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和我国的中原文化、红山文化、东南文化一样，都有其长久的发展过程，都有它的来源和发祥地，亦有它的发展中心。中原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孕育了红山文化，东南文化产于长江流域，岭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是离开大江大河的，因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绝对离不开水的，从古至今都如此，所以说水是万物之源，现在不妨让我们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论证。

　　一、西江是连接人类起源地的桥梁

　　根据近一百多年的发现和研究结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的发展历史经过了五个阶段，即腊玛古猿阶段（1400万年—700万年），南方古猿阶段（400万年—100万年）、直立人阶段（200万年—20万年）、早期智人阶段（25万年—4万年）和晚期智人阶段（5万年—现在）。从上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腊玛古猿阶段与南方古猿阶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其他各个阶段的年代里，都有一个时期互相重迭，同时并存。这种结果可能由于各地区发现的同一种人类化石的存在年代不同，和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同种人类化石其演化的速度有一定的差异所造成，这说明其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这种不平衡性是与当地之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种变化过于激烈，有可能导致某种人类化石终止其演化，归于绝灭。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各阶段人类化石分布的局限性。但不管怎样说，上述的五个发展阶段是世人所公认的。

　　至于人类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在亚洲的南部，也有的学者认为在非洲。不管人类的起源地是在南亚或者是在非洲。作为人类向周围地区辐射传播和迁移的途径有许多，例如，沟通欧洲大陆的有地中海沿岸和深入内陆各条河流，横贯欧亚和连接非洲的中东地区和红海走廊。贯穿非洲南北的尼罗河和东非大峡谷。在亚洲，中国的横断山脉下的各大河流（作为南北向通途）、和连接云贵高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各大河流（作为东西向的通途）都处于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人类学者林一璞先生在他发表的《自然之谜》第4辑中的《古人类迁移与“金沙走廊”》一文中已明确地指出，金沙江、澜沧江及横断山脉中属于长江上游的其他的各条河流，如雅砻江、大渡河等都是沟通南亚与我国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作者指出，无论人类起源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元谋——金沙江河谷的这个盆地，是亚洲间人类迁移到其他地区的中转站和主要途径之一，而且这种作用，早在17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到了中更新世，由于在亚洲西部已形成了世界屋脊，足以使南亚与北亚广大地区的联系隔断，在这种情况下，南亚的古人类向外迁移和分布的途径又何在呢？对此问题，本文作者早在1987年已发表的《东海走廊——远古人类迁移和分布的通道之一》一文中指出，到了中更新世之后，远古人类从起源地区往东亚、东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是“东海走廊”。而连接“东海走廊”的最重要途径现在看来就是发源于云贵高原的珠江水系中的西江及其各支流。

　　这种结论有何依据？我们不妨从南、北人类的血缘关系来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

　　1.1982年，在丹东市、东沟县前阳乡山城子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我们称她为前阳人。经研究，发现她属于蒙古人种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发现前阳人的下颌骨上升枝最小宽度比较小，左侧为33毫米。与东北亚和北美洲土著居民，特别是爱斯基摩人比较相差甚大。如果再与南亚的人种比较，则出现异常的相似。现将较窄的下颌上升枝最小宽度与较宽的下颌上升枝为最小宽度的人群的比较列表如下：

　　

　　由上表数位比较可以看出，东亚的北部和西部下颌上升枝最小宽度的尺寸有由大向小变化的趋势，丹东前阳人的下颌骨，就其上升枝最小宽度而言，明显地落在东亚南部的人群的数值之中，而与北部的人群相差太远。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偶然之故，不难设想丹东前阳人的渊源与其说是来自我国东北地区或华北地区，倒不如说来自我国华南地区可能更有说服力。

　　2.1980年在本溪庙后山遗址中发现的人牙化石中，出自第9方第6层堆积的那颗右下第一臼齿，其结构很有特点。它的齿根除了有显着的三根外，还从远中根舌侧分出一根小的齿根，而且从X光透视照片中可以看出，该牙齿的牙髓腔比较发育，属“牛牙”型齿。这两个特征在北方的蒙古人种中极为少见，而在南方的蒙古人种则极为普遍（现在例外）。由此可见，这种现象不能说纯属偶然性。

　　3.安徽和县猿人化石中不少特征是更为接近爪哇猿人的。如上臼齿的齿带特征，颊舌径的大小，以及齿髓腔属牛齿型，还有眶上圆枕和额鳞之间存在的眉脊上沟的特征等等都是和南方的蒙古人种极相似，如果不能说和县猿人演化上与南方的蒙古人种有直接的关系的话，起码在系统演化上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此外，山东沂源的头骨也有类似的特点。

　　4.在年代较晚的人类迁移和分布上同样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1983年在临近日本南端的冲绳县的官古岛的洞穴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头骨和脊椎骨，这是由横滨国大教授长谷川善为首的调查团发现的，经研究后被认为是2万年前之物；而且这些化石的发现，加强了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是从中国华南地区经冲绳到来的看法。因为这些人类化石的形态特征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柳江人化石极为相似，所以很自然地引伸出上述的结论。不仅如此，连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发现的三日人（约2万年前）、在爱知县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化石、在大分县、圣岳发现的“圣岳人”化石、以及在那霸市洞穴中发现的“山下纲人”（约32万年前）和在冲绳本岛南部相继发现的“港川人”化石等等都可以作为“东海走廊”存在的佐证。

　　众特征和打制技术上与朝鲜半岛南部的全谷里遗址（约距今30—40万年）出土的同类石制品是如此的相似，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两处的文化在演化上可能存在某种的联系。

　　由此可见，东亚和东北亚，乃至北美洲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都与南亚以及西南亚地区的古人类及其文化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从此可看见古人类迁移及其文化分布的轨迹。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西江流域作为连接人类起源地与东亚、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地带的作用。

　　二、西江流域又是古文化的中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西江流域范围内，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带的文化都很繁荣。从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就可说明。由上游算起，例如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盘县大洞遗址（距今40-10万年）就位于西江上游的南盘江流域内。这个洞穴遗址洞口朝东，洞口宽55m，洞厅纵深 220m，洞内平均宽35m，面积近8000m2，洞内堆积由洞口向洞内缓倾，堆积层厚度最厚处（洞口露出部分）可达 195m。入洞后30m左右有一直径约20m的石钟乳大石柱，石柱之南侧和其下的堆积保存完整。经初步试掘后已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其中包括人牙化石、打制石器和骨器，还有40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经年代测定，其文化层的延续时代较长，从距今40万年至10万年之间。是一个难得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

　　接着是在广西百色地区发现了大批的含手斧形器物的砾石石器，这种砾石工具广布于西江上游另一条支流右江的高阶地上，经年代测定结果初步确定为距今60-70万年。这套砾石工具分布很广，1995年秋天，我们在野外调查中，已经在西江中游与贺江和桂江交汇地段发现了这套大砾石石器的存在。同样出土于砖红色网纹红土的地层中。时代可与右江百色地区出土的砾石石器相比。还有，早在50年代已发现的柳江人化石是世界闻名的早期智人阶段的典型化石。加上近十年来，西江流域发现的文化遗址更为丰富。首先，于1978年秋和1989年冬在封开峒中岩先后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和大批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根据铀系法的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48±13万年 。比曲江马坝人化石（绝对年龄为距今129±11/10万年），还早2万年。另外，1992年在封开庙边罗沙岩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人牙化石、人工打制石器和大批哺乳动物化石，这个遗址包括了三个文化层，代表了三个不同年代的文化。（即第四文化层为距今79±15万年，第三文化层为距今48±05万年，第二文化层为距今224±016万年）。填补了广东距今2万年至10万年这段时期史前文化的空白。其次，封开黄岩洞遗址的深入研究，证明经过几次发掘后出土的1000多件砾石石器工具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的产物，年代为距今约2万多年，和上文化层（胶结层）中出土的人头骨化石（年代为距今193±02万年）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华南地区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此期间这类遗址的发现不仅限于封开黄岩洞及附近的罗髻岩遗址，处于西江流域上游的柳江和漓江阶地上均有重要的发现，如桂林的甑皮岩遗址、柳州的白莲洞遗址、大龙潭鲤鱼咀遗址、兰家村遗址，还有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等等都属于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如此系统和如此密集的发现在国内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他们的发现为研究华南地区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材料。也成为在这一时期西江流域文化昌盛的一个有力的佐证。而且清楚地表明，这里的生产水准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文化与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形成较多的人群聚落，成为原始社会早期发展中心地区之一。

　　到了新石器时代，这种繁盛状况更为显着，封开杏花乌骚岭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现就是一典型例子。在仅有150m2范围内密集地排列着111座墓坑，这在全国乃属罕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据。

　　造成这种局面并非偶然，一来是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有关，因为西江（特别是中上游）及其各支流不仅在贯通东西方向联系方面重要，而且又是沟通南北方向联系的另一重要通道。漓江、灵渠与湘江和灌江之沟通就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使这一桥梁地带成为了东西与南北交流的交汇地带，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的繁荣。二来是和这一地区有着非常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群解体、氏族社会形成的过渡时期，此时人类已完成了体质形态上的演变，人种的分化也已确定，人类社会可以说面临着全面发展的阶段，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存在对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处于低纬度的岭南地区，在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将结束时，全新世即将开始之际，由于水平面的上升，内陆的河流水源充足，低洼的地方出现大片的湖泊和沼泽地，降雨量明显地增加,大地充满着一片生机。在一些江河交汇处和沿海浅海之滨，大量的水生物迅速地繁衍着，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人类的采集生产活动不仅在森林中进行，慢慢地发展到水边，采集的内容也由采集根茎野果和各类种子逐渐扩大到采集和大量捕捞各种贝类和辨鳃类动物。南宁豹子头遗址、柳州大龙潭鲤鱼咀遗址、桂林庙岩遗址、阳春独石仔遗址、黄岩洞遗址上文化层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它们都属于含大量贝壳类的遗址。狩猎的活动也由于森林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而大有改善。收获量大大提高，除了供应量外仍有富余。这就给家畜饲养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出土的兽骨中已清楚地表明，猪已开始被饲养。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和柳州白莲洞等遗址出土的穿孔砾石石器和磨石，以及近期桂林的庙岩遗址出土了距今18年万年的原始陶片。虽然不能说它们是农业起源的标志，但起码可以看成是加工某种谷类作物种子的工具，很可能是采集已发展到集中采集的地步。这是原始农业诞生的前奏。

　　由于上述的情况出现，证明了人类已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不仅人口增加，群体加大，而且活动范围已从洞穴和森林扩大到水边及阶地上。在河流的交汇处形成聚落，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这为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心的形成打下基础。

　　而西江流域不少地方都具备以上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它很自然的成为人类发展的中心，这些中心为后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人选择这些地方建立城镇和政权中心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封开地区就是这种中心中的一个。它的地域正好处于西江和桂江及贺江的交汇处，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后来，在此建立岭南首府广信，成为历史文化古都就不奇怪了。正如汉武帝把此地区说成是“域枕三江水，山连百越青”就非常恰当。所以说，西江孕育了岭南文化，它是岭南文化之源，是有据可依的。

　　

　　（原载《岭南文史》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