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灯》后记

　　十年前随广东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住在骆克道一间酒店。早晨我们到街边档吃白粥油条，老板称呼我们“表叔”。这是当年的流行语，意思是大陆过来的穷亲戚！穷亲戚也还是亲戚吧！

　　回来之后，陈残云、江萍同志对我说，你到香港生活，写一部反映“九七”香港回归的长篇小说。见我面有难色，便又说，你在香港居住过，读过书，可以写好的。省作协韦丘、三泰、胜德和吕文同志都给我鼓气。上海文艺出版社丁元昌同志得悉，当即向我约稿，并一直关心我的创作。后来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杨奇等同志的支持，我便到了香港。

　　在香港，杨奇等同志一直很关心我的写作，还给我看了大量资料，详加指点。他说我对中下层颇熟悉，欠缺的是对上层大财团生活的瞭解，并给我提供方便，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同时我又在香港图书馆泡了几个月，自信可以把小说写好。

　　回到深圳，坐下来执笔构思，才觉察出自己的空虚。概括这香港百多年历史，描绘这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生态，难度很大。几易构筑，皆不称心。写了个开头，便又停了下来。

　　当时我在宝安挂职生活，李容根、周光明、梁道行几位领导，给我鼓励催促。看来此书非写不可了。生逢其时。宝安港商云集，从中小老板到大财团巨贾，厮混熟了，无所不谈。他们给我谈了读《资本论》章节的体会，露给我看口袋里的加拿大、美国护照，诉说当“太空人”、坐“移民监”的苦楚，同时又毫不掩饰对香港赚钱吃水深的留恋，由衷地感谢大陆开放改革给他们造就了个发财的好机会。至于对“九七”香港回归，喜悦之余却又心事重重。风中灯，不知灭时节。他们期望小说写得真实，真情地描绘香港人的心态衔接和心态的回归，是怎样就怎样。这无疑是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宝安设区后，我有幸同胡强共事。他是一位财经奇才，精通经济，博学多才，满腹史话传奇。我从他身上“偷”了不少情节、对话。至此，脑子里活跃着各种各样朋友的影子，有时还跳了出来站在面前。

　　由于疏懒，磨磨蹭蹭到去年秋天才动真格的，时断时续，进度也慢。春节后，方苞同志问及，你的小说还不拿出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说只写了一半。他说，先发表不好吗？一言惊醒，便投给《深圳特区报》连载。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吴松营、向同、卢绍武、关飞和黎锡红同志的支持。

　　这一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写出来了。总算了却一个心愿。

　　生活是不执笔的创作，创作是执笔的生活。在宝安磨蹭了近十年没有白过，认识了一班朋友，讲真话的朋友。知己难得，此生足矣！

　　1996年7月9日夜

　　《十字门》后记

　　读书的时候在澳门呆过，住在荷兰园街的一间粉白墙壁的小楼里。这街名因为当年关押过荷兰俘虏而得名。附近的得胜街、得胜花园也因此战役而命名。在澳门，这样的炫耀命名随处可见。

　　在众多的炫耀物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尊铜像，永世难忘。一尊是在议事亭前拔刀怒视的军曹米基士打立像，还有一尊是在填海口岸跨马挥刀的兵头亚马留铜塑。这两个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尊为挂着葡萄牙国徽的英雄，一直宛如两个铅块沉沉地压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

　　没有什么比得上民族苦难的耻辱的心灵负荷更沉重了。

　　也许由于这个历史缘分，上海朋友约我写本澳门回归的小说，我竟不自量力地答应了。茫茫四百年，苍茫岁月，从何下笔？港澳朋友劝诫我说，要写就写得像个澳门，写不像就别写了。非要把“赌”“黑”两个字写透不可。这时候我心里浮起了这两尊发黑的铜像，想到了在这铜像的阴影下，人们怎样生存过来，泣诉着几许凄凉苦楚。我想得更多的是那“赌”“黑”的背后，那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我渴望着太阳把这个阴影抹走。

　　重返澳门已近暮年。故居不见，旧友亲朋，各自谋生，杳如黄鹤。当我漫步议事亭前，军曹铜像已给人们推倒了，代之而立的是清澈的喷水池。竖在葡京大酒店前面的亚马留铜塑，也在香港回归后悄然搬回里斯本去了。他们都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结束了历经四百余年的炫耀。

　　人贵有自知之明，历史何尝不是这样！

　　随着澳门回归倒计时的移动，我感到无限振奋，心灵里那个沉沉的铅块也很自然地放落了。

　　末了，我该衷心感谢深圳、香港、澳门的老朋友麦汉波、曾锦培、钟斌的帮助支持。

　　1999年1月25日于深圳

　　《鹏回首》后记

　　二十年前写了部长篇小说《南方的风》，《鹏回首》同《南方的风》是姐妹篇。

　　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多年，因故拖延至今日才面世，历尽坎坷。张光年同志生前很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再三嘱咐我，要把书写好，音容宛在；创建深圳经济特区的革命老前辈功不可没，个中风风雨雨犹历历在目。谨以此书献给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和辛勤营造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们。

　　我妻子刘青为此书的写作尽了一臂之力，衷心感谢。

　　2005年4月30日晨　　　

　　（“深港澳”三部曲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