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浪

　　关于人类的情感，我一直崇尚还原它本真的面目，我手写我心，它不需要注解、修饰，却需要用心倾听。

　　                         ——题记


　　大哥

　　大哥，一个能与春天媲美的名词，它不仅让人温暖，更让人安全。可惜，也很遗憾，我的大哥并没有带给我任何有关春天的色彩和消息。他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我的整个童年充满动荡和忧伤。我害怕大哥，他的凶残和暴戾是一把刚出炉正在散热的剑，深深地扎进了我10岁的心脏。

　　很多年以后我在南方，仍然会记忆犹新地想起1986年夏天，大哥抄起一把锄头和父亲生死决战的情景。那时候多少人暗地里指责大哥不忠不孝，戳他的脊梁，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一个长期缺少管教的年轻人的冲动。

　　大哥没有钱娶媳妇，在农村，这是一个能与洪水决堤相提并论的灾难。我的父亲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这个灾难的全部责任。只是我不忍心告诉大家，父亲是一个赌徒。在赌场里，他与赌客们称兄道弟，挥金如土。多有男人气概啊！在生活中，他什么也不是，他除了懦弱、自私、不负责任，他真的什么也不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撒在赌场里，或者撒在去赌场的路上。他赢了钱就布置一桌好饭，一边吃下酒菜一边哼京剧，输了，就一言不发地蹲在门槛上抽闷烟。大哥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父亲的缺点和天性。

　　密密麻麻的日子比胡子还茂盛，密密麻麻的日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哥在不知不觉中就能与父亲比肩了。父亲在赌场里混，大哥在社会上混，两个习惯于混日子却互不相干的人，终于有一天在江湖上狭路相逢了。人们都说，不是冤孽不成父子，真是的。

　　所以，当青春力壮的大哥和体质瘦弱的父亲在后山上决战的时候，我们都不去想结果。我们只期望听到一阵雷声。

　　父亲的伤痛在身上，我们的伤痛，在心上。


　　大姐

　　在父亲没有当上赌徒的时候，他当的是村长。六十年代初，一村之长，相当于半个皇上。那时候村里人有一个习惯，遇到屁大点事儿总习惯把大拇指一撇：找村长去。大姐就是在父亲最为风光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时候流行娃娃亲，为了和父亲攀上关系，很多人来家里说亲。父亲左挑右选，经过综合分析后与大姐夫家订下了这门亲事。大姐夫3岁的时候，得了不太好的病，据说智商比正常人低百分之一，那时候，没有智商这一说，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大姐夫的父亲在外面搞工作，是端铁饭碗的人，大姐以后嫁过去，准不会吃亏。

　　大姐18岁参加工作。工作是县里领导安排的，这位领导就是大姐夫的父亲，村里人一说起这门亲事就羡慕得不行，仿佛我家抢到了一块烙饼。大姐年少，却不知何物是爱情。

　　大姐结婚那一天是我送她去的婆家，那年，我11岁，11岁的我在大姐的新房里赖着不肯走，我要守住漂亮的大姐，我不准木讷的姐夫接近她。后来大姐夫的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差人把我抱上了回家的小货车。我哭喊着，不依不饶。我清楚地知道，从此以后，大姐不再只是我的大姐，她将为人妻，人为母。而我，却看不见她脸上的幸福。

　　日子久了些，我对大姐夫的感觉也好起来，除了性格孤僻，似乎也没有不合味口的地方，但我总觉得大姐夫是配不上大姐的，我一直试图寻找他们婚姻生活的决口，直到有一天我也恋爱了，恋爱的感觉真好。我问大姐，幸福吗？大姐茫然，才发现大姐唱了一曲命运悲歌。2001年秋天我去大姐家小住，大姐告诉我，想离婚。 2006年春天，历经了5年的中国式离婚，大姐终于拿到了离婚证，那时，我的外甥已是17岁的少年。我不知道大姐在18年的婚姻生活中承受了多少内心与现实的较量和挣扎。但大姐最终还是走出了这一步。两个人的自由，必需付出毁灭一桩婚姻的代价。

　　有人说大姐忘恩负义，有人说大姐见异思迁，只有我知道大姐心里的苦，我只是不说。


　　二哥

　　如果问我崇拜谁，那一定是我的二哥了，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家庭里，他居然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这足以让我的父亲在任何时间都敢于拿出二哥向人炫耀。都说寒门出才子，也许俗语比真理更有现实意义。但二哥说，他记着大姐的恩。他比所有的人都清楚，是大姐用婚姻换来的彩礼拯救了他一生的命运。三年高中生涯，二哥几次差点辍学，是大姐为二哥的似锦前程供给氧分。

　　二哥在大哥放倒父亲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将大哥放倒，当时二哥是我心里唯一的英雄。我看到了二哥的愤怒，却听不到他愤怒的声音，但二哥远眺的目光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信号，那个时刻，他有着怎样的渴望？那个时刻，他种下了离开我们的决心。

　　1989年夏天，二哥以574分的好成绩被武汉大学録取，二哥没有去，他知道上地方名校是要花很多钱的，二哥找到当时在县城里负责招生的军校领导，毅然决然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我从初中起，就穿二哥从军校寄来的衣服。同学们换下来的旧衣服、鞋子、袜子、甚至短裤，二哥请示领导后统统收集起来，大捆大捆地往家里寄。如果当年你在我们村里看到有人穿军装，那不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威。

　　二哥当兵后，父亲作为一个未来的军官的父亲，他戒赌了，逢人就说二哥的好。

　　2004年冬天，从军15年时任参谋长的二哥被送往国防大学深造，在毕业典礼上，二哥说他之所以当兵，就是梦想走出那片曾经放过牛的村庄。但二哥注定了走不出他放牛的村庄。去年春节，二哥身着便衣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很多人听说二哥回来了，跑来看热闹。家里挤满了人，家门口停满了车，乡长来了，镇长也来了，除夕夜，二哥，哭了。

　　二哥说，那时真苦啊，总算挺过来了。

　　二哥说，他还欠一位老教师40块钱没有还，现在，4万也还不清了，那是一辈子的债。

　　二哥说，他穿的便衣是在北京的地摊上花几十块钱买的，因为他是个放牛娃，放牛娃穿粗布衣是当然的，但当上处长的中校军官穿粗布衣，在这个镇上，会成为时尚。

　　二哥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在抽闷烟，母亲在擦眼泪，大哥、大姐、二姐和我都沉默。往事像一部老掉牙的黑白电影在我的眼前反复地播放。我记起了二哥在军校给我写的一封信，上面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挺起脊梁做人。

　　如今，最小的我都30了。时光，跑得真快啊！


　　二姐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二姐，是我最喜欢的女人。

　　二姐不见得有多漂亮，也不见得有多聪明，但二姐真实、真诚、坚韧、明亮。我曾在我的文字里把二姐比作一盏灯，她照亮了我贫血的灵魂。

　　我和二姐在一起的时间是五兄妹里最长的，感情自然也是最深厚的，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二姐的领导下度过的。二姐，比大哥善良，比大姐贤惠，比二哥清晰；二姐，在我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给我亲情的温暖和对生命的关爱。二姐的每一个笑都是真实的，我喜欢。在这个假笑、媚笑日渐泛滥的时代，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喜欢。

　　二姐的笑，充满力量，正是这力量，为我受伤的心灵疗伤。

　　二姐很早就出嫁了，二姐出嫁的时候，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她年尾出嫁，我次年年头就出门打工。在流浪的路上，我常常收到二姐的问候和祝福，也常常在午夜惊醒后泪流满面，我想起小时候二姐扶我学单车的情景；想起二姐为我买的一双假皮鞋；我还想起有一次家里没有菜吃，二姐带着我去冰天雪地的菜园里偷白菜……想起二姐带给我的那些温暖和关爱，心里就酸酸的，虽然我们有五兄妹，可我们都是多么孤单的孩子。我们的幸福从来没有在物质上得到过满足，我们的幸福只能靠眼神传递。

　　二姐的婚姻曾让我很担心，二姐夫除了黑，而且高度近视，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优秀的男人来呵护二姐的一生。我在对二姐夫表示怀疑的同时，又对二姐充满信心。我希望她的选择是正确的，无悔的。

　　二姐出嫁后，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心里总是很空荡。大哥分家了，大姐出嫁了，二哥当兵了，而今，二姐也离开了我们这个家，我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了。再也没有人和我一起去挑水做饭了，再也没有人在我走夜路的时候拽着我的小手了。我的寂寞和失落在二姐出嫁后的几个月里几何倍增。我常常去二姐家玩，可是，那是二姐的家，我不宜长住。在二姐的肚子日渐隆起的时候，我想到了两个字：南方。

　　我在南方的第五年，得了一种顽固的地方病，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小外甥一起来南方接我回家休养，还不遗余力地为我寻专家，觅土方。我三十得子，二姐比谁都高兴，放下手里的农活再次不远千里来到南方为我照顾儿子。她从来不说更多的话，她用真诚的笑容表达言语。我曾在心里这么阴闇的想，如果亲人之间也可以分个等级的话，二姐将在我心里排第一位。是的，第一的位置，从来就没有谁可以代替。


　　我是小弟

　　追忆往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干的事情，它让人沉闷、感慨、叹息，却并不能给人多少振奋的力量。情况不好的时候，还会伤心落泪。

　　我的回忆都是旧颜色，比如一条旧颜色的裤子，他压根儿就不可能是新的，必须是大哥穿过的，留给二哥穿，然后打上补丁，才轮得到我，因为，我是小弟啊！

　　我曾经是一个很爱逃学的孩子，我逃学的原因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的。我害怕校长找我的麻烦，他喜欢在早自习课后将没有交学杂费的同学留下来。很多次校长都是拧着我的耳朵问：“你不是说等家里收了棉花后交学杂费吗？现在棉花都做成棉袄了。”我想我的表情一定很狼狈，我的目光无处躲藏。还谈什么自尊？自尊就是一个鸡蛋，校长可以随时将它摔在地上，踩在脚下，践踏。

　　我在初中一年级辍学过，一个月以后我又偷着跑去上课，同学们笑话我，但他们不敢轻视，因为我们家出过一个大学生。可惜奇迹并不经常发生，我没能像二哥一样逆境中成才。17岁，高中还差几天毕业，我就开始走南闯北了。

　　我17岁的时候，大哥快40了，大哥拉住我，不让我出门，他说外面纵然遍地黄金，等我赶到的时候，别人已捡完了。大姐和二姐每人给我凑了200元，把我送上洪湖开往武昌的长途汽车。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武昌至广州的L54次慢车。我在L54次列车上度过倍受煎熬的19个小时又46分钟，漂泊是注定的归宿，天涯从此就在脚下。

　　哪里人多我就去哪里吧，那时候去东莞的人像洪水一样凶猛。我也挤进了凶猛的人流。

　　在东莞，我进过黑厂，被打劫过，被老板炒过，也炒过老板。最困难的时候，身上只有14块钱。1996年春节，我用7块钱过了一个心酸年。3月8日是妇女节，那一天，我幸运地进了一家外资企业，那天下午，一个湖南籍主管面试我，他听说我一整天只吃了一个馒头后立即聘用了我。这就是我在东莞的第一分工作。

　　之后我不断地跳槽，不断地肯定和否定自己。我的一个同事，因为不守规矩被老板解雇，两年以后他开一辆“宝马”来看我，他的成功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有足够的资格怀旧，我向他投以敬佩的目光，而我不能，我没有成绩，我的怀旧就成了诉苦。我受到震撼后也发誓要去干一番事业，但燃烧的火焰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很快就熄灭了，几个回合下来，我明白自己不是发财的料。实实在在过日子，才是我要做的事情。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盘点自己的人生。曾经那颗驿动的心已是波澜不惊。我很喜欢现在平静平凡的生活，我的妻子很漂亮，儿子比妻子更漂亮，我常常接受别人的羡慕，但我絶不会盲目地羡慕别人。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车子，但我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我不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铤而走险，我的理想很简单，做好本职工作，保护自身的安全。因为，我是妻子和儿子头顶上的天。

　　人生有了经历就是财富，我不再为物质上的贫乏而感到遗憾。我庆幸我的心灵得到慰借。我要感谢东莞，是它用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一个年轻人的妄想和轻狂；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朋友，还有兄弟姐妹，因为有了你们的祝福，我才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我的路，会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