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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店

  现代香港人不懂得什么叫住店,不过你如果说:住酒店,他们就懂了。不错,住店就是住旅馆的意思,不过,怎么好把金碧辉煌、席梦思、地毯、空调、电视机一应俱全的现代酒店与内地小城的木板小店相提并论呢?

  而且在内地,你如果说“酒店”,小老百姓是不懂的,在他们心目中,酒店就是酒店,旅店就是旅店,两者区别大着呢!

  当然我这里指的客店,也不是艾芜《南行记》中那种走私客毒贩子出没的山乡黑店,说起“住店”这个词的时候,我心中涌起的是六七十年代我在内地走南闯北时,住过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旅舍,它们小到只有三四间木板小屋,大到号称宾馆,拥有大厦、花园和车房,不过奇怪的是,当我回首往事,那些高级宾馆倒是朦胧模糊,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偏是那些偏远简陋的村居客舍。

  六十年代末,有一次我独自投宿在洞庭湖畔一个乡镇客店,我住进去时,柜台上只有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在算账,他接过我的介绍信研究了半天,才慢吞吞地问道:“新疆来的吗?”“新疆?”我一惊,才想起递过去的这张介绍信是朋友炮制的,天知道她从哪里盖得这颗大印,糟糕的是我也忘了介绍信上公章的具体机关。幸而这小老头也没有再问下去。随手就扔过来了一串钥匙。我住进去之后才知整个这栋公社招待所就只我一个人住。房间像牢房,一张床上铺着张草席,一只硬梆梆的枕头上枕巾也没有。我把所有的门窗都仔细拴好,又将屋中惟—一件家具床头柜推到门口顶住门,果不期然,半夜里我听见钥匙插入门锁里的声音。

  我跳了起来,大叫:“谁!”

  “是我。”传来的是柜台老头不高不低的声音,“我来告诉你,这屋刚死过人,还是换间屋吧!”

  “不怕!”我亦不高不低地答道,“我手上有刀,是人是鬼都跟他拼了。”

  半晌,脚步声渐渐远去。一夜无事。

  这还不算最惊险的,我的住店经历中,最惊险的一次大概要算七三年在海拉尔的那一次。那次我深夜三点到达这座草原边上的小城,列车上稀稀拉拉下来的旅客不过十几人,海拉尔车站离市中心有几里远,一条孤零零的冰封雪盖的小路通往黑漆漆一片的城市。我跟着几个旅客后面走,渐渐地看到几点灯光,他们说这就是市中心,前面有个旅店。

  果然,走不几步,就有一盏昏暗的街灯照见了一块招牌:红旗旅店。

  我忙奔过去推门,不料门竟没关,一推,便吱呀着开了,我一脚踏进去,只觉得脚下一大堆软呼呼的东西,心一慌,身子一倒,呼拉一下直跌进门去,来了个嘴啃泥。

  手忙脚乱爬起身来,才看见对面柜台上一个年青男人的面孔对着我望。我以这种姿态踏进他的旅店,看来并未引起他任何惊奇,他一派见怪不怪的镇定,心平气和地说:“小心看路嘛!这里到处是醉鬼。”

  我这才发现刚才绊倒我的是一个醉倒在地的男人。一身蒙古打扮。 

  “蒙古人?”我问。

  “可不,这里个个是蒙古人,你不是吗?”

  我这才知道错闯到蒙古客店来了,但是深更半夜,再出去另找客店又实在缺乏勇气,这服务员安慰我道:“就先住这里吧!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别去招惹他们就是。”

  他分给我一个单间,叮嘱我道:“进去就要把门拴好,记住,听见任何声音都不要开门。”

  过不了多久,我就明白他这叮嘱的意义了。

  起先是有人来敲门,我不理睬。敲门声渐渐变成捶门声,我坐在床上看着那张被捶得直抖的门,不得不开始思考万一门被捶破,我将如何夺门而出的问题。然而这时门不捶了,顷刻的宁静之后,响起了一种近似狼嗥的嚎叫。美国诗人金斯基的长诗《嚎叫》,我是好几年后才看到的,我想他大概也有我这种与醉鬼同住的经历。醉鬼的嚎叫,无遮无盖,无阻无碍,那是世界上最坦荡因而也最凄厉的嚎叫,我仿佛直接地看到了他心灵上的伤口,血红狰狞,令人不寒而栗。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紧去柜台结账,昨夜那服务员竟然若无其事地望望我,道:“昨夜还可以吧?”

  直到今天,我都琢磨不透他这话究竟是讽刺还是真心的问候。

  再缺乏想象力的人,在中国住过各种各样的小客店之后,也会成为小说家。

  【作家小传】

  王璞,1950年出生于香港,不久即随父母一道返回大陆,在北京和大兴安岭度过童年,在长沙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其间作过工人、教师和编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却于1985年考入华东师大攻读硕士生,获硕士学位。1989年居香港,先后任职《东方日报》、《星岛日报》,现为岭南学院教师。作品有小说集《女人的故事》、《补充记忆》,散文集《呢喃细语》等。

  【赏析】

  这是一篇叙事性散文,追述作者两次在中国内地投宿乡镇小店难忘的记忆,题材新颖而富刺激性,这相对于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尤其是香港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陌生引起的好奇心的满足。

  本文最引人瞩目之处是写了内地人对待惊险而恐怖的事的淡然态度。作者六七十年代两次在内地住店,第一次是住洞庭湖畔的鬼店,先是半夜听见钥匙插入门锁的声音,继而又被告知这里刚死过人;第二次是住海拉尔旅店,刚踏进门就碰到醉鬼横陈门口,接着便在夜半人静之际听到醉鬼的“嚎叫”。这两次经历对作者毫无疑问是不寻常的、可怖的,但那站柜台的人却毫不在乎,见怪不怪,或“慢吞吞地”说话,或“心平气和”地说话,他与作者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与一些地区的金碧辉煌、席梦思、地毯、空调电视机一应俱全的现代酒店形成鲜明对照。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七十年代也就是“文革”时期我国内地的落后、破败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

  善于渲染气氛是本文的一个特色。作者对住店之前、住店期间以及周围环境的描写,都令人感到阴森而心慌慌。这篇散文具有故事性,作者的叙事文字相当形象化且富有色彩,“这小老头”,“随手就扔过来了一串钥匙”,“一堆软呼呼的东西”,等等,于通俗中显个性。而且讲故事时不紧不慢,有节有拍,能扣住读者心弦。

  (作者: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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