大运动的前沿阵地。思想交锋，总在明里暗里，在理论和实践之中。

　　改革，必须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宝安，广大的农村应摆下什么“战场”？旧的经体制，违背了价值规律，阻碍着生产力发展，应当破掉。

　　177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这本书的出版与牛顿去世相距30年，比1765年瓦特发明蒸气机迟11年。它们都是给世界带来震惊的大事，是人类历史上升起的福星。这位经济学家的基石是当今人们熟知的口号，即“自由竞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克拉夫茨说：“他最著名的观点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国富论》提出的控制经济生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简单地说，就是今天经济学家常讲的市场供求规律。根据这个理论，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对外贸易战略。

　　宝安，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首先按市场供求规律办事。以方苞为首的县委领导班子，勇敢创新，毫不犹豫。他们要破以往旧的经济体制，大胆进行改革，并使之深化和完善。

　　他们瞄准香港和特区市场，实地考察了这两个地方。这里需要鲜活产品，包括鲜活鱼虾、三鸟、蔬菜、水果等等。市场需要就是任务。必须从实际出发，废除旧的管理体制，调整农业生产方针，调减粮食种植计划。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按照市场需要和价格规律，指导引进外资，发展经济。

　　旋风式的改革开始了。宝安的土地无形中与香港、特区的市场连成一片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也与之紧密相连。

　　机关的科局之类机构也应立即改装，否则便成过时的孤立机构。

　　政企分家，确定了新的坐标。畜牧局、水产局、林业局、工业局、轻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商业局、二轻局等，全部撤销，改为专业公司。“内外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体制，生产、供应和销售的服务均由一个公司承担，实行随行就市，按质论价，以出口创汇赚得的利润弥补内销供应的亏损。内于处理好出口和内销的关系，价格合理，产品增加，收购、运输、销售及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比较满意。这些公司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也壮大了自己。宝安、华宝、宝恒、康达尔等上市公司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是，外贸价格体制改革较早也不容易。如荔枝、蔬菜、三鸟等价格不好定。

　　方苞认为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开放价格，改革只是空话。

　　宝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外贸补内贸，这是发展的道路。

　　公司带农户，首先在宝安搞起。

　　1978年初，宝安就开始这样做了。4月，国家计委、中央农村部等联合来调查：宝安怎样以农产品换外汇？

　　方苞对外贸厅长说：“我失败过，163个鸡场全部覆没。后学习香港办鸡场，成功了。”

　　先前，从香港买鸡苗和饲料，花费大，成本高，不合算。后来，自办公司，公司与农民签合同。他们以排价向公司购买鸡苗和饲料，既降低成本，又节约了时间。只用120天就推出一批鸡。公司以排价收购产品。这叫低价来低价去。

　　这样一来，农民的积极性得以提高，养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宝安一年可产1000万只鸡供应特区和香港。到了1987年己有2000万只。一只鸡纯赚2元，2000万只就赚4000万元！

　　种荔枝，也是宝安农村走向市场之路。

　　但开始时，农民担心荔枝价格低，不愿意种。

　　后来，作了尝试：农民出土地，公司出种苗，一棵荔枝投资15元。

　　农民开始种荔枝了。

　　公明镇，仅楼村便出现万亩荔枝园。由此还孕育了生态平行循环经济。一万棵荔枝600到1000亩地，可配养50000只鸡或1000头猪，鸡、猪粪可为荔枝施肥；或7000亩荔枝配30000亩鱼塘，1000亩鱼塘配50000只鸡……

　　改革形势的迅速发展令人难以预料。

　　农民从不敢种养到自觉种养；从不敢管到自己管。他们勇敢地撞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

　　1982至1983年，宝安平均每一个劳动力一年可以创造了1．8万元到2万元。超过了上海工人的产值。

　　宝安华宝公司，先养了一万多头猪，后又垄断了中国的饲料生产。公司带农户，获得了双赢。最初的资本积累开始于宝安的农村。

　　宝安农村之“特”，就特在这里。

　　短短二年，深圳的蔬菜面积从七千多亩发展到七万亩，养鱼面积从六千多亩发展到7万多亩。开垦荒坡地新办荔枝场18个，面积达二万多亩。到80年代，全市活鸡上市已达二千多万只，其中出口一千多万只，占香港活鸡市场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1983年，特区对粮、油、糖、布等群众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供销、价格体制实行了大胆的改革，在全省率先取消了发票定是供应制度。运用市场价格调节供销的需求。

　　有人对此担忧，怕引起抢购风，影响安定团结。

　　事实上，运用市场调节，符合价值规律，能较好地调整产品的供求关系，发展生产力。这样，不仅不会出现抢购风，而且发展了生产。特区市场的商品渐渐丰富了。到80年代中期，百分之七八十商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深圳市向市场经济迈开了一大步。

　　宝安这片土地，是率先创出奇迹的土地。

　　人们还在观望、等待之际，它己出现了许多新鲜、奇特的景观。

　　当“三来一补”这个特有名字在宝安的土地上出现的时候，一时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

　　“三来一补”，是四种贸易方式的统称：一是来料加工，二是来件配装，三是来样生产，四是补偿贸易。

　　1978年秋冬，宝安引来德信行老板。李广镇成立了洽谈办公室。

　　1979年4月要建立外贸基地……

　　有人就说：“引进剥削了。”

　　他们以为，国外商人走进宝安，就是为了实行剥削。和外商接触就会受其剥削。

　　宝安区和一些镇引进了车衣机，在一些旧饭堂，旧祠堂为外商进行来料加工，制成衣服，只收取加工费。大批女子得以就业，改善生活。实践证明，有来料加工比没有好，靠我方搞不起来。不要出钱，不要销售，农村劳力又多，这样可以赚钱，又能安排劳动力，何乐而不为？

　　很快，各镇各乡都积极搞来料加工。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外商都来了。旧饭堂、旧祠堂和闲屋舍都用完了。

　　外商还源源不断地来，怎么办？

　　方苞提出沿三条工业线，先搞三个工业点。一是布吉，二是横岗，三是西乡。

　　1981年有人总结说，从祠堂、饭堂模式发展为工业区模式，是宝安最初之路。

　　后来，引进台湾商人来租厂房办厂的越来越多了。

　　1978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了布吉发展的新旅程。

　　当时，布吉公社干部郑兆棠，得知香港一位老板想来深圳办羊毛衫加工厂，他马上向上级汇报，领导同意把港商请到布吉办厂。1979年签了一份编号为“深纺针字001号的来料加工协议书。借部队的一个大仓库，从贫下中农中招募工人，办起了深圳第一家来利加工企业。1980年，镇里建立了全市第一家镇级工业区—白鸽笼工业区，由镇建厂房，统一招商引资办工厂。

　　从深圳有名的“001号”—深圳土地上开放的第一朵花开始，到“三来一补”遍地开花，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布吉镇掘到“第一桶金”以后，财源便滚滚而来了。布吉找到了迅速崛起的道路。从1979年与港商签订的全国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到90年代初，布吉镇累计引进外资超100亿港元，外商投资企业1000家！从1990年1月到10月，布吉镇的工农业总产值达58．41亿元，同比增长20．8%，税收总额12．17亿元，同长增12．3%，预算内地方财政收入7．3亿元，同比增28．1%。

　　到1988年，当其他地方的发展刚刚起步，布吉镇的“三来一补”和乡镇企已经红红火火。当其他地方还在大力发展“三来一补”时，布吉又提出“科技兴镇”，在继续发展“三来一补的同时，引进了“三高”（高投入、高技术、高效益）企业。5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转为“三资”企业。布吉于2001年布吉进入全省农村经济200强镇行列之中，荣登广东第一经济强镇。

　　让我们看看横岗镇吧！

　　横岗镇地处深圳东部，毗邻港澳，是深圳通往惠州、梅州、汕头、福建的交通要道。1997年横岗镇的工农业总产值才是99万元，农民年收入才57元。上世纪80年代横岗最早招商引资，以“三来一补”为主，搞得热火朝天。镇委书记周锦廷用了三步棋留着外商：一是建厂招商，二是外商注资建厂，延长港商的土地使用权。到1999年就有18个工业区，引资600家，“三资”企业95家，自营企业11家。镇工农业总户值15亿元，三级总收入4．83亿，财政收入达1．486亿元。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度吹到这里的时，总投资达30亿的香港骆文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横岗了。这预示着横岗的“三来一补”企业将由传统加工型过渡到高科技型。横岗，在快速腾飞。

　　是的，深圳办特区初期，宝安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引进外资主要是采取“三来一补”形式。虽然这种形式我方投资少，风险小，投资回报快，“旱涝保收”，收益稳定增长，受到广大干部群众欢迎，但却引起种种非议。什么“引进夕阳工业”，“引进污染”，“引进剥削”，“给外商占了配额，占了便宜”，“不如独资发展工业”，“不如搞高科技”，“不如外商独资、合资企业”等等。其实，“三来一补”也好，“独资”、“合资”也好，不过是引进外资的一种形式，至于某个项目是否高科技，是否污染，设备是否先进，是选择项目时应注意的问题，这与引进外资这种方式无关。

　　实践最能说明问题。如果不引进外资，不从“三来一补”开始，由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三来一补”到合作、合资、独资，从“二手”设备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从工业到商品住宅和旅游业，等等，宝安以至整个特区就无法从小到大，从低速到高速发展工业、商业和第三产业。就无法同地区、世界接轨，搞特区就失去意义。

　　宝安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宝安的不少村镇，人均出租工业厂房达200平方米，人均年收入仅此项就达2万多元。外地劳动力来深圳市“三来一补”工厂务工的有150万人，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宝安两区18个镇每年引进外资企业850多家（其中“三来一补”企业660家）。

　　在宝安7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集了数万家“三资”及“三来一补”企业。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务工大军被这个巨大的经济磁场吸引着。他们是建设宝安的生力军。

　　宝安，大鹏的垂天之翼像巨帆扬起，飞向这方。

　　珠江口，在海岸线上绵延4公里的平坦大地上，一个花园式、园林式的滨海新城正初露芳容。一条岸线，两条轴线，和三个圈层，构城了奇幻的意境。

　　（作者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