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诤臣论》，是批评担任谏议大夫职务阳城失职的。因为阳城任职日久，对朝政得失，不敢进言，“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因此韩愈认为“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为阳城的碌碌无为，韩愈讥评他是为了保住“禄仕”，亦即保住官禄、乌纱帽、饭碗之意。

　　在尽言责方面，韩愈不失为言行一致的官僚，以他进谏《论佛骨表》而遭贬潮洲可为明证。虽然罢官遭贬，可是他却赢得了直言的美名。

　　不过，进谏的事，自古以来都非易事，要冒风险，韩愈固然吃了苦头，历史上对谏臣的杀戮放逐也史不絶书，如屈原就是最早的一个典型。从封建时代的特点说来，统治者多数是好谀、好顺，闭塞言路，拒谏饰非的。孔老夫子的门徒子思周游列国，曾考察了卫国的情况，他直言无隐地指出卫国国事日非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凡卫侯“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所以子思断言卫国“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像卫侯的作风，大概就是“一言堂”表现吧？这种“一言堂”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暗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结局就必然“国无类矣”。

　　鉴于历史上无数兴亡的敎训，所以有为的统治者对谏言谏臣采取了较开明的态度，例如唐太宗之容纳魏征的进谏就传为千古美谈，事实也证明，正因为唐太宗能采纳忠言，改进政治措施，而后有贞观之治。

　　魏征的进谏，不是徒托空言，他擅长纵横辩证之术，以史实为根据，按逻辑推理以服人君。例如他劝唐太宗要明鉴隋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无为而理”等等，都为唐太宗所采纳。

　　从谏臣的际遇来说，魏征可称得上幸运。他的进谏所以取得效果，除了唐太宗能明察，有纳谏之量的原因外，也与魏征进谏具有辩证之才有关，也就是说话的策略。

　　说到谏言要讲策略，有一个例子不妨一举，就是西汉刘向在《说苑 ·正谏》中所引的故事。刘向写道：“吴王欲伐荆，吿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这是对付谏阻者最严厉的警吿。可是，有一位掌言政，得近吴王左右的舍人少孺子“欲谏不敢”，于是想出了一个策略：“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听了他这番话，终于醒悟过来，于是赞曰：“善哉”。乃罢伐荆之兵。

　　看来少孺子颇费苦心，在冒险进谏，但又希冀不致以“言论罪”遭到杀戮，于是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弹丸在下的故事也就传为千古美谈。少孺子的特长在于委婉取譬，以敬顽愚，以陈利害。如果他也如历史上的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过”，也必然如“国武子之见杀于宥也”。所以太直、太坦率必吃亏。《红楼梦》里的焦大，对贾府可说忠心耿耿，由于看到贾府的腐化堕落现象，借酒醉而大骂出口，遂遭到以粪溺塞口的“惩罚”。焦大还算幸运，未被以“言论罪”送官，只是吃了一点苦头就是了。

　　不过，从古迄今，因谏受罪者不胜枚举。特别是有些统治者擅长权术，具有韩非所传授的术数：“擅杀生之力，通雍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而后心辣手狠，布下陷井，将忠言逆耳之辈打成罪囚。这在历史上多得很。惟善人能受尽言”，毕竟是太少了。所以韩愈也明白这一点，他说：“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这就是明哲保身之论。其实，明哲保身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许可行，在动乱之中就未必能置身于祸外，验之“文革”十年血的敎训，就不能不从根本上考虑杜絶以言论入罪的途径了。确立法治、倡导民主，革除封建积弊，治乱机微，其在斯乎？

　　【赏析】

　　《谈“谏”》一文，有感于历来进谏者受罪的现象，呼吁革除封建积弊，倡导民主、法治，眞正杜絶以言论入罪。此文写于改革开放之初，是对“文革”的现实有感而发的。该文由韩愈的《诤臣论》中阳城失职、不敢进言谈起，进而引出韩愈进谏遭贬、卫侯的“一言堂”，到魏征进谏、唐太宗纳谏，等等。最后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十年“文革”“血”的敎训，阐明明哲保身旣非良策，但进谏也要有辩才、讲究策略，最后发出了应该从根本上杜絶以言论入罪的呼吁。

　　《谈“谏”》一文，几乎通篇用典，且前后以韩愈的文章、事迹、言论相照应，但作者决非以事论事，重在借古喩今。用典型的史例，批评现实中以言论罪的错乱。文章结构严谨，论证如剥笋般层层深入，极富逻辑力量。

　　（作者：曾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