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地理学、历史学和古汉语有非常密切关系的高度综合性的学科，它必须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具备有这三种学科修养，才能够复原几千年地理面貌。司徒1988年评为副教授后，作为历史地理方向的导师开始招收研究生，但每年报考的人少之又少，有时候只有一个人报考，有时候甚至没有人报考，显得非常萧条、冷落。这个学科在全国没有开设本科专业，只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主持下的历史系曾经招收过一个历史地理的本科专业。但是后来这个专业又被取消了，所以这个专业的生源非常困难。这种本科教育的断层使得报考的人一看到这个专业的要求难免踌躇再三，报名者非常寥落。 

　　1990年司徒终于有了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头两年，这个学生倒还专心于这个学科的学习，但是后来为了出国，提出了停学的要求。司徒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给他写了推荐信和同意停学的要求，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这位学生没有达到出国的目的，继续他的学业，但是毕业后也没有从事专业相关的工作。

　　1996年又有一位湖北大学的女学生投进了这个专业的怀抱，她倒还是非常热爱这个专业，幷且发表相关的论文，以《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文化地理研究》为题，拿到了硕士学位。她后来在广州大学任教，工作还干得很出色，幷且以文采风流着称，在学生之中有才女之称。这也是作为指导教师的一点安慰。

　　虽然这个专业的生源非常困难，但是司徒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决心一直没有动摇，幷且在事实上一直坚持这个研究方向。1997年，司徒担任广东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蝉联两届，并任这个学会历史地理分会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了分散在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省、广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对以广州为中心的历史地理作了很多研究，幷且以他为带头人，每年至少有一次的学术活动。广东省地理学会这十多年来的经费非常困难，很多分会都停止了活动，一片荒芜，他主持的历史地理分会虽然人数单薄，但活动却是最积极的，成果也是最显着的。没有经费，他到处活动，联络有关人员，依靠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海珠区科协和其他有关部门，坚持了多年历史地理的活动。比如他们曾经和海珠区科协人员考察了1937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吴尚时教授发现的广州海珠区七星岗的四五千年前广州古海岸遗址，即海蚀洞遗址。这个遗址见证了广州几千年沧海桑田，具有重大的科学、科普教育和科学旅游等意义，中外地学界一致认同是从事地貌学、第四纪地质、环境变迁等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的基地，1963年被评为广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又为广东省地理学会树碑、建亭纪念。但是近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兴旺，这个遗址失于管理，附近垃圾成堆，盲流聚集，一片乌烟瘴气。司徒闻之这种情况，非常义愤，联合海珠区科协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再一次肯定了这个遗址重大的科学价值，并针对糟踏这个文化遗产的现象，向传媒作了披露，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后来周围的环境有所改变，历史地理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蔚为风气。广州作为我国最早对外通商的城市，早在秦汉时代，广州人就扬帆南下，到东南亚从事海上经济、文化、外交、宗教等交流活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遍布广州，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层，是广州城市最可宝贵的历史遗产。历史地理在其中最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幷且也是不可代替的。1993年5月司徒和海珠区科协的干部曾经就明末以来广州黄埔港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在海珠岛的黄埔村附近发现了古港的港址、海旁街等地名，还在大路上发现了被抛弃的关于港口的碑文。他和广州市方志办唐文雅研究员，海珠区科协梁为铁先生等在烈日下蹲在大路边考察了这块久经风雨侵蚀、行人磨损的碑刻。这个照片后用在他编着的《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一书中。后来广州市南武中学有一位地理老师带了一批学生，花了一天的时间，在烈日下把这块碑刻拓了下来，补上了被磨损的文字，对研究广州历史上港址的变迁提供了有力的凭证。后来有关方面还出了一本《凤浦古今》画册，凤浦是古代黄埔村的另一个称呼，里面记载了关于黄埔港的一个历史考察的成果，历史地理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近年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献上了一份厚礼。

　　最突出的是1996年当广州市有关部门要庆祝广州建城的时候，历史地理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宣传部门、旅游部门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门的人，大多数都主张广州建城的起点应该以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年。传说中的五位仙人从楚国骑五只羊衔稻穗降临广州，祝愿这里的人永无饥渴。这个来源于神话的故事，后来成为在越秀山建楚亭（庭）的依据。人们把这个神话传说定为广州建城的起点，按照这个时间推算，1996年广州建城应该是2883年。

　　但是司徒和广州其他历史地理工作者都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神话而已。先秦时，岭南还是处在部落社会的阶段，还没有出现国家、阶级、没有私有财产，哪怕是有奴隶社会，也是一种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可能形成为作为行政中心，或者军事城堡类型的城市。他们认为广州建城以五羊传说为起点缺乏考古的支持，论据不够坚挺，不能令人信服。

　　司徒和暨南大学的陈代光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的曾昭璇教授、广东省博物馆的杨式挺研究员等力排众议，认为应从整个岭南社会发展的程度、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神话传说出发，最后确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五十万大军南下平定岭南，在广州地区建立了南海郡和番禺县，郡县治同在番禺，即今广州市城区。从此广州作为一座城市，具有政治、军事防卫等功能，作为城市产生的起点，才是有足够的理由。由于在确定广州建城时间和广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的杰出贡献，1999年9月，司徒和曾昭璇教授等15人被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办公室聘为广州名城保护专家理事，经常参与名城保护、规划、建设等工作，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在其中的作用。

　　后来秦汉考古出土的文物也证实了这个城市的存在和它的功能发挥。他们以充分的论据，说服了其他不同意见者，这个建议得到了广州市政府的认可，1996年为广州建城2210年。有关方面举行了各种活动庆祝岭南最早的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的中心很少变迁的广州城诞生的光辉节日。这个成果对于广州城市的规划、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一个年代的起点，而且背后有着大量的科学根据在支撑。这个年份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历史地理作用不是简单地用多少经济收入来衡量的，它的社会效益是很明显的，幷且它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地理不仅在地理科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在经济建设中、在城市规划、在区域规划各个层面都可以发挥作用。这更加坚定了司徒继续从事徐俊鸣教授所开拓的岭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不辜负侯仁之导师在来信中再三鼓励他坚持岭南历史地理研究的教导和分工。

　　二、开辟文化地理学研究方向

　　文化地理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岭南地理学的先辈们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开始从事文化地理的研究，如著名地理学家吴尚时在区域地理研究中穿插介绍粤北、雷州半岛聚落、地名等文化现象，曾昭璇关于客家屋式的研究，更是一篇聚落文化地理力作。时为中山大学地理系学生的钟衍威（后为中山大学地理系副主任），其1941年毕业论文即为《武水之文化地理》。但是建国以后，文化地理作为人文地理的一部分受到践踏，受到批判，销声匿迹了差不多三十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在我国复兴，文化地理得到了转机，但是岭南文化地理研究还是处于一种草创的阶段。

　　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以追求功利为目标的氛围和学术背景之下，文化地理的研究跟历史地理的研究一样，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所以起步较晚。司徒在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深感历史地理和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必需要联系历史，而历史地理所研究的除了自然变迁以外，很多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从来都是一种兄弟的关系。

　　司徒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有必要配合当时全国方兴未艾的“文化热”的高潮，开展区域文化研究。他在参加了多次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后，深感到这种规划虽然有很大的实用性，但是也常常受到行政的干预，特别是某些长官意志，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发展帮助不大，他决定少参与这些规划的活动，转而从事文化地理的研究。

　　1990年他以《广东文化地理研究》为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批准，这是他所得到的第一笔基金，虽然金额只有三万元，但是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问题倒不一定在于经济资助的多少，而在于它是第一次得到的国家级项目的资助。那时，得到资助的人很少，即使是以后，这种资助也是为数不多，命中率也是很低的。他得到资助后，兴高采烈，暂时放弃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项目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研究小组，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包打天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而按照项目的要求是两年半。1992年的秋天，他的《广东文化地理》专著脱稿了。当时正是广东最大一项出版工程“岭南文库”丛书启动的时候，这个文库丛书的主编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著名的诗人岑桑。当司徒拿着两本厚厚的打印稿，走进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时候，得到这位老诗人的热情接待。

　　岑主编看了司徒的稿子，非常高兴，据说专门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离开广州，回到顺德老家，阅读了全文。读后认为此书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广东历史文化的风貌，特别是长期以来，出于偏见或者无知，北方人对广东历史文化评价都很低，甚至说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人是很富有，但是精神是贫乏的，各种奇谈怪论像脏水一样向广东泼来。这部著作从时空结合的角度，提供广东历史文化发展一系列的时代剖面，特别是把被湮没了很多历史文化现象，重新发掘出来，抹去了历史的灰尘，擦亮了它的品牌，不但弘扬了岭南历史文化，而且对外地人瞭解广东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这部书作为“岭南文库”丛书的一种面世后，得到高度的评价。

　　1993年12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其他一些传媒都做了报导，幷且还发表了一些书评。以不同形式发表评论的有中山大学人类系的张寿祺教授、容观琼教授，华南师大的曾昭璇教授、广州美术学院的李公明（天葵）教授，以及其他一些评论者。如亦欣评论：“《广东文化地理》一书才问世就引起海内外有关读者的极大兴趣。……使该书远胜于同类著作，难怪香港的同行称之为难得的好书”（见羊城晚报，1993年12月25日报导）。1994年6月29日，《羊城晚报》以《岭南文库：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为题，称《广东文化地理》选题“新颖”，归入主要推介之列。

　　曾昭璇教授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指出“余观中山大学地理系诸子，著述文章，司徒君恐为成果最多一位，可见其勤奋好学，有过人者”，全书“囊括文化地理学之主要内容，亦表明作者对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的思想，是亦本书为文化地理学创一个良好体系，使后来者有所参考也”。

　　1993年在广州举行第一届“南国书香节”上，司徒和“岭南文库”丛书的其他作者一样，被书香节组委会邀请到设在广州流花湖“南国书香节”现场，为读者签名售书。对岭南文化感兴趣的各个层面的读者都围在他的身边，他一一给予签名留念。

　　这本书被认为是文化地理的理论最成熟、体例最完备、方法最科学的一部著作，因而具有文化地理学的经典性，后来在广东高校系统的作为博士研究生学习广东文化地理的基本教材，后来又获得广东省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奬。它的最高荣誉是1997年作为“岭南文库”丛书的一种，得到了国家图书最高奬“国家图书奬”。虽然这是对于整套丛书而言的，但是他的这部著作无疑是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1997年，这本书又被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等几个单位联合入选“百书育英才”书目，与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一起并列，作为培养文化精英人才的一个基本材料，幷且颁发了证书，当时传媒也给予了充分的报导。它的价值在于再现了广东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从新石器时期以来，特别是宋代，主要是明清以来广东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提供广东历史文化的一系列时代剖面，展现了广东土地利用、建筑、语言、风俗、宗教、地名等文化景观，第一次划分了广东历史文化区，也是瞭解广东、认识广东基本的材料。后来听说很多人，特别是外地人瞭解广东的历史文化大多是从这本书开始的。第一次印了4000本，很快销售一空。2001年再版。“岭南文库”丛书已出版的六十多种书中，再版只有三种，一本是《简明广东史》、一本是《岭南文化》，第三本是《广东文化地理》。再版时司徒对书作了一些修正，增加了“广东的文化生态”一章，幷且增加了一些彩照，使本书增色不少。自从1993年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13年了，这本书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它虽然不是畅销书，但却是长命书，现仍在全国各地的大小书店，特别是广东的图书市场上流通。

　　文化地理方向开辟以后，司徒对岭南区域文化研究不遗余力，先后研究了岭南黎、瑶、畲、壮、回等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与汉文化交流融合、岭南广府、客家、福佬等族群文化比较，西江、北江、南江、东江、珠江水系以及漠阳江、鉴江等流域文化、冼夫人、妈祖、龙母等风俗文化、港澳文化、华侨文化、海外文化，以及泛珠三角文化等，为此发表大量论著，并接受多种传媒采访，包括《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南方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湛江、韶关、阳江等地方电视台，以及《南方》月刊、香港《中国评论》、《大公报》、《南华早报》等报刊。司徒就区域文化研究决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等问题发表自己见解，在公众面前树立自己形象，获得良好评价。

　　三、为老科学家树碑立传

　　出于对地理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爱，司徒在大学时代就深深地为那些献身科学事业的老科学家治学的精神和辉煌的成就所感动和震撼，特别是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随着对地理科学的深入瞭解，科学视野的扩大，知识面的拓展，对这些科学巨匠们的崇敬之情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如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张相文、丁文江，翁文灏等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在司徒接触到的中国地理学史的著作之中，对岭南地理学者的贡献和他们论著的评价表达非常少，特别是广东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一个中心，也是西风东渐以来近代地理学传进我国的第一站，在地理学上很多新的理论、思想、知识、方法都首先通过港澳再进入广州，再向北方辐射，而且事实上岭南地理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但中国地理学史对这些成就没有给予充分的表达。司徒虽然撰写了《简明中国地理学史》，幷且对这些成就进行瞭高度的评价。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还是感到书中对岭南地理学者的贡献表达力度还不够。恰好在这个时候，1992年，“岭南文库”丛书编辑部在传媒上公开征集关于“岭南文库”丛书的选题，其中有一类是人物传记，在《羊城晚报》上公开招标。

　　司徒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提出原中山大学地理学系主任、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著名学者吴尚时应该作为岭南杰出的历史人物收入“岭南文库”丛书之中，作为人物传记类撰写他的专著。这个建议很快获得通过，被列入选题。虽然“岭南文库”丛书作为人物传记出版的书也有几本，但都是近现代的思想家或者是军事家、革命家为题材的，比如叶剑英、苏兆征、叶挺等，而作为科学人物的传记还没有问世。特别是地理学，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之中，地理学向来不受重视，可能社会上对地理学充满了偏见，有些人甚至把地理学者和风水先生等同起来，地理学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弘扬，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没有享有应有的地位。司徒深感于此，很快写出了为吴尚时树碑立传的立项的依据、写作的体例、框架、章节、目録等。由于思想深邃、构思精密、立论有据、技术路线清楚，指出吴尚时能够代表岭南科学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地理学长期为人所忽视的一个领域，应该大声疾呼，广为传播，以争得应有的地盘。在众多的历史人物的选题中，《吴尚时》这个选题脱颖而出，很快被立项，列入1995年“岭南文库”丛书的出版计划。

　　司徒接到了这个写作任务后，以饱满的热情、严肃的科学的态度，从事资料的收集、梳理，校正等工作。为了瞭解吴尚时生平，他多次走访了吴尚时的坐床弟子曾昭璇教授、吴尚时的夫人李慰慈教授、吴尚时的哥哥吴尚势、吴尚时的儿子吴超羽博士、曾经和吴尚时一起工作、生活过的，或者受他教育、培养过的同事、学生，以及受他思想感召而有感而发的地质学、物理海洋学、水文学、气象气候学、地图学等方面，在广州、在北京的专家学者。吴尚时的有关论著，有一部分收藏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但是长期没有开发利用，都堆放在灰尘扑鼻的书库之中。

　　为了从这些书堆里把它们钩沉出来，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司徒常常一个人置身于书库里，专心致志地一点点的整理、爬梳，把建国前的中山大学地理系出版的《地理学刊》、《自然科学学报》、《中山大学学刊》，以及当年科学考察报告等一一加以收集、使用。有些著作在战乱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司徒不辞劳苦、不怕麻烦，通过各种渠道，从武汉、上海、北京、昆明等图书馆里复印、收集过来，还专门抽出时间和他的哥哥吴尚势作了两次长谈。这位94岁的先生对他弟弟的生平、为人等非常瞭解，提供了大量的实物的和口述的素材，为本书的完成奠定了资料的基础。

　　在资料完备以后，司徒开始了写作。他夜以继日地浸淫于资料之中，哪怕是一条记録、一则日记、一个简短的报导、个人一条有价值的回忆等，都不放过。

　　为了突出这位科学家的的学术成就、历史地位和影响，司徒并不是孤立地进行写作，而是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放在全国地理学界，乃至世界地理学界，从一个学科的制高点上来鸟瞰这位科学家的学术贡献。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不是囿于个人，而是从中可以瞭解到整个中国地理学所处的当时的水平、发展道路、规律和它的走向等。

　　这本书从吴尚时的青少年时代写起，从一个乡村的小孩怎么走出五邑侨乡，从一位原本学英文的学生，改学地理的一个过程。特别是他在法国里昂、波尔多等城市留学期间如何师从A.阿尔克斯、R·布朗夏尔等教授专攻地理学的认真、刻苦，一位来自东方古国的青年学生虚怀若谷、孜孜以求，掌握近现代的科学来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写出了吴尚时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特别是写出了他在地理科学上的创新成就，包括了地形学（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读图学、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地理各个领域的成就，热情地讴歌了他那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献身科学精神。特别写到他的家庭背景为他进入仕途铺平了道路，但是他抛弃了这些荣华富贵，不厕身于官场，而义无返顾朝着为献身中国近代地理学既定目标前进的气节。吴尚时个性甚强，他一旦决定攻读地理学，就专心致志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不为他人，不为环境，不为生活困苦所左右。吴尚时生活随便，不拘小节，不追求物质享受，为人处事严肃、不浮夸，故能屏弃生活中很多琐事，减少许多应酬，集中时间和精力于事业。他耿正不阿，为人忠厚，光明磊落，从不文过饰非，这种作风用于对友，深淂信任，用于作学问，不好高骛远，不畏权威，实事求是，多有所成。吴尚时思想缜密，精明善断，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导出规律，故每次调查、考察，能见他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他所撰的论著，无论是精悍考察报导，还是大块文章，皆有骨有肉，铿锵有力，能经得起推敲和时间的考验，现在已经被奉为地理学的经典。吴尚时能吃苦耐劳，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工作，十多年如一日，考察不停、笔耕不辍，故能硕果累累，为人景仰。他看清了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的生活本无坦途，而吴氏的个性使他受到人为的排挤和舍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由于过度积劳成疾，最后成为旧时代的牺牲者。如果吴氏能活长些，事业将更加有成，无怪乎吴氏临终前恋恋不舍他的大好前途和大有作为的事业，这正是他一生热爱生活，追求光明，不断进取，献身科学的表现。

　　这本书虽然写的是一位科学家的一生，但里面所洋溢的司徒对科学的热爱，对这位科学家的崇敬，处处见于字里行间。吴氏逝世，他是这样写道：“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吴尚时以自己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我国近代科学的园地，只可惜他走得过早了，至今仍让人叹息不已。如新中国建立后，事隔多年，广东省地理学会在广州河南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举行野外现场研讨会，罗开富教授发言时，提及恩师仍泣不成声，每年清明时节，罗开富务必到吴氏墓前拜祭，放上一束鲜花，可见师生感情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终身不能忘怀也”。

　　书中还写道：“吴尚时壮志未酬，早骑黄鹤，使我国地理界遭受无穷损失，但吴氏的成就和风格却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鼓舞着后来者沿着他开创的华南地理研究的道路继续前进。”由于这本书无论在学术内容上，还是在写作的风格上，都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得到地理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如吴尚时的四兄，94岁的吴尚势阅后，曾经给司徒写信说：“舍弟评传很详细、翔实，拜读一遍，竟不能再置一词。” 曾昭璇教授也这样评价：“今司徒尚纪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也，以治历史地理学着，执笔撰写，深庆得人，经营三载，立见成效，今以是书示余，并嘱为序，乃欣然从命也。”所以这本书作为“岭南文库”丛书的一种，到现在仍是已经出版的唯一一部关于科学家的传记，它同样在1997年作为“岭南文库”丛书一种，入选“国家图书奬”的名列。

　　吴尚时，他不仅是个人，而且在他的周边还集聚着一个巨大的地理学的人才群体。司徒把吴尚时作为主角撰写的同时，也别开生面地把吴尚时的主要弟子分别给予单篇立传，作为《吴尚时》一书的附録。这里面分列了吴尚时的主要弟子，包括气候学家何大章、地理教育学者陈小澄、自然地理学家罗开富、地理教育学家和旅行家林嘉秀（女）、地貌学家罗来兴、地貌学家和医学地理研究先驱张保升、农业区划和生态农业地理学者钟功甫、人文地理学者钟衍威（原中山大学地理系副主任，也是吴尚时弟子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位，文革中受到迫害，后来死于地理系大楼）、历史地理学家徐俊鸣、世界自然地理学家梅甸初、地理学名家曾昭璇、地图学家缪鸿基等十二位弟子。他们在地理学的各个领域都是成就卓著、名重一时的地理学家，在中国地理学的学坛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又不相同，有些在建国以前，就受到旧社会艰难困苦生活的折磨，过早地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有些是在建国以后“反右”和“四清”、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迫害，乃至死亡，都有坎坷的经历。有些人在历经劫难以后，在夹缝之中开展一些科学活动，在非常险恶的环境里，坚持科学研究，终于能够硕果累累。如著名的曾昭璇教授、徐俊鸣教授、何大章教授、钟功甫教授等，都在《吴尚时》一书中占有相当的篇幅。这个地理学者群体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精英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学术成就、学术风格构成了地理学岭南学派的主要支柱，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学术风格铸造了这个学派的灵魂，使之在中国地理学舞台上占有自己的地位而蜚声海内外，有不少人至今还活跃在地理科学的舞台上，成为吴尚时事业的继承者。

　　司徒作为一位对中国地理学史深有研究的学者，完成了《吴尚时》及相关的弟子的传记，在地理学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在中国地理学家群体中，曾昭璇教授是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

　　虽然在《吴尚时》传记中，曾昭璇教授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司徒仍然感到意气未尽，应该有专门的篇幅为曾教授作传记。1991年，曾教授70华诞的时候，司徒特别表示要为曾先生写一篇传记，后写成了两万多字，交给了曾教授，全文收在他1994年面世的《岭南史地论集》中。该文采取传记的形式，介绍了曾昭璇先生秉承家教，志在山水，15岁考上中山大学攻读地理，矢志不渝，在吴尚时的麾下，师生携手开创了一系列的野外考察和各种研究，在自然地理学，特别是地貌学、经济地理、气候学、水文学、地图学等领域硕果累累。曾昭璇教授除了在地理学方面的彪炳史册的学术成果以外，还拓展了研究方向，攻读人类学，曾先生不但是一位地理学家，也是一位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作为一位老科学家，曾昭璇教授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历经坎坷，在新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献身科学，取得的累累硕果。司徒在其传记中都作了铺陈和讴歌。特别是曾昭璇在十年动乱期间不忘进取，在粤北五七干校，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研究，在科学春天到来时，老树开出新花，晚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幷且在学术上不断独辟蹊径，开创了历史地貌学研究方向。作为一位博通古今、融会中西、在方志学、地名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史地等，曾先生都有所建树。曾昭璇教授游历之广，知识之深，在地理界中是少见的。这个传记后来成为华南师大地理系和曾昭璇学生为他写传记的主要依据，虽然曾先生传记有很多版本，它们的题目也不尽相同，但都在它们的题材、体例、甚至它们的用词、风格、评价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篇传记至今读之，仍使人倍感亲切。

　　四、编纂第一部广东历史地图集

　　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地图所表示的内容可以代替很多文字，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手段，也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故中国古代地方志曾被称为图经。宋以后，图的比例越来越少，而以文字为主体，但是这些不叫历史地图，我们一般称它为古地图。

　　历史地图是建国后，以侯仁之教授为首的一批历史地理学者把原来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历史地理，历史地图成为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纂历史地图是我们国家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主要成果。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指示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以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为首的历史地理学者花了30年时间编纂了8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上世纪70年代内部出版，上世纪80年代公开发行，以历史地图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疆域的历代变迁，获得了国家最高的科学技术奬。

　　以侯仁之教授为首的北大的历史地理学家以首都北京为对象，从80年代以来不断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了《北京历史地图集》，迄今为止，已经出了三册，反映关于首都的自然、人文地理历史的变迁，也获得了北京市重大的科研成果奬。类似的历史地图集还有西安、上海、天津等城市历史地图集，但是以省区为对象的历史地理图集，全国还没有先例。如果从司徒1978年攻读学位算起，到1992年，司徒已有了十多年历史地理研究的经验，历史地图一直是他注意的中心。他很想使用地图语言，首先把广东历史变迁用历史地图的方式表达出来，提供广东在各个断代的历史剖面。这是一项很有意义，也是难度相当大的工作。这种愿望随着他从事区域与城市规划的减少和对岭南历史地理和广东文化地理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而与日俱增。

　　司徒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希望广东能够有人共同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历史地图的编纂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不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团队，需要一个机构，需要一批致力于这个学科的历史地理工作者，并团结、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才能完成任务。所以在他领导的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分会同行们中间，他也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特别是曾昭璇教授、陈代光教授也有共同的想法，幷且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鼎力的支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几年的时间里，这种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事情往往带有某种偶然性，它又孕育了某种必然性。司徒因多年以来与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由于著作出版的关系，有很多往来，与那里的主编、编辑部、领导的关系也很融洽。1992年夏，有一天下午，司徒为了一本书的编纂来到出版社大楼时，在楼梯口碰上了出版社的总编冯深泉先生，他一把拉住司徒的手，问他想不想编纂广东历史地图集。此语正中司徒的下怀。他们两人简单地作了交谈。这位主编提出要由司徒作为主编组织人力，编纂广东历史地图集，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出版社承担。这两人一个是历史地理学者，一个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对图集的选题和出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人越谈越入港，即达成了意向性的承诺，各自回去抓紧时间组织人力，实施这项计划。

　　当晚司徒回到家里，反复构思，挥笔写下了广东历史地图集编纂大纲，包括编纂的依据、体例、内容、框架、主要的图组、主要的图幅和整个设计的思想等，他都胸有成竹，很快构建出一个完整方案。为了使这个方案更具科学性和艺术性，他在这件事定下来的头几天，马上投进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检索有关同类的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历史地理图集。当时在国内除了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侯仁之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史念海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以外，作为省区的历史地理图集还没有先例可援。

　　司徒在图书馆里详细地参阅了《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是英国1982年出版的以世界为范围，主要反映欧亚美洲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最权威、最详尽的历史地理图集。司徒又参考了前苏联出版的《苏联历史地图集》，也翻阅了一些美国、日本的国家地图册。虽然这些图集不完全是历史地图集，但是里面包含了相当的图幅是反映国家历史的变迁的。他吸收了国内外已有历史地图集编纂的经验，图幅的内容、设计等，并加以修改、完善，以提升自己图幅的质量。

　　经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深入的思考和精心的设计，一份颇为新颖的《广东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大纲和图组的分类、图幅的名称等送到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手里。为了使这部图集有广泛的科学基础，他就发动、串连了广东省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包括华南师范大学的曾昭璇教授、暨南大学的陈代光教授、广州地理研究所的梁国昭研究员、李平日研究员、广东省博物馆的杨式挺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所的彭世奬教授、还有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侯国隆先生、侯月祥先生，以及省市文博、文物管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专家学者。这个计划很快上报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表示了热情的大力的支持，幷且拨了2万元的启动费，列为1995年重点出版的书目。很快地以司徒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组成《广东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委员会和编辑部。司徒作为编辑部的主编，承担起这个地图集具体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亲自组织资料来完成这部广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历史地图集。

　　为了保证质量，真正编出高水平，代表广东历史地理界的成果，在全国历史地图编纂方面能够一比高下，按他设计好的图幅的内容，分为政区沿革、军事政治斗争、人口、民族、经济、文化、城镇、区域开发、自然等九大部分。其中他一个人就参加了六个部分主要的图幅编纂和文字撰写等工作，最后还作为图集的实际统稿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图集实际上他一个人独立承担了相当大的编纂任务。为了争取按时按质完成编纂任务，他采取图幅包干的办法，在广东历史界、地理界等，根据他所掌握的这些不同学科人的专长，分别物色、发动、说服这些同行们来承担相关的任务。他利用地图出版社所提供的底图、编写的大纲、要求等，落实到每一位作者身上。这些同行们都不计报酬，充满了热情和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这些底图到了他们手里，很快得到了同行们的支持和响应，一切都按既定计划顺利推进。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概有100多幅草图和20多万字的文字说明送到了地图出版社清绘室。为了保证图幅的质量，他们召开了多次全体编委会议，从开始的组织、发动，落实任务，到后来的图件的审查、图幅的设计等各个环节，他都作为主要的负责人参与其中。从1992年起，前后三年左右的时间，他每个月差不多有两次要到地图出版社去研究工作。

　　那时候，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都是骑着那部已经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旧自行车，从学校到出版社，大概要花上45分钟，甚至一个钟头。他顶着烈日、狂风，冒着大雨，穿梭于学校和出版社之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图集的稿件很快就定下来。地图出版社用传统手工清绘的办法把这130多幅地图非常精细地清绘出来，幷且以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在1995年9月，作为全国第一部省级《广东历史地图集》隆重面世。出版社还把它带到了北京，参加全国图书博览会，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后来还得到了装帧设计的奬励。

　　这部图集出版以后，发行到全国各地。印数只有2000册，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里，已销售一空。由于它是全国第一部省级的历史地图集，出版以后，各方面都很关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传媒都作了报导，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有关专家还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这是“我国史地科研重大成果”。

　　曾昭璇先生作为这个图集的顾问在《热带地理》1995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这是“一本全国性优秀图书”。拿在手里有相当份量的历史地图集全面地展现了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三千多年历史发展过程，再现了广东政区的建置沿革，历代军事和政治上的斗争、人口迁移、民族的分布、经济的兴衰、文化的发展、城镇的勃兴、区域的开发、自然的变迁等各个层面景观，广东几千年历史变迁的时间和空间的演变规律都浓缩在这部作品之中。司徒为此付出的巨大的劳动。但是他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多少回报，按照当时的稿费，每一张图只给100元的报酬。他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2000元左右的稿费。但是这本书定价为128元，按照九折的优惠，大概也要100元左右。他把全部的稿费买了图集，送给他的导师、同行友人和学生。20本已挥耗了他全部的稿费，如果从功利出发，他经济上是负债累累的，但是他在精神上是富有的，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因为这里体现了他历史地理研究的功底、水平，也给广东父老乡亲献上了厚礼。这部图集为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的文化建设，编纂地方志、制定有关的规划、计划提供了决策上的重要参考，当然也为政区的划分、边界一些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各地修地方志都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资料。例如关于两广省区分界，历代广东和广西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把汉代广信作为两广划分的地点，有时候标在广西的梧州，有时候标在广东的封开，两个省区为这些事争执不下。这本历史地图集正确地把它表达在广东封开县，后来也得到了两省区同行的认可，为解决这些历史的悬案，也为两广的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此得到了各界的欢迎。广东地方史专家陈乃良先生在所着《封中史话》一书中高度肯定图集为解决这个历史悬案所作贡献。

　　这部图集后来传到了港澳和海外，很多同行通过不同的渠道来索取，一直到近年，还有全国的同行，特别是历史工作者、方志工作者，以及与地方历史相关的各个学科、政府部门、计划部门、城市规划部门、环保部门、水利部门等各行各业都提出购买，或者重版等要求。当然由于经费等原因，它虽然暂时还不能重印，但是作为一部长命书，仍然表现出它顽强的生命力，拥有它自己忠实的读者群体。司徒作为主编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制图工程，感到很自豪。他所付出的劳动已经深深地铭刻在这些散发着墨香的纸页之中。每当读者拿起这部精美的图集的时候，一种崇敬的心情便油然而生。

　　在这部图集出版以后，全国才出版了《山西历史地图集》，但这是花了三十多年才编纂出来的。早在1958年，山西省就成立了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幷且建立了常设的办公室，听说当年就有固定的编制，出版的费用差不多花了400万。而这部图集全部的费用才40万，仅仅是它的十分之一，时间也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当然不能简单地进行类比，但是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也可以看出他们在何等艰难的情况下，主要还是依靠各位作者义务性的劳动，才完成了这部杰构。这部图集也是司徒著作清单里最有份量的作品，忠实底记録了他的学术历程。

　　五、地名学研究的贡献

　　地名学是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但又与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有密切联系，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很强学科。司徒以其渊博学识，综合科学修养，在这门学科里纵横驰骋，成就斐然，是广东一位著名地名学专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司徒即参加省国土厅组织的南海诸岛地名调查论证，初步涉足地名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海洋地名资料。后结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01年，在《云南社会科学》上发表《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论文，主要从南海诸岛地名内涵论证南海诸岛自古以来为我国领土主权，被认为是别开生面之作，获得有关方面高度评价。

　　在岭南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中，司徒发现岭南地名有很多独特命名特点，其内涵也不能用汉语来解读，这是属于壮侗语系的地名，是古越语地名的遗存，具有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命名方式，即所谓齐头式，与汉语齐尾式恰好相反，并各有其特定内涵。如以“马”、“麻”、“都”、“古”、“思”、“云”等表示村落，以“冲”、“埗”、“埔”、“步”、“禄”（六、鹿）、“沥”、“榃”等表示河谷地貌及其利用方式，后演变为聚落地名：以“那”表示水田，后引申为村落，还以“罗”、“洞”、“垌”、“播”、“富”等表示山谷或山体某个部位，后也演变为村落。这类地名既有表示自然地理实体，也表示人文地理现象，且大量分布在北江以西，尤以粤西、高雷、海南岛和广西等为普遍，粤东则很个别，具有明显地带性，与古越族地区分布基本一致。司徒对这类地名作了认真爬梳、分类、考订其意义，主要成果发表在《广东文化地理》地名文化景观章节中，1999年《广东省志·地名志》出版，其中《概述》主要取材于他的研究成果。

　　1997年，司徒受肇庆市地名委员会委托，主编《肇庆市地名志》，仅用一年，这部总词目达2541条，60万字地名工具书即告竣事。此前，曾委托某高校负责编纂，三年未果，可见司徒地名学功力之深厚，办事效率之快、质量之高。该志出版后，1999年9月18日《读书人报》发表章罗兰评论文章，指出该志“系统、客观、中肯”，具有收集条目十分系统、全面；考证、分析地名要素尊重历史和现实，力求客观，对各家之见兼容幷包，不分厚薄，稳妥中肯等优点，为同类地名志中翘楚。在广东已出版21部地级市地名志中是最为出色的一部，为肇庆各县市和省内外有关部门广泛使用。

　　岭南地名还与民系（族群）分布格局相联系，每个民系都有自己地名特色。司徒对此研究更不遗余力，在《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这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著作中，即辟专章分论各民系地名，如广府系地名多古越语（那、洞、罗、古、都、思、良等），蓝色（水）文化地名（涌、塱、埔、滘、塘）占优势；商业文化地名（栏为代表）至为触目等；客家系地名反映山区环境特点（嶂、岽、崀、阪等），多用“畲”字地名反映客家梯田文化；福佬系聚落地名“厝”反映移民文化，以海、汕、町、塭等与海相关地名反映福佬系海洋文化等，透过这些地名，折射各民系文化特质，这是司徒将地名研究揭示区域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成果。他为此发表多篇论文，如《岭南稻作文化起源在地名上的反映》（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广东地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岭南地名文化的区域特色》（岭南文史，1997年第3期）等，这都是前人甚少注意的领域，司徒已捷足先登。由于他的出色成果，1990年被推选为广东省地名学研究会副会长，蝉联到1998年。

　　近年随着城市拓展、社区开发，地名应用和管理显得日益迫切，司徒被聘为广州市地名管理委员会专家，对地名问题发表很多有益意见。如1998年底，广州东北屏障瘦狗岭，当地居民认为其名粗俗，申请改称“寿高岭”或“锦绣岭”，结果在《广州日报》上引起一场争论。司徒从地名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立场出发，坚决主张维持原来地名，不能轻易更改。此举得到市地名委员会和有关专家高度肯定，从而维持了瘦狗岭地名至今，再无人动议更改。（详见1998年12月3日《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又湛江海湾上特呈岛，是胡锦涛书记2003年4月10日考察过小岛，现已成为人们心目中圣洁而神秘之岛。但对这个岛名称含义无人知晓，给解读小岛历史文化带来很大困难。2006年5月底，他到岛上考察，并查阅相关文献，终于解读出特呈是古越语，特，指地方、地址；呈，亦作情。特呈意为和谐、团结、友爱之意。后来文学家洪三泰在《南方日报》上撰文《总书记来到特呈岛》（2006年6月11日第7版），把司徒这个解释写进文中，千年地名之谜得以焕然冰释。

　　六、初访香港

　　司徒生活在广东，从小时候就闻知香港作为一个大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在我国建立的一个桥头堡。特别是在他意识中，那些从香港回来的人都被认为是腰缠万贯、发了洋财的，香港被认为是一个发财致富之地。在他周围的人中也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到香港谋生的。当然，发财致富者有之，但更多的还是作为劳动力输出，并不都是万贯家财。有些人为了光宗耀祖，不惜打肿脸充胖子，人们对从香港回来的人都投以一种羡慕的眼光。在他幼小的心中，也曾把香港视为一个灯红酒緑、非常富有魅力的城市，但在我国闭关锁国的时代，香港是内地人难以越雷池一步的。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贴满中山大学校园的大字报中，有一些是披露一些教师向往资本主义世界，追求那里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其中有云：香港，一提起你的名字，我就会想起自由、平等、繁华。这些拔高溢美之词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内地普通百姓来说，香港封闭得象罐头一样。听说，那时候从香港获准进入深圳的旅客，连一盒清凉油都必须留在境外。据说这是为了保持内地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认为清凉油是在境外生产的，它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对于他这位没有海外和港澳关系的人来说，香港虽然就在珠江口，从广州也不过是150公里的路程，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他的心中，它好像在遥远的天边，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那里发生的一切似乎与他的生活毫无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司徒回到了与香港比邻的广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从香港传进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早期的録音机、太阳眼镜、牛仔裤和各种时尚用品，到后来的影视作品、CD、影碟机，各种録像带、杂志、报纸、书刊和从那边过来的各种歌星、影星等，都使他对香港的印象越来越接近，特别是他所从事的历史地理研究与近代的香港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他在从事宝安县城镇规划的时候，不止一次站在罗湖桥、站在大鹏湾、大亚湾、王母湾海岸上眺望灯火辉煌的香港不夜城。

　　特别是有一次，那是1980年的一个夏天，他为了收集硕士学位论文的资料，曾沿着深圳河边散步。在夕阳下，水量很少的深圳河宛若一条白练从罗湖桥下流过，深圳这岸似乎看不到巡逻的边防警察或者海关人员，而对面新界却是布满了铁丝网，每隔一段距离就是一座碉堡，边境线上的铁丝网附近灯光璀璨，不时有探照灯从哨所里照射过来。铁丝网的背后是万家灯火，展示出香港这座不夜城璀璨的夜景，无怪乎人称之为“东方之珠”。

　　1983年前后，他参加了宝安县多个城镇的规划，有更多的机会瞭解香港的情况。在上世纪60年代初，内地经济困难的时候，曾经掀起一股偷渡香港的风潮，那一代人后成为香港的居民，幷且不少人后来衣锦还乡。改革开放之初，又引发了第二次逃港高潮，特别是珠江口一带的城乡，几乎男性青壮年都非法越境到香港。他们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香港能够进入亚洲“四小龙”之列（另有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与这些非法劳工的付出是不可分割的。在耳濡目染之中，他确实感到了那些从香港回来的人表面上看来是非常富有，也看到了他们走路行色匆匆，举止言谈似乎表现出一种讲效率，讲速度，珍惜时间和讲究法治、讲究规矩的精神风貌。当然也有好些人镶着一口金牙，穿着当时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被内地传媒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形形色色的这些人和事是他对香港的最初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信息不断地进入他的脑海里，特别是当他得到学位，回到中山大学任教以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香港的同行。中山大学地理系与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香港大学地理地质系，以及浸会大学建立了学术关系以后，中大地理系和这些学校同行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往来和瞭解。终于在1991年5月他得到一个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交流。与他同行的还有本系的另一位教授。

　　他们踏上开往香港的列车，很快地就通过了两地分界的罗湖桥。这虽然是一座只有二三十米长普通的木桥，但这是两种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分界，内地有多少人为了超越这座桥和它所象征的分界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于葬身于大海。这次他们只用了几分钟，非常容易地跨越了这座小桥。他心里感到很轻松，一看是一座很普通的小桥，下边深圳河水流量也很小，甚至还散发出一种死水特有的水草的腥味。如果不是两边严密的防守，根本就看不出这座桥梁的意义。把它放在内地，只不过是一座很普通的木桥，就像乡下很多小河的木桥一样，每天都有耕种的农民和耕牛缓缓地走过，但是一旦它建在深圳河上就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地标物和两种制度的分界线。

　　他们这次肩负着学术交流的任务。过了罗湖桥，他们才算是真正踏上香港的土地。为了给香港的同行带一点礼物，更重要的是作为自己的成果，他带去了那本《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为了使每位教师得到他的这部著作，他特别装满了一个很大的肥皂箱，外边胡乱地捆着指头般粗的麻绳，把它扛在肩膀上。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手推车和行李车，但他仍然使用这种古老捆绑材料，活像一个搬运工在帮旅客运送货物，以索取微薄的报酬。

　　海关人员和身边走过的旅客都以一种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大陆学者，他们有些人很少或者是从没有见过用这么粗大的绳子捆绑东西，深圳、香港海关人员检查他携带物品的时特别注意，以为里面放的一定是不寻常的物品。书是最重的，他们看到他扛在肩膀上这个差不多有点压弯腰的纸箱，轻轻把手一挥，让他过了关口。

　　在通往新界的轻轨上，人们也非常注意这位还在使用麻绳捆绑行李的旅客。到了沙田火车站，他和他的同行没有第二种运输工具，而只能把书扛在肩膀上，走了大概1里多路，纔来到接待他们的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的所在地。这时初夏的太阳非常猛烈，这沉甸甸的一大包书使得他汗流浃背，从里到外都是湿漉漉的一片，额头上汗珠像大雨淋过一样，不断地往下掉。香港中文大学接待他们的人非常感动，说没有到车站去接他们，带了这么沉重的行李。

　　他们被安排在一个“教师之家”的住所里，第二天，司徒给每位教师送上了自己的学术作品。在那里举行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听取了中文大学地理系创办的历史、学制、教学的方式、学生、教授，他们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承担的课题等。作为一种回报，司徒也介绍了自己学术研究方面的有关问题，特别重点介绍了对海南岛历史开发，以及正在进行的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会后，他们还参观了中文大学的校园，这座位处新界丘陵地带著名的学府，环境优雅、空气清新，校园交通方便，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学生的自觉性很强、自立性也很高。他们在学生饭堂里用餐的时候，学生都一个接一个，秩序井然，排队买饭，絶对没有插队的现象。

　　学生的社会活动相当活跃，经常举行各种文娱、体育和社会宣传、慈善等学术的和社会的、娱乐康体方面的活动。这时候香港虽然还没有回归，但是这所大学办学的模式，学生的思维、思想和学术研究的热情和他们研究的成果都体现了香港和内地的不可分割的地缘、史缘和血缘关系，表现了许多共同的特点和可以沟通、交流的地方。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天的学术交流，但他对这所大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结交了很多同行，包括中文大学从事文化地理研究吴仁德教授、人文地理的黄钧尧教授、水文地理的林健枝教授等，为以后的学术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交流期间，他们在香港同仁的陪同下，浏览了香港的市容，特别是到了作为香港中轴线的弥敦道、旺角和港岛的湾仔，看到了这座华洋共处、到处都是石屎森林的城市的景观，看到了这里的人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生活方式。在摩天大楼写字楼里开着空调的白领阶层和在码头、汽车、电车，在工业大厦劳作的蓝领的工人，看到了他们之间经济收入、劳动方式等的差异，感受到香港小市民的意识。在那里，金钱成了很多人追求的最大的目标，无处不体现出金钱的力量和地位，也造成了人对金钱的崇拜，从大的超市，到小巷里的鸡毛小店到处都弥漫着求神致富的、崇拜偶像的氛围。当然除了土地公、财神爷等本地的神只以外，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教派都在香港占有自己的地盘。

　　司徒住的中文大学“教师之家”对面是一个崇基学院的教堂，那天正好是周六，来自港九新界的信徒们纷纷穿上礼服，集中在教堂里，从事虔诚的礼拜活动。这天司徒怀着一种特别的兴趣参与了这个礼拜活动，看这些教徒怎样作弥撒，怎样唱圣诗，怎样捐赠。礼拜结束，这些信徒们就在他下榻的“教师之家”用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教会招待信徒们的，但是吃了以后，这些信徒都把自己应交的餐费整整齐齐地放在座位前面，由一个人统一收取。他也正好坐在餐桌上，看见别人这样做，他才意识到这是一种会餐的方式，跟内地的请客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事例使他深感香港和内地在礼仪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形态方面的差异。

　　在香港他游览了女人街、太平山、香港大学和维多利亚港等地。在改革开放之初，从香港归来的，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游客大包小包的时尚用品、食品，很多都是来自女人街。在香港这个非常普通的市场，那里买卖的物品也是很普通的，但是一进入内地，听说是香港带进来的，马上增加了它的品位，抬高了它的身价。特别是内地一些城乡，一块手表，一件西装、一个收音机，一个牙刷、一把刮脸刀，一个电子表等日常用品，在这里很多都是摆在地摊上的，但是一进入内地，往往被认为是进口的商品，身价倍增，给那些掮客、二道贩子创造了大发横财的机会。他在女人街作了详细的考察，作为香港市井文化的荟萃之地，女人街体现了香港下层社会的风情。

　　司徒在这次访港后多次路过香港，曾经参加过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南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广东省地理学会组织的参加“香港地理活动日”，1999年参加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的大陆地理学者访问台湾学术交流团，往返都在香港作了停留，2004年又在香港参加了“粤港澳经济和空间关系”学术研讨会，以及2000年底、2002年夏到英国作学术交流和探亲也取道香港，对其认识日益深入，特别是对香港文化有较多的瞭解。2002年，司徒作为主持人的“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结构、文化交流和整合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对香港的认识随而上升到学术的层面。2001年当他《珠江传》出版的时候，特别为香港写上了一节《东方之珠的光芒》，概述了香港的历史和文化。

　　七、教授与博导

　　1993年正是司徒年满半百的时候，他参加了全校教授职称的聘任的竞争。溯自1988年他被聘为副教授以来，已经过了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努力拼搏，在历史地理领域里崭露头角，纵横驰骋，特别是这几年来他继《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以后，连续出版了《海南开发》、《简明中国地理学史》和《广东文化地理》等。特别是《广东文化地理》作为一部区域文化地理的力作，由于他具有深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学术造诣，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在教学方面不但给本科生上课，而且培养了历史地理的硕士研究生，牢牢地在历史地理这个领域里站住了脚跟，在《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经济地理》、《热带地理》、《东南文化》、《农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各个杂志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文。有些论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处重新发行，奠定了他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也基于此，他于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先后被收入《中国当代地球科学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自然科学人物总传》、《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辞典》、《中国专家》、《中国当代教育名人大辞典》等。

　　1993年按照有关规定可以提出晋升教授，在当时的背景下，全校公开竞争教授的名额却是很有限。而由于“僧多粥少”，参加竞争的人很多，特别是由于不少人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失去了申报教授的最佳年龄。很多年老的教师差不多已届退休，有些还是讲师，有些是副教授，按照他们资历和成果，他们不少人应该成为教授，但是名额限制，造成中老年人和青年人在应聘教授之间激烈的竞争。这时司徒已经是50岁了，如果是在过去，按照这个年龄和他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所享有的学术地位，或许提前十年就应该是这个职位的获得者。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的，十年动乱拖了他很长的时间，当后来者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成为某个学科的带头人，或者获得了教授的职称。但十年动乱，他考研究生的时候，早就过了自立之年，当他北上的时候已经是不惑之年，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参加这种职位的竞争。

　　话又说回来，按照有关的条款，副教授晋升教授如果时间不到五年的话，也可以采取破格的办法，参加竞争。1992年司徒的《广东文化地理》尚未出版，但已经被纳入“岭南文库”丛书的一种。他带着这种已经承诺出版的成果，参加全校教授的竞争，按照成果可以得到破格的晋升，但是出于对年长者的关照，他仍未能如愿以偿。

　　1993年，司徒的《广东文化地理》面世了，幷且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这一年整个地理系只有他一个人晋升了教授，这在当时简直是凤毛麟角。这时他恰好是五十岁，为了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接到受聘的通知以后，兴高采烈地邀请了他的一些知心朋友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中大水上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餐会，作为人生事业一个里程碑。

　　在庆祝声中司徒度过了他50周岁生日。第二年10月他顺利地被聘为博士生导师。那时，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的人数是很少的，大概在全校四五百名教授中，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也不过是三四十人，这一年全校有13位教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包括后来据报导说解开世界百年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朱熹平、长江学者桑兵、语言学家李新魁等。来自全国著名高校的学者在评定他作为导师的招生方向时，最后把他定位为区域文化地理。本来他最擅长的应该是历史地理，但是评审委员会来自上海、北京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在全国的博士点已经比较多，而当时“文化热”正在全国方兴未艾，区域文化地理是一个亟待填补、加强的研究领域，而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本来就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的学科关系，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大部分学者也从事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历史地理工作者，在文化地理方面也都很有造诣，先后出版了不少专著。如复旦大学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等都反映了两门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司徒也感到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学术修养和研究基础，以及已取得的成果来看，把区域文化地理作为自己的招生和研究方向是恰当的。这样，区域文化地理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人文地理专业之下作为一个方向被定下来，司徒成为这个研究方向唯一的指导教师，不但在全省，当时在全国，乃至到现在仍然保持这个格局。这个研究方向确定以后，他从1996年开始招收这个方向的博士生，到2005年，已连续招收博士生10届，共26人，已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14人。他们已成为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骨干，一些人学位论文被国家和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这其中有许桂灵《中国泛珠三角区域的历史地理回归》（科学出版社，2005）、李燕《港澳与珠三角文化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江金波《客地风物——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李宁利《相约独身：珠江三角洲自梳女文化地理探究》（中华书局，2006）等。这些学位论文涉及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各个方面，包括地域龢民族文化交流整合、文化生态、饮食、服饰、宗教、地名、军事、书法、华侨、文学、旅游、海岛、区域、城市等文化与历史地理等。司徒独力指导项目和地域范围如此广泛的论文，非有渊博理论和知识、深厚底藴和丰富积累不足以胜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一学问大家，应受之无愧。而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生也非常满意，在论文最后都表述深深感激和崇敬之情，如2003届江金波博士写道：“他系统分析、时空贯通、注意运用的授业方法极大地夯实了我的文化地理基础。……以淡泊明志的精神境界、渊博的专业知识、敏鋭的学术思维，因材施教和不时诙谐中化解抽象的为师之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受益匪浅。”2006届彭静博士说：“三年一路走过来，一直很钦佩司徒老师踏实严谨的学风、活跃敏鋭的思维、‘破履仍思上远峰’的精神境界，……—为人治学的风范，给了我太多的启迪和教育，我将永远铭刻在心。”这代表了他培养的学生的心声。

　　司徒作为全国唯一区域文化地理方向博士生导师，除了给他指导的博士生讲授有关课程以外，还担任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为全校理科博士生讲授公共课，以“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为题，讲解两者关系，听者数百人，坐无虚席。他旁征博引，既有高深理论，又有案例，赢得博士生阵阵掌声。每次演讲完毕，听者纷纷上前拷下题纲，或提出讨论问题，他一一给予令人满意解答。此外，他还给广东省府参事室、广东省文史馆、广东省警官学院、香港中华商会等各阶层人士演讲广东历史文化，深受欢迎，是岭南文化研究的权威之一。

　　这个方向定下来以后，司徒在历史地理的基础上，把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紧紧地扭在一起，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个方向的设置对他的学术研究起了推动和拓展的作用，显示这个方向对他来说是非常恰当，也是最能发挥他的潜力和他的特长，以后他所取得的成果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1994年年底，他同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的学术委员和中山大学的学位委员，这两个委员会在学校里是最高的学术和学位机构，组成委员会的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幷且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取得相当的成果，为同行所公认，这两个委员会各由25个人组成。司徒所在地学院只有他和另一位地质系的科学家是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事关学校各个学科设置的决策、成果鉴别、学制的设定、学位的评审等都在这两个委员会里进行讨论和决定。司徒每每在委员会上大胆的陈述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对一些学术腐败现象，对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提出尖鋭的批评，为一些受压制的中年学者大声疾呼，为他们的成长鸣锣开道。他在这两个委员会连续担任了两届委员，前后达六年之久。人们都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和他交换、讨论学术和学位的一些意见，他也有机会参与了学校这些重大问题决策的讨论，提出一些建议，有机会接触到学校、省内，乃至全国在这个领域的高层。因此他不仅仅在校内，而且不止一次地被聘为广东省高校系统高级职称的评委，也被聘为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参与省属院校的教授、副教授职称的评定，以及省内各高校硕士研究生专业的设置或者调整。他以敢于针砭一些不良现象，能够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赢得同行的敬重。他曾不止一次在学校学术或者学位委员会上对一些夸大事实、虚报成果、违背科学道德的人和事，给予大胆的披露并进行不懈的斗争。由此也遭到了一些人流言蜚语的中伤，甚至威胁、恐吓，但是正如俗话说的：“根深不怕风吹动，树正何愁日影斜”，这些瓦釜之鸣丝毫不令他让步退缩。后来按照有关的规定，一个人担任学术或者学位委员不能超过两届，2000年他退出了这两个委员会，作为一位普通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潜心于学术研究，以后的成果源源而出。

　　八、驰骋于海洋地理领域

　　长期以来，在我国很多人意识中，海洋国土的概念是非常薄弱的，不用说普通百姓，就连一些政府官员对国家的疆域都只局限于陆地国土。长期以来，我们都说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指的是陆地国土，但是在我们沿边的五大海区中，除了传统的12海里的领海范围以外，这条界线以外大片的海洋一般都作为公海。哪怕是在这个传统领海的范围内，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旧中国对海疆的管辖是很松弛、虚弱的，也正由于此，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旧中国的大门，像蝗虫一样从海上爬上我国的海岸，从事各种罪恶的活动。这与人们的海权意识澹薄、武备不足不无关系。辛亥革命的志士、女革命家秋瑾有一句著名的诗“领海无权悲寂寞，磨刀有日快恩仇”，表达了她忧国忧民，对捍卫国家的海洋主权的大无畏的精神。

　　建国以后，我国领海无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由于我们国力有限，对海疆的防卫、海洋的开发利用还远远的不如陆地国土。特别是我们传统的南海诸岛，远离大陆、孤悬海外，很多镶嵌在碧波万顷的南海海洋上岛礁沙滩长期为外国势力所采集、窥视、霸占而蒙受屈辱，而我们的海防政策还是以近岸防卫为主，主要力量是保护12海里领海的范围。长期以来我国海洋开发、海防战略、战术思想，都是建立在这种近岸防卫的基础之上。

　　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和1994年11月6日这个公约正式生效，每一个联合国成员的沿海国家都可以拥有除了传统的12海里领海以外，以这个领海基线向外一侧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者是大陆架。这样我国海洋国土的范围从传统的12海里领海扩大到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陆地国土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拥有无穷无尽资源空间新的海洋国土，也是我国进入一个以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为龙头的海洋时代的标志。

　　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司徒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从海上打开国门，把罪恶的双手伸进了祖国的河山近代历史出发，深深地感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施，不但为我国提供了面积非常宽广的新海洋国土，也由此会产生与周边一些国家，在海洋权益方面的矛盾、争端、甚至战争。他从历史地理的视野，结合现实所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新的情况，感到有责任、有必要唤醒国民的海洋意识，应该撰写一部反映我国海洋开发历史和海洋地理方面的著作。他自小就生活在波涛汹涌的南海之滨，从海洋的风云变幻之中，从海洋博大的胸怀、壮丽的景色，无穷的资源中，深深地感到海洋的魅力。海洋铸造了广东人，特别是沿海居民超越海洋、适应海洋的海洋文化的风格。他暗暗下了决心，应该发挥他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积累和潜力。

　　这种良好的愿望随着1998年“世界海洋年”的临近而日益强烈。当他在撰写了《广东文化地理》和《吴尚时》这两本“岭南文库”丛书以后，在1995年，他向“岭南文库”丛书编辑部提出把《岭南海洋国土》作为文库的另一个选题。为了说服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岭南人扬帆南溟，长期取之于海洋，用之于海洋，创造了岭南文化海洋风格的一系列的事实入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岭南文库”丛书的主编和责任编辑，很快把《岭南海洋国土》作为“岭南文库”丛书的一个选题。这个选题定下来以后，司徒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这个具有开拓性领域的写作。因为海洋地理在我国也是一个很薄弱的领域，我国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约有200万平方公里分布在南海上，也是海洋权益争端最多的一个海区。他选择南海作为写作的对象，具有很高的学术、应用以及国民素质教育方面的意义。

　　为了写好我国第一部区域海洋地理的著作，他专门收集了大量关于海洋学、海洋气象、海洋水文、海洋物理、物理海洋、海洋化学、海洋地质，以及相关的海洋开发的历史、海洋石油、海洋资源等各方面相关的基本资料，充实了相关海洋知识。有时为了弄通一些基本概念和科学的词语，他走访了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质部广州海洋地质大队等单位，以及与之相关海洋、生物、近岸海洋、海洋动力等方面的专家，作了各方面充分的准备。

　　为了瞭解南海海洋开发和权益争端的历史，司徒在图书馆里阅读了有关中国人在南海海洋活动的大量资料，特别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近代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南海的资源和空间，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干预我国的海洋主权的历史，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夺取南海诸岛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乃至上世纪70年代中叶，为了争夺西沙群岛，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在南沙群岛所发生的以海洋石油为核心的海洋权益争端等一系列问题。完成了对海洋地理、海洋开发历史等基本科学知识和资料的积累以后，他才有条不紊地按照拟就的纲目一步一歩地把写作的计划向前推进。

　　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他首先把写作的框架定好，从海洋国土的概念，南海海洋资源的基本概况，到中国人民，特别是岭南人民开发、利用、捍卫南海领土主权和资源的历史过程介绍出发，阐述岭南人民反对外来势力对海洋的侵略，认识、利用、管理、捍卫南海正当权益的历史过程，然后分门别类从海洋动力、化学、矿产、生物、空间、港口、岛屿、环境等全方位地开展了海洋国土的论述。这本书由于它的作者有扎实的海洋地理基础、海洋知识的修养、深厚的与此相关的各个学科的功底，以及有了多年写作的经验，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洋洋三十多万字的手稿很快送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是一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女同志，她在文字上有很高的造诣，由于这是一部牵涉到地理科学、历史科学、海洋科学，以及技术科学，乃至海洋法方面的知识的书籍，她作为责任编辑，在阅读和审稿的过程中，经常提出有关的问题进行商榷，司徒凭着他深厚的功底，给责任编辑和文库的主编以满意的回答。这部书从审稿到出版的周期很短，在1998年海洋年到来之前的1997年，投放市场，并作为国际海洋年的一个献礼。

　　要增加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必须把刻板的科学的道理，变为既有科学性，又有趣味性、普及性，能够成为老百姓容易掌握的科普性的作品，这是有相当难度的。这需要作者不仅要有广博的相关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高超的写作艺术水平。这些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他描述的各种海洋生物的生态属性，描写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历代岭南人对南海发现、经营、管理、捍卫祖国海洋的历史事实，都能够以一种博大的智慧，流畅的笔法和充沛的感情，把海洋写得活灵活现，不但为专业工作者，也为青少年所喜爱。这部书一出版，恰好是在海洋年到来之前，广州市一些中学举行了海洋年的科普活动，特别是对海洋意识的教育。司徒应邀来到广州市天河区蓝天中学等三四所中学，给他们讲授海洋国土的知识、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必要性，也是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他在这些演讲之中，大声疾呼要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加强对海洋国土的研究，对海洋权益的捍卫等。很多人对这些概念还是处在朦胧之中，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司徒已经在这些方面已有深切瞭解，远远地走在他们的前面。

　　这部书很快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一些从事海洋研究、海洋开发的部门，以及当时广东省和南海沿岸一些省区在海洋开发的所谓“蓝色计划”，以海兴粤，以海兴琼，以海兴桂等开发海洋战略的制定中，这部书成为一种重要的参考书。特别是沿海一些地方纷纷瞄准沿海的旅游资源，发展海上旅游业，书中所罗列的大量海洋地理的资料也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上的参考。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陈清潮研究员在《热带地理》（1997年第3期），以《一部海洋国土力作》为题，指出“其作为一部填补我国海洋国土专著空白之作，不但为岭南各省区开发海洋提供基本资料和决策上不可或缺参考，而且对认识岭南各省（区）情、市情，加强公民海洋意识教育，维护海洋权益，都有重要作用”，“要瞭解岭南海洋国土的基本特征和全貌，该书不可不读”，“作为我国海洋国土方面的开拓性著作，本书受之无愧”。在这本书出版多少年以后，2003年在司徒的另一部书《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论文集首发式上，曾经担任广东省主要领导的张汉青同志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司徒提出要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的观点。中山大学的前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张荣芳教授也就司徒提出加强对国民海洋意识教育的卓识远见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这本书作为“岭南文库”丛书的一种在出版的当年，整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奬”，也受到了沿海一些地方有关部门和海洋工作者的重视。到1996年，作为“八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岭南文库”丛书，共出书43种，司徒占了三种，占总数的7％，在作者群体中独领风骚，在广东出版史上谅是独一无二的。

　　台湾海洋战略研究所的一位学者有一次来中大做学术访问，闻知司徒写了这方面的论文，专门和他作者作了2个多钟头的长谈，从南海诸岛的权益谈到了钓鱼岛的一些问题，显然司徒的这部作品已经引起了国内同行的注意。它投入到市场以后，销路看好。在出版的几年以内，就很难看到它的踪影了。

　　这部书出版以后，作者在海洋地理方面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研究成果。通过这项研究和写作，他在海洋资源、海洋开发、海洋战略、海洋权益等方面有了相当多的修养和积累。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出席了在香港、内地等处举行的以南中国海海洋经济为对象的一系列的学术会议，提交了以海洋开发为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把区域经济的发展从陆地转向海洋，不但要利用海洋的资源，还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方兴未艾的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围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由此引起的权益争端，应该未雨绸缪，制定相应的国策，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争端。

　　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资源和空间的利用已经越来越为沿岸省区所重视，制定海洋发展战略和规划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004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中国南海海洋经济》丛书，同年9月，专门聘任司徒作为这套丛书编委会委员。在这套丛书编委的名单中，有这方面的院士、海洋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生物学家、海洋经济学家等，司徒早在这套丛书编写7年以前就已经推出了他第一部海洋地理著作，成为这方面很有造诣的专家，作为这个项目的策划人，也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

　　这套丛书一系列的选题，从海洋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生态属性等各个层面在司徒《岭南海洋国土》中都作了程度不一的介绍，但鉴于它已售罄，而海洋国土撰述对这套丛书具有统摄全局的意义，所以广东经济出版社决定将《岭南海洋国土》易名《中国南海海洋国土》重新出版，很快就会与广大读者见面。当然，司徒在书中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更具时代性和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徒《岭南海洋国土》这部书可以说是这套丛书的前奏和开了先河作用的，也是他对岭南海洋国土研究的一个总结。 

　　随着对海洋国土研究深入和扩大，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也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群岛归属的争端日益尖鋭化。在香港、台湾和一些海外华侨之中，掀起了一个“保钓”运动，对日本侵占领我国钓鱼岛群岛进行各种抗争活动。中国政府对此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群岛的行为。司徒在研究南海诸岛权益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向了钓鱼岛群岛的争端问题。为此他阅读了包括台湾、香港和内地出版的有关钓鱼岛群岛的专著和论文，也查阅了中外出版的历史地图集和有关的条款。他先后在《南方日报》（1996年9月26日）、《中国评论》（2003年第5期）、《岭南文史》（1997年第1期）等报刊发表了关于钓鱼岛群岛历史地理论文，对钓鱼岛地名来源、自然环境资源、钓鱼岛问题来龙去脉，特别是钓鱼岛群岛为中国领土的历史地理依据、国际法根据等多个层面论证了钓鱼岛群岛历为中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一部分。他在1997年“保钓”运动高潮期间，还为中山大学地学院和化工学院的师生作了关于钓鱼岛群岛历史地理的演说，使听众深受启发和教育。

　　司徒对海洋国土的关注和研究是有目共睹的。继钓鱼岛群岛文章发表以后，他更加注意到日益加剧的南海海洋权益的矛盾和争夺，在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99海岸海洋资源与环境学术研讨会”上，他发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施后南海海洋研究的若干问题》论文，根据这一公约公布和实施以后，改变了传统的海洋国土观念，南海海洋权益的矛盾和争夺将变得更加尖鋭复杂，提出了这个公约促使了我国海防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即从近岸防卫转到范围更加广泛的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新的海洋国土的防卫和管理等问题。他鲜明地指出这个公约的实质，提出了海洋科学研究新的任务，包括海疆研究、大陆架的研究、海洋权益意识的教育研究等。在很多人的海洋意识还是朦胧、甚至认识不清的背景下，这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他特别关注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北部湾白龙尾岛（即夜莺岛）历史地理问题。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这个岛转让给越南，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呼吁应该加强对公民的海洋权益的思想教育，提出海洋国土与大陆国土一样，寸土不能丢失。

　　与这个问题联在一起的，近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日益升温，研究内容主要是东南亚、乃至北美、西欧各个国家与我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外交等相互往来及其所带来的区域效应。他的目光特别注意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形成的关系，为此他在2001年在昆明举行的“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独具慧眼，提交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的论文，根据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阐述了这条丝绸之路在所经过的海区对我国在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疆域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见解。除了利用考古的材料、文献的记载等以外，他独辟蹊径，从南海诸岛的地名，特别是以明初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岛屿的名称，历代旅行家、文化名人，两广的江河、沿海港口、州县的地名等，从多个层面充分有力地证明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地名上依据。他的论文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同，《云南社会科学》杂志见到这篇文章，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刊登出来，也为其他一些传媒和报刊所转用，说明作者从地名学的视野，在挖掘丝绸之路文化内涵方面，有自己卓越的见解，这恐怕是其他同行所不及的。又上述广东经济出版社拟出版一套《中国南海海洋经济》丛书，其中有一部香港、澳门的书，他指出同类名称的出版物非常多，这次要突出香港与澳门跟海洋的关系，大家都显得很为难。司徒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以《海洋香港》与《海洋澳门》作为书名，把这两个城市与海洋结合起来，突出了海洋产业、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对香港和澳门的作用。编委会的成员都感到很满意，显示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对海洋经济独到的理解。

　　九、政区地理研究

　　 政区地理在地理学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建国以来由于特殊的背景，它作为人文地理一个分支，政区地理研究也是相当薄弱的。只是由于某种需要，政区地理的某一部分在建国后也不得不要研究，无非是历数一个地区的行政建置沿革，作为行政区域变迁的一种依据，但是这种研究还不能够脱离沿革地理的范围。建国以后，政区地理研究就局限在这么一个简单的层面。

　　随着人文地理的复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高潮的兴起，撤县设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全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县都变成了市。特别是在广东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几乎所有的县都变成了市。这种以政区职能的转变，以人口的城镇化为标志的政区体制的改变，既有它正面社会经济效应，也同时诱发了一些社会不正之风问题。司徒深感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一切社会、经济、文化等行为都是以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来实施的，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政区经济，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这也反映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区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或者建立中，政区还是起到主导的作用。

　　司徒认为政区的地理研究具有不同寻常的科学应用价值，1995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题为“广东政区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效应的区域比较研究”，从1995年到1997年底，为期三年。

　　司徒从广东政区建置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人口龢民族分布、语言、风俗、国防安全、历史习惯和综合考虑等要素的地理基础出发，阐述了广东政区体系的历史演变，从先秦时代的土邦小国，秦汉广东政区的开始，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广东政区的成熟，乃至民国时期近代政区的格局，以及建国后广东政区的的变动和市管县的体制的建立，历时2000年左右广东政区体系的演变，进行了全新的阐述，为我们理顺了广东政区体系空间演变的规律，特别指出广东行政建置基本上都是河流对政区体系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调控作用，所以州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摆布完全是按照河流的流向和河谷平原，乃至三角洲地理特征等建立历史的政区；继而谈到了广东政区体系的空间结构，包括它的类型、各种政区的功能，含城市型的、区域型的、民族型的政区在广东分布的格局，幷且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政区体系改革所出现的新的形势、新的问题，以撤县设市为标志的城镇化的发展，以及政区在经济低谷、在侨乡等设置所引起的经济效应，对城镇建设推动作用，特别把目光注意到市管县这种体制的建立和广东区域点轴发展和梯度推进的关系；也同时提出了政区转型与区域多极化和辐射发展的区域效应；阐述了市管县比例的地区不平衡所引起的不同的结果，以及市管县体制之下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区域效应；提出了撤县设市对推动城乡一体化，加快经济要素的流动，便于产业地域结构的空间转移，对于密切城乡关系，综合地推动城乡的产业交融和发展，使城乡产业结构日趋接近和合理，从而取得良好的整体效应。特别是以珠江三角洲撤县设市为例，对于近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在全省、全国崛起的重大的作用；政区设置作为一种动力，起到了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杠杆和加速器的作用，及其所带来的其他各种效应。这也是别开生面的研究思路。因为人们研究一个区域往往都是从交通、产业结构、劳动力、特殊政策、特殊措施等方面入手，很少从政区体制的改变所带来的效应方面开展科学的研究，司徒以他对政区地理特有的眼光，提出了这方面的研究技术路线，可谓深得要领。

　　这个课题在执行的过程中，正好是港澳回归的时期，他特别注意广东与香港、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空间关系，回顾了它们作为广东政区一部分历史渊源和被外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历史过程，阐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复港澳所作出的努力和斗争，幷且从政区空间关系视野阐述了广东和两地经济、政治、文化的空间关系，热情地讴歌了港澳回归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对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贡献；提出了港澳回归与内地在经济和空间一体化方面应该关注的问题；最后提出为了保护“一国两制”，港澳和内地的边界不应削弱，应继续加强，以维护“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等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以保证港澳的稳定和繁荣等真知灼见。他的这项研究成果1998年获得了中山大学出版基金的赞助，以《广东政区体系——历史·现实·改革》为书名，作为中山大学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中流通发行。香港的“一国两制”研究所很重视这部书，曾经专信来索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特别引用该书关于先秦广东土邦小国对秦汉政区设置的基础作用观点。这都成为他继《广东文化地理研究》以后，第二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的成果，记载了他在政区地理这个领域里重要建树。

　　实际上，沿革地理也可归入政区地理范畴，而司徒所主攻历史地理，也是从沿革地理改造、演变而成的。他在沿革地理研究上，继承导师徐俊鸣先生事业，成果十分显着，举凡城市、区域、文化、地名、边疆等地理研究，无不发端于建置沿革，再论这些地理要素本身。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司徒在《湘潭日报》上连载《湘潭历史地理管窥》（共6篇），即发端于湘潭县历史沿革，继及它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历史发展问题，得到当地方志界、历史界好评，也是他研究沿革地理之嚆矢。以后研究广东断代经济地理、海南岛、台湾岛区域比较、香港、澳门历史文化地理、珠三角和广州、增城、顺德、龙川、肇庆等区域开发和城市变迁等，无不涉及它们建置沿革，特别是其中建置兴废，他有不少见解，是颇具创新的。如发表在1988年第1期《海南大学学报》上的论文《海南岛和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初探》，在论及台湾开发水平超过海南问题，即指出海南建置时间早，但行政级别低，而台湾建置迟，但行政级别高，台湾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建省，比海南早100年（海南1988年建省），行政力量成为两岛开发水平差异一个最重要原因，从而为认识两岛发展差异提供重要参考。又如广州作为建制城市，一般从1921年成立“广州市政厅”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市，比北京、上海等还早。司徒从《元史·百官志》、《元史·地理志》、元陈大震《南海志》等文献中发现，元代成立“广州録事司”已是一个独立城市型政区，具有独立人口统计、产业结构、税收、治安管理、市政建设等，具备城市独立各种职能和特定空间，从而提出元代广州録事司应为广州作为建制城市之始，比近代广州设市提前642年（元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成立广州録事司）。此说已得到史地、城市规划、文博、名城部门认同，对提高广州城市知名度、弘扬其优秀文化传统，作用匪浅。他这一成果，见于1996年第1期《热带地理》上发表《元代广州作为建制城市的历史地理初探》。又在关于钓鱼岛群岛归属上，他先后在上述各种报刊上发表系列论文，指出钓鱼岛群岛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是不争事实，其中最重要一个历史根据是钓鱼岛群岛历为中国政府管辖。

　　沿革地理往往被视为单调、枯燥，很少人感兴趣。但到司徒手里，却可引申、发掘出很多内容，甚有利于历史地理、区域地理、城市地理等研究和教学。他把沿革地理归结于三大部分，一是行政隶属关系，二是政区管辖范围，三是行政中心位置，由此再旁及政区等级升迁，以及与周边地区关系等。综合这些政区要素，可以看出政区政治、经济地位变化，从而得出一系列科学结论。他这一自成体系理论，把沿革地理讲透讲活，无愧为一位政区和沿革地理专家。

　　十、一个方志学者

　　　

　　方志作为地方百科全书，有着丰富自然、人文和区域地理内容，是历史地理、文化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司徒不仅在读书时期大量接触方志，受过方志学熏陶，而且在以后研究工作中，经常使用方志，参加编写、评审方志，对方志学颇有研究，成绩斐然，成为省内颇负盛名的一位方志学者。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编写《简明中国地理学史》教材时，已把方志历史、内容、体例、价值和使用等收入其中，向学生讲解，把刻板方志说得有声有色，颇受学生欢迎。地理系很多本科生、研究生或多或少受过方志学训练，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得以自觉地使用方志材料，获益匪浅。

　　方志既为地方百科全书式作品，对编写百科全书也提供不可或缺参考。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约请徐俊鸣教授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有关广东地名条目46个，约2.7万字，徐俊鸣先生以健康原因，委托司徒撰写，直到1993年，中国地理卷才出版发行，惜徐俊鸣先生已经作古，未能见到该书面世。司徒所撰有关广东省31个县市、海南省4县市，以及海峡、半岛、群岛、自然保护区等地名11个，记载了他的贡献。2004年，该书再版，他对某些条目内容作了修改，使之至臻完善。

　　80年代以来，各地兴起修志高潮，历史地理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作用。他也借此大显身手，参加编修广东省志有关分卷和市县志，成果显着，备受有关方面好评。

　　方志编写有特殊要求，不同于科学论文，也有别于文学艺术作品。它要求遵循“述而不作”原则，即如实记事，而不作评论，体例上横排纵述，有一套比较稳定写作程式。自《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修志基本都按照这种格式进行，幷且以官修为主。参加修志人员多为鸿儒硕学，即使近现代也是各方面专家学者。司徒多次受省市各级修志部门委托，参与修志，充分凸现他在这一领域水平、地位和影响。

　　1991年受顺德县县志办之托，撰写《顺德县志·自然环境·地质地貌》部分，该着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获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奬励。

　　1992年，作为《阳江县志》特约编写人员，司徒编修该志地质部分。该志200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继民国《阳江县志》以来最近一次修志。

　　这两部县志所涉及的地质内容，专业性很强，非对地质专业有修养的人士难以胜任。司徒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区域地质调查的经验，同时参考相关文献，很快完成修纂任务，为有关县市满意。

　　80年代末，司徒作为主要撰稿人参加《广东省志·旅游志》编修，负责广东旅游历史概述，湛江市和海南行政区有关旅游的条目，约2万字，是该志众多编修人员中，提供篇幅内容最多的一位作者。该志199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广东旅游业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80年代末，司徒作为《广东省志·科学技术志·地理学》主笔，参加省志中卷帙最浩大、涉及问题最多、最复杂一卷的编修工作。在收集、爬梳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走访广东各地地理教育、科研单位，将初稿反复征求有关部门、单位的意见，多次修改，始竣其事。全文约4.3万字。该书200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影响甚好，2004年12月被省社科联、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评为“广东省第一届新编地方志书”一等奬。现续修第二届新编地方志书已经开始，他仍为《广东省志·科学技术志·地理学》主笔，同时担任《阳江市志》、《云浮市地名志》顾问，继续为志书编修贡献力量。

　　司徒不仅亲自参加修志，而且对修志的理论、体例、疑难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常被认可，树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先后发表《城市志体系刍议》（广东史志，1990年第2期）、《新方志的<地理志>应反映人文地理》（羊城今古，1992年第2期）、《地方志编写的一个典范——读<广州市志·自然地理志>》（羊城今古，1999年第6期）等理论和评价文章，颇多见地。如《关于增城县建置时间之管见》（广东史志，1995年1－2期）即对有争议的增城设县的时间提出最晚应为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比通常认为建于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提早61年。此说与其他支持者一样，写进新编《增城县志·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并作为学术论文收入该志《附録》之中。

　　基于司徒在方志方面的学术造诣和影响，他深得省市修志部门的信赖，被省方志办公室收入“修志专家库”，2007年1月被聘为“广东省地方志专家”，多次应邀参加修志规划、评审等会议，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在全省方志界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十一、粤东科学考察

　　继上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完成并独立出版专著以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展了1997年到1999年所实施的另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岭南广府、客家、福佬民系的历史人文地理比较研究”。这一项横向的民系历史人文地理比较研究，以立论坚挺、见解新颖和特有的创新而获得了评委一致的通过资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这在众多申请人中也是不容易的。司徒从广东特有的三大民系文化的个性和共性出发，阐述不同民系处理人地关系的差异和规律，这在全国也是很特殊的。如按照方言作为划分民系的主要的依据，那么全国有七大方言区，而岭南就占了三种，几乎过半，这说明广东族群的文化是比较复杂的，选择民系的横向比较作为课题有相当的难度。他得到了这个基金的资助以后，首先从已有的历史文献出发，经过认真收集、爬梳，整理了民系比较的基本资料，确定比较的相应框架。

　　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他1997年盛夏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课题组成员远赴粤东，包括惠州、汕尾、汕头、潮州、梅州等地做实地考察。每到一地，他们除了瞭解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还特别重视民系文化的比较。在惠州，这是一个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交汇的地带，也是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比较集中的地区，两种文化都在这里平行不悖、和而不同地发展，以至有人把惠州的客家文化也视为广府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是持不同意见者占了上风，惠州作为广府和客家交界的地方，通常还是把它放在客家民系。

　　对这种带有过渡性文化特征地区，司徒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他们和当地政府、政协、方志办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一些对地方历史有研究的人举行座谈会，向他们请教这种文化过渡现象，听取他们的意见，特别留意当地所保留的历史文化的遗址遗迹。

　　他们深入到惠州老城，观察那里的民居，瞭解当地的社会生活，到农贸市场和贩夫走卒、农家主妇、打铁佬、修锁匠、江湖佬等交谈，从他们的音容笑貌、衣冠履带来判断他们民系的归属，从他们身上反映的民性和文化风格。他们还凭吊了一些历代贬谪惠州的历史文化名人的遗迹遗址。比如在惠州西湖，他们瞻仰了苏东坡当年流放惠州所建造的苏堤。走在苏堤的路上，望着波光潋滟的惠州西湖，仿佛回到了1000多年前，苏东坡垂老投荒，来到岭南第一站，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生涯的情景历历在目。苏东坡带去的侍女王朝云和他朝夕相处，王朝云由此受到当地人的礼遇，后来被告知吃了蛇，受到惊吓，加上染上风寒，病死在惠州。当地百姓对苏东坡和王朝云怀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把王朝云葬在西湖边孤山上。每到清明，惠州倾城的百姓都来到西湖边凭吊王朝云。王朝云的墓至今还静静地矗立在西湖边上，成为惠州文物保护单位。

　　苏东坡留给当地的人文资源，也是他们的课题所要表达的流寓文化对当地文化的推动和贡献。走在苏堤上，看着苏东坡当年种下的摇曳的杨柳，疏浚西湖，发明和推广秧马等，他的心情像荡漾的湖水一样，良久不能平静。

　　离开惠州，到了汕尾，这是福佬民系的地区，但是也带有客家文化的特征。汕尾人很多都是从潮州和福建，不止一次迁移过来。当地的捕鱼业相当发达，这种海洋文化的个性非常明显，所以那里的人对妈祖的崇拜是非常虔诚的，有广东一座最大的妈祖庙，还有属于道教的玄武山，香火非常兴旺。每年的春节期间，来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一带的华侨，都怀着一种寻根的虔诚的信念，不远万里来到玄武山朝拜他们的偶像，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据当地旅游部门介绍，由于玄武山所带来的财政收入每年有2000多万元以上，比起西江德庆的龙母庙还要可观。本来是一块普通的木材，当它雕刻成一个神像，并被涂上某种神话色彩以后，就变为群众、信徒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幷且赋予一种超人的力量，可以满足人们各种追求。这种宗教力量，哪怕是在科学昌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当代，也是非常巨大的。毛泽东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特别是从当地人的口述中知道，每到拜祭的时间，万人空巷，附近宗教场所，人山人海，真是匪夷所思。

　　的确这种风靡城乡的偶像崇拜在这里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个地方有那么多人崇拜妈祖就是如此，以致人们取名字的时候，都要跟妈祖或者佛祖联系起来，男孩取名常以“妈”、“娘”、“佛”为通名，过去男孩不是叫“佛泉”、 “佛水”，就是叫“娘包”、“娘兴”、“娘溪”，或称“妈禄”、“妈水”、“妈吉”、“妈炎”等，希望得到妈祖保佑，也是妈祖崇拜反映。这种现象在别的地方是比较少的，这些都是妈祖文化的延伸，在这个地方相当流行，这说明潮汕是一个海洋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

　　他们离开了汕尾，约两个钟头来到了汕头。沿着粤东海岸线延伸的汕头是鸦片战争以后开辟的近代城市，骑楼建筑非常触目，颇有近代城市的气派，马路宽广，人声鼎沸，街景非常鲜明。特别是汕头港的避风港湾非常宽广，避风条件也很良好，海风轻拂，带来海藻的腥味和海水的咸味，带来海洋亲切的气息。他们一下汽车，马上感到海洋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当地人的饮食大多取之于海洋，包括各种藻类、贝类、鱼类、头足类、两栖类，在市场上，所见尽是海鲜店，要吃海鲜，汕头与湛江一样，比广州更胜一筹。他们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和潮学研究中心、政协、方志办等单位的热情接待，他们把出版的《潮州史志》、《潮学研究》（论文集）和各种有关专著和资料非常慷慨地送给他们，他们满载而归。

　　在汕头他们听到了一种宛如来自陌生国度的语言。潮汕话声调特别多，有人说外地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这种语言，此话不无道理。他们在那里深深地感受到民系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潮汕还有“亲闽疏粤”的传统，这在于它的邻居是福建泉州和漳州，那里正是闽南话盛行的地方。他们深感地理上的邻近和历史政区隶属关系的同一性是地域文化相近的一个重要因素。唐代差不多有近百年潮汕和福建的漳州、泉州都同在一个政区的管辖范围内。这种历史的惯性，一直影响着两地人民的来往和文化的交融，由此形成的文化的共同性，把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化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连成一个整体。在那里他们与在惠州所见相比，很明显看到了海洋文化的品格，不但当地人崇拜妈祖成风，也同时崇拜蛇神，不过蛇被称为青龙，庙宇不少，过去有把路上拾到小蛇送到青龙庙供奉习惯。生活资料大部分取之于海洋，资仰于海洋，经济生活来源也是海洋运输、水产捕捞和其他海洋水产增殖。这一点和其他山居的民系有明显的差异。他们耳濡目染，所见所闻，大大地增加了对这个民系的理解。给他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当地的女性几乎不从事体力劳动，而男子则承担了除了家务以外的一切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在那里看着农民腰间系着一条很长的毛巾，俗称水腰布，听说是当年韩愈在潮州的时候所带来，用于围住腰间，便于在水下作业，同时也作为毛巾和遮头部使用，是这个地方百姓特有的一种服饰和作为民系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女性可能是由于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一般只从事家务劳动，或者是女红，这种自然分工跟别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异，不到其地是得不到这种感性的认识。他们还在一位同行的成员家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晚上。

　　揭西县登岗镇当地一个小学校长的家，那正在典型的潮汕农村，但又有小城镇的生活风貌。当地人既种田又从商。那里的土地利用是立体的，田野里长着緑油油的庄稼，田埂上栽种着蚕荳、緑荳和其他蔬菜，水塘里养鱼，而且塘基还搭上了花棚，花棚上葫芦瓜、水瓜硕果累累，没有一寸荒芜休闲的土地，哪怕是田埂也被利用来种植各种作物，所以这种立体农业，种田如绣花的景观，在别的地方见所未见，触目都体现了当地人精明的文化风格。

　　他们住的那位小学校长的家附近正好有一位探亲回来的台湾老兵，他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出大陆时，被抓壮丁到了台湾，退伍以后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在台湾几十年还是孑然一身，后来还是回到大陆成亲。听说和他结婚的女子的年龄很小，形成老夫少妻的强烈反差。这位台湾老兵回到大陆以后，这里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治安，他不愿意再回台湾，在当地定居下来，还开了一丬日用品商店，就在这位小学校长的楼下。

　　有一次司徒和同行路过他的小店，看到这位台湾的老兵。这位台湾老兵对大陆很有好感，特别难以忘怀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他说在台湾虽然收入比较高，安家费也很可观，但是感到非常孤单，故决定回到故乡来度过自己的余年，这是中国人“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一种表现。这种乡土的意识、本根的思想何等的根深蒂固。从这位台湾老兵的身上，司徒看到了当地人对家乡、对国家解不开的情结。

　　他们在汕头、在潮州，跟在汕尾、惠州一样，每到一地都收到大量的材料，以致难以随身携带。每到一地，每隔几天，他们就往邮局里跑，把一袋袋资料寄回学校。结束了在潮州的行程，他们马上又沿着韩江的河谷北上梅州，开始了客家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察。

　　梅州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被认为是客家文化之乡。多少年来司徒在研究广东文化地理的时候，梦寐以求要来这个客家之都，进行实地考察。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到这座美丽的山城，他们住在市政府的一个招待所里，登高远眺，梅江景色辽阔，虽然是山区河流，但是在亚热带环境下，仍然水量丰盈，流域的植被经过20多年的治理，覆盖率显着提高，水土保持良好，青山掩映，十分可人。梅江墨緑色的水静静地流淌，活像一条戴在梅州脖子上的项链，衬托出这座山城的美丽的风姿，以致从南北朝建城以来，梅州就逐步成为客家人落脚的城市。历代的惨淡经营，富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客家人一直把梅州作为自己的大本营，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遗存。梅州为199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广东仅有的六个同类文化名城之一。它最特殊的地方是一座客家文化荟萃的城市，在这里可以领略到客家文化的风格，特别是客家人的刻苦、耐劳，对学业的追求，尊师重教、客家妇女的特殊地位。

　　他们走在宽阔的大街上，在浓茂的大树下，观察着这里的建筑、风土人情，又出现在老城区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寻找那已经逝去了的文化遗存，哪怕是一座小桥、一栋老房子、一个碑刻、一片残垣断壁、一个拐弯点上的神只等。这座山城特有的文化氛围，处处使人感到文化的魅力。他们在山城经常看到古老的房子里的老年人在阅读线装书，或者是过去出版的图书，也有小孩在朗诵《幼学琼林》、《三字经》之类的旧的教材，学校里不时传出琅琅书声。

　　当地政府部门也很注意收集、整理客家的历史文化。他们在梅县县志办、梅州市和梅县市政协看到当地人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他们的老祖宗在中原就自以为是华夏之胄、世家望族，在历代战乱压迫之下，千里迢迢进入岭南，环境改变了，仍然保持着中原的重教的学风。华南理工大学谭元亨教授编写的《客家圣典》用大量的篇幅从各个层面上展现了客家人慎终追远、尊师重教、艰苦创业的精神，并称之为客家魂。这是一部偏重历史的著作，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播放，得到很高的评价。

　　他们在山城里，找到了原生态的客家人文景观。在大街小巷，客家妇女蹬着三轮车，载着沉重的货物和游客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她们头戴客家人特有的系上飘带的帽子，穿着单色或者花花緑緑的衣裳，顶着烈日，冒着狂风暴雨，行走在街上，絶大多数的人力车夫都是这样的女性，成为这座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她们和其他城市的女性有着不一样的性格，对外来的游客不卑不亢，既稳重，又热情大方，富有客家妇女矫健强壮体格和勤劳的美德，令外来人感到非常吃惊。这是客家妇女地位较高的一个原因。

　　在城外，同样看到客家妇女挑着沉重的水桶，往来于田头地角、屋前屋后，手扶着犁耙，或者弯腰从事各种粗重的大田作业。一年四季从不歇息，无论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是一个好把式，这都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梅州参观了创办不久的嘉应大学，特别是客家文化研究中心，那里保存着客家文化的丰富的典籍，包括海外学术机关、华侨团体、港澳台有关单位捐送给这所学校的有关客家文化的图书。以嘉应大学房学嘉副教授为首的一批青年学者，以一种浓厚的兴趣和执着的精神，年复一年地浸淫于客家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等工作，并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他们出版的《客家研究辑刊》发行到海外，已先后被国内外100多所大学的图书馆及研究院所列为核心刊物收藏。这批主要是来自客家地区的中青年学者把自己美好的年华、智慧和力量都贡献给客家学的研究，为这个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的族群保存他们的历史文化、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驻足在这所地方院校的校园，它高高地座落在这座山城的一块较为平缓的丘陵上，以华侨名字命名的建筑物特别多。客家华侨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即使他们收入并不丰厚，宁可节衣缩食，积累财富，捐送给家乡的父老，为培育客家的后裔，继承光荣的文化传统贡献力量。这种现象不仅现在有之，在建国以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客家华侨捐赠的各种建筑物、图书、桥梁和其他公共事业都是有案可稽，彪炳地方史册的。

　　他们在嘉应大学所见的一栋栋楼房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海外赤子或者声名显赫的侨领们贡献的一座座丰碑，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油然而生。在那里他们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瞻仰了近代著名的外交家、诗人，诗界革命的发起人黄遵宪的故居人境庐，这栋两层的旧式小楼房是一代客家名人出生、成长的地方。在这里的历史文物，展现了黄遵宪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轨迹和光辉的一生。正因为有了黄遵宪这样著名的文化精英和他们时代先进的思想、丰富的文学和外交等著作，为梅州名城增色不少。这栋建筑物已经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力地支持了梅州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在梅州具有同样意义的是南华又庐，它的主人原先建了一栋南华庐，上世纪初又花了数年的时间，建立了第二栋南华庐，故称为南华又庐。它是客家屋的典型代表，但是立面与传统的客家围龙屋又有很大区别。在它正前方，建立了中西合壁式的门楼、窗户、罗马式的圆柱和其他西洋风格的建筑构建和碎部，展现了客家文化和海外文化的有机的融合，南华又庐代表了一种新时代的建筑的风格。

　　在梅州城里，还保存了典型的客家大屋，或者叫做围龙屋，是一围又一围所构成的一种半圆形的建筑群。它适应客家人聚族而居，适应山区的地理环境，适应和土著民系之间相处的需要，具有很高的建筑文化品位，还特别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它的布局也体现了和谐的人地关系和以花胎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关系。这次虽然他们没有机会很深入地详细调研客家大屋深刻的文化内涵，但哪怕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还有机会参观了这座山城附近其他客家文化的景点，如闻名中外的阴那山、灵光寺等。这些活生生的材料都被收入他后来所完成的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中。

　　差不多半个多月的考察，他们经历了广府、客家、福佬三个民系的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特别对比了三个族群文化的差异，把一袋袋资料邮寄回学校，他们才颇感轻松，完成了这次带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粤东之行。

　　8月初他们带着疲倦的身心回到了学校，又马不停蹄地展开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并结合已经收集好的资料终于在千禧之年，20世纪最后一个月如期完成了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任务，幷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及完成名为《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继而在21世纪的头一年以同样的题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版基金资助，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指定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时司徒正在英国朴次茅斯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专著获得出版的信息传到了朴次茅斯，这时正好是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司徒在英国清冷的朴次茅斯市一栋租赁的华人小房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前言，这也是他得到的第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金额虽然不多，但是当年偌大一个中山大学获得出版基金的也仅仅是两项（另一项是管理学院管理科学项目研究成果）。

　　中山大学和广东新闻出版局也在司徒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出版基金的资助以后也同样给予资助。书稿交到中山大学出版社以后，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编纂出版的任务，很快投入流通领域。曾昭璇教授又一次应邀为这部著作写了序言，指出该着“其对岭南民系地理的研究，立论有据、见解独到、论说有力、考证周详、材料翔实”，“是我国第一部民系地理著作，达到国际学术水平，因为在国外也未见如此系统、全面地对岭南民系的历史地理考察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也为同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这部以民系的横向比较而着称的科学著作洋洋三十五万言，从岭南民系形成的历史地理基础出发，阐述了这些民系形成、发展的过程，它们对所在地区历史生态环境的调适，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着重于他们之间的历史生态环境和资源开发方式的比较，民系地区交通网络、历史发展和分布的比较，地区聚落与建筑文化的比较，汉语广府话、客家话、福佬话方言特色的比较，风俗、宗教的地理比较，最后归结到各个民系文化间的接触和它们的文化整合，并提出了建设各民系文化地理网络的建议，认为这种新的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自身文化的信心，它们作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大有裨益。这部书出版以后，得到了多方面的好评，人们纷纷从民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特别是文化地理分异的现象来剖析这部书的长处和价值，认为它至少在民系文化的横向比较上有所创新，对于民系共性和个性的差异作了详细的披露，并对民系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正面和负面的效应作了认真的剖析，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因此是当前民系地理比较的一部卓越的著作。他向资助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是近十年来他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一份硕果。

　　十二、历史地理学专业被取销

　　前面曾经交代过历史地理在中山大学发展一贯存在着很多困难，主要是从学校到基层院系个别领导人对学科的片面理解和人事的积怨所致，也由于它与一些追求功利的人意图相背离，存在招生、分配上很多困难。司徒和广州一些同行，关心历史地理前途和命运的一系列问题，果然在司徒所在的单位接二连三的发生。最初如果说招生生源的困难是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话，那么，当司徒在1994年取得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以后，不止一次地向地理系和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乃至学校主管人事的校长提出应该加强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的力量，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按照中山大学在全国，特别是在华南的地位，它的历史传统，它的学科继承，向学生宣讲历史地理的理论和知识的意义等，都是最恰当不过的。如果说在暨南大学建立历史地理的基地也是可行的，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最恰当的还是在中山大学，实际上碰到的那些所谓困难都是无可奈何的一种解释。但不管怎么说，倘若能够在暨南大学，让这面学术旗帜继续飘扬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也是广东历史地理界、中国历史地理界一件幸事。

　　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他每次提出要求，要么在口头上遭到婉言拒絶，要么口头上得到肯定的答复，但是实际上却在磨盘中放置了很多砂子，这个学科的轮子仍然不能正常转动。1995年前后，当时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一位历史学出身的教授，由于对历史地理有着深切的理解，当司徒提出要调人进入这个学科的时候，他非常支持这种要求，幷且还听说专门给了指标，用于这个学科的建设。但是这些指标一到基层就被移作他用，这个要求实际上落空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更为严重的是，1996年上半年，全国正在进行研究生专业的调整，一些冷门的、生源困难、力量单薄的专业被合并或取销了。这个厄运很快落在历史地理的头上，学校研究生院在学校众多研究生专业中，很快选择了其中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学作为调整的对象。这一年6月份，在全校召开的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有关领导抛出了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硕士点下马的方案。司徒当时是学校的学术委员，这个方案一出来，他马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会议的组织者是一位年轻的副校长，他提出这个专业下马的理由，一个是生源困难，二是没有形成梯队，三是经济效益差，它的下马可以补上另外两个专业，即下一个补一个，再增加一个，中山大学如果下了历史地理和语言学，就可以增加两个新的专业。听说一个是宗教学，一个是大学生德智教育两个专业。这个方案提出以后，除了司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以外，他的申述也得到会上一些老的学术委员的支持，比如原任中山大学一位校长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他的申述，认为在中山大学保留这样一种专业是非常必要的，不能有短视的眼光，以生源困难，特别是经济效益差等为理由予以取销，是站不住脚的。其他一些年纪稍长的、对这个学科有较多的瞭解的学术委员都站在司徒的立场上，充分发表了意见。但是会议的主持人以教学创新、加大改革力度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为理由，采取投票的办法，决定这个专业的命运。在他的鼓动下，一些对这个学科瞭解不多，特别是理科的、年青的、经济的、管理的等方面的委员转向支持这位副校长。投票的结果是取消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硕士点的动议获得通过，不管司徒怎么抗争，最后还是以行政的方式把历史地理取销了。这样一来，建国前由中山大学地理系徐俊鸣教授所开创的，在建国初成长、壮大，哪怕是在文革这样严酷的日子里，仍然在夹缝中发展，幷且在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发展服务，特别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在中越西沙之战为论证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作出重要贡献的学科，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草率地被取销了。

　　现在回顾这个专业废存与否而发生在校学术委员会的一次交锋是饶有兴味的。正如上述，在全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在这个方案抛出以后，大概有二十多位学术委员发表不同意见，很明显的分成两条阵线，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对历史地理瞭解比较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出身的委员，基本上都不赞成采取这种草率的方式，把整个华南唯一的历史地理硕士点加以撤销，如上述那位老校长就力主保存这样一个专业；另一些主张撤销的是一些从事经济科学或者管理科学的年轻一点的学术委员，他们多半是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这个专业只有一两个教师，尚未形成梯队，不是学校的优势学科，幷且生源相当困难，经济效益更谈不上，他们特别强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科的设置和招生都应该以市场的需要为转移，像历史地理这样的专业在市场上不可能有它的位置，撤销这个专业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另外有一些对这个专业瞭解不多而持中立态度的是理科的学术委员，他们动摇、徘徊于两派之间，故能不能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也是决定这个专业存废与否的关键的一环。

　　在这个学术会议上，司徒身兼学校的学术委员和学位委员，无论从学术或者学位出发，他都坚定地认为不能够把这个硕士点取销。他在会议上力排众议，和主张撤销的一派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他针对有人说这个专业的经济效益差，反驳道：“经济效益差的不只是这个专业，还有很多，如一些冷门的学科，包括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凡是一些传统的、基础的研究都是为其他学科研究鸣锣开道的，它不可能像那些应用学科一样，可以拿到市场上现买现卖，这样的学科虽然一时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没有基础学科的支撑，它们就像一副对联所说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而像历史地理这样一种有着明显的边缘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它是建立在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互交融、相互交叉基础上的，这样的学科正好反映了当代学科发展的交叉性、渗透性和融合性，也是当今科学发展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说由于它的经济利益差而取销的话，那么同样不具有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效益很微小的那些学科为什么又不在取消之列呢？所以以市场需要为理由，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是一种功利的行为，与像中山大学这所以基础研究为自己一个办学方向的综合性大学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其实，如果这个专业下马，可以补充一个宗教专业，或者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专业，那么宗教学是否就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呢？当然现在有些寺庙的经济效益的确是很可观，那些慷慨解囊的大有人在，多的可以一掷千金，少的就像祥林嫂捐了一条门槛一样，也是为了求得心理的某种平衡，或者追求佛的保佑，保佑他们的官运、财运亨通，保佑他们长命百岁，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学可以取代历史地理的话，那倒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相信没有人会同意以这种香火钱为标准，代替有着悠久历史的、具有高度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幷且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历史地理学。

　　司徒又针对一些人说这个学科的梯队在学校还没有形成，针锋相对地说：“正因为个别人对这个学科充满了偏见，所以当他们掌握了一定权力的时候，不是扶持、抢救，而是采取一种架空的办法，使它的队伍得不到发展，从而出现青黄不接，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人力单薄、未形成梯队的情况”。

　　司徒列举：“本来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徐俊鸣教授就多年致力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学校曾经为他配备了助手，但是却被个别掌权者由于历史的积怨而在职称的问题上，把他的助手给调开了，从而瓦解了他的研究队伍。另外在中山大学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个别人，分散在各个院系里的人是不少的，如在历史系、在图书馆、在东南亚研究所等，都有学者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研究，但是他们取得的成果却是很辉煌的。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山大学的岑仲勉教授，研究南海交通、西北史地，特别是研究黄河的历代变迁，1957年所编纂的《黄河变迁史》是一部中外闻名的历史地理的作品；图书馆的周连宽教授研究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这部中外闻名的唐代地理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所写《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后，得到了同行的广泛注意，类似这样的事例还不少。又如原来徐俊鸣教授的助手郭培忠副研究员中文系出身，转到地理系来，通过刻苦地补课，终于成为一位在历史地理上崭露头角的教师，他在研究广东的区域开发，研究二十四史中地理志诠释，编纂《广东历史地图集》中负责广东历史人口地图都很有成就。这些人虽然成长在不同时期，但是这个队伍并没有断层，如果不是出于偏见，或者是放弃个人的积怨，这个学科的梯队完全可以形成的。”又如司徒本人也好事多磨，有两次差点离开这个校园，最后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他才非常艰难的回到自己专业的岗位上，所以说这个梯队的形成在于领导是否有意的扶持、壮大这个专业，否则人数再多，也可能被肢解。

　　又比如说招生困难，确是事实。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人浮躁和功利可能会占了上风，一些牟利之徒，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把历史地理作为他专业的选择，但是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一门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宽广前景的科学，社会上总会有一些有识之士，摒弃利禄，也要献身这门科学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自有人以人生的价值、精神的追求作为自己专业的方向，这样有志于这门学科的青年在社会上是大有人在的。如果说生源困难，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当人的物质追求达到满足，精神的需求成为主流的话，这门学科就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何况在大学本科的招生中，就没有一门历史地理的专业，所以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一些人慑于这个学科的边缘性、交叉性，加上上述所说的两种教育阶段之间的断层，就难免使一些人存在恐惧心理而不敢投考这个专业，由此造成的招生困难，也是由于这种不同阶段的教育还未形成对接所形成的，完全不是这个专业本身的问题。以上述这几点为理由，让这个专业下马的决定，太过轻率、简单，何况在全国历史地理的力量部署之中，最适合历史地理研究、最有基础、最有发展前途的在华南、在广州地区，最适合还是中山大学。如果就这么匆匆下马，不仅仅是学校的损失，也是全国历史地理界的损失，恐怕也会引起全国同行的不安和批评。

　　司徒陈述这些理由，赞成者有之，举棋不定者有之、反对者当然也不孤单。在经过一阵骚动以后，大会主持人按惯例用投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这个专业的命运。结果还是以合法的票数通过了取销历史地理和语言学专业硕士点的决定。尽管司徒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大声疾呼不能这样简单草率、不公平地对待这个专业，但是行政的力量毕竟是强大的，徒呼奈何。

　　会议就这样匆匆结束，散会以后，司徒愤愤地拂袖而去。这是1996年的一个夏天，一个风雨无情的日子，记载了这个专业被草率取销的历史。在中山大学、在华南失去了历史地理人才培养的基地。

　　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西安、传到武汉，当然也更多地是在广东的地理界，在校园内广为流传。一些人在叹息，为有关的部门对这个专业的处理不当而感到愤愤不平，但是批评、建议都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从此以后，这个专业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招生的目録上消失了，京沪杭等地的同行为此深感惋惜。

　　过了不久，国务院所公布的历史地理的学科归类中，把它算到了历史学，不再在地理学的范围之内，这样更加增强了那些要撤销这个专业的理由。本来历史地理作为现代地理学一部分，这是多少年以来历史地理学工作者长期科学论证和研究并为实践所检验的正确的结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即从事历史地理的人，相当一部分是从历史学出身的，他们习惯用历史学的观点看待历史地理的现象，幷且总是要把它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工具，采取一种固定的思维和僵死的思想方法，很容易把它归到历史学的范畴。

　　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为首的历史地理学者虽然作了大量的工作，幷且事实上已经把它从沿革地理转变为现代地理学一部分，历史地理成为人文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形成了以复原历史时期地理现象为自己的研究任务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但是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方向，并认定学科性质的人，毕竟还是以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地理学者为主，两种对学科性质归属的认识差别本来就是客观存在，只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按照不同的方向来发展，让时间来检验，这倒是学科发展的一条正确的道路，而采取简单的、行政的归类，倒不一定是可取的。但是行政的力量又如此强大，尽管侯仁之先生为此曾经向有关部门多次申述和呼吁，都无济于事。结果到现在历史地理的招生、管理等有关事宜，还是放在历史学范畴里。

　　事情回到中山大学，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可以招收历史地理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但是没有导师，多少年来，它仅仅存在于历史系对外的宣传上，而实际上没有招收过一个研究生。这种无形资源的浪费，实在令人叹息、无可奈何，只有说：“只此而已，只此而已，岂有他哉！”从司徒深邃的目光中，时常能发现那里面闪动着某种令人扼腕的忧思。有幸的是，最近中大历史系引进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导师，终于开始招收这方面的硕士生。在中大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点之下，也补设历史地理方向，使这门学科在中大有了复苏的开端。

　　在这场针锋相对的交锋之后，司徒从此停止了历史地理的招生，但是他自己对这个专业的研究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加强。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和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按照已经选择了的专业方向走下去。学生可以不招，这种研究必须继续，哪怕是上面压着一座大山，他都不能弯腰，要咬紧牙关挺下去。

　　为了争这一口气，他默默地耕耘，成果源源而出。继1995年《广东历史地图集》、《吴尚时》出版以后，他相继出版了《岭南海洋国土》、《广东政区体系》、《开创·探索·前进》、《肇庆市地名志》、《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广东省志·旅游志》（主要撰稿人之一）、《曹廷藩教授纪念文集》、《广东省志·科学技术志·地理学》（主笔）、《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珠江传》、《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暮鼓晨钟——佛教寺院文化人类学考察》、《文化禅林》、《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等一系列专著，都以很大的篇幅穿插地体现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部门丰硕的成果，从而被全国的同行，被地方的有关部门公认为历史地理在南方的一位卓越的研究者。

　　早在1996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刘盛佳教授在《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山大学经济地理学城乡区域规划专业创建40周年》一文中就指出：“司徒尚纪是全国知名的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的专家，他先后师承徐俊鸣和侯仁之两位大师，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加之他刻苦钻研，论著之多，在同龄人中鲜有其比。……岭南历史地理是先师徐俊鸣教授首创的学术领域，前辈曾昭璇教授也有杰出贡献，然集其大成者则是司徒尚纪。在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中，如侯仁之院士的北京研究，谭其骧院士的上海研究，史念海教授的关中和黄土高原研究，石泉教授的荆楚研究等，无不将区域研究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司徒尚纪的岭南历史地理研究，实可同京、沪、陕、鄂等研究相媲美，成为国内一大家。”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充分显示了司徒不怕挫折、不怕压制，不怕孤立，奋勇直前的气概和义无返顾的精神，对学科的执着要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使他迎来这个学科一个又一个的丰收之年。仅是1998年到2006年初这8年中，他所出版的或者主编的专著已达13部，每一部专著都在不同程度上注入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到中山大学2004年80周年校庆，在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全体教师专著统计中，司徒一个人的作品占了三分之一，不但在学院是数一数二的，即使是在全校恐怕也是絶无仅有的。

　　十三、台湾之行

　　1985年8月，司徒在沿海南岛海岸考察的过程中，也同时注意到祖国的另一只眼睛——台湾。把海南岛和台湾岛作一个区域对比的研究，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当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就两个宝岛的区域地理研究请教过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林超先生，和这位原中山大学地理系第二届毕业生长谈了一个上午，从中山大学地理系建置沿革，到云南的考察，中山大学地理系抗战时候迁移到云南澄江，后来到粤北坪石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沧桑，中大地理系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等。

　　林超先生非常健谈，只是由于身体的关系，怕影响老先生的健康，司徒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后来，林超先生还参加了他的学位论文的评议和答辩，对司徒的文章给予瞭高度的评价，也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指出其中的不足。司徒非常感谢这位老科学家的帮助。

　　林超先生曾提醒司徒，台湾和海南的对比研究的必要性是毫无疑义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两岸关系虽然和解，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障碍的条件下，很多具体问题操作起来还有很多困难，不过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项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

　　司徒回到岭南后，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并写过一篇海南岛和台湾岛区域开发的对比研究论文，发表在1988年第一期《海南大学学报》上。这篇论文对海南岛和台湾岛地理的共性、开发的历史过程、它们的差异等作了比较，特别指出海南岛开发时间早，但是发展水平低；台湾开发迟，但是后来居上。两者开发的方式不同，台湾岛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曾经采取殖民主义的开发方式，在50年代以后又在台湾当局经营下，变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海南岛。

　　按照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海南岛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台湾的十二分之一，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司徒深思：台湾岛和海南岛地理条件相类似，历史过程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此悬殊？一系列的问题，他不得其解。这种愿望，到了1999年，两岸的关系日见改善，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也日渐频繁，台海两岸地理学界有了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由中国地理学会牵头，组织大陆地理学界代表团到台湾作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和访问。广东方面主要是由广东省地理学会专家组成，共有6人，司徒作为省地理学会的副理事长也作为成员之一。

　　在这一年的8月初，他们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手续，终于获准经香港踏上台湾的土地。司徒为了更好地与宝岛的同行交流地理学术的成果，特地带去了他所写的包括《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海南开发》、《肇庆市地名志》、《广东历史地图集》、《吴尚时》、《岭南海洋国土》、《广东文化地理》、《岭南史地论集》等1999年初以前出版的主要专著都收入了他的行李箱，一起飞过了海峡，送给了主办单位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同时在两岸学术交流展览会上展出。在展览会上提供成果的作者很多，有相当一部分是台湾本岛的地理界学者，也有大陆各个省区代表团成员。他厚厚的十多本专著格外引人注目，台湾的同行都为司徒为了地理科学的繁荣而笔耕不辍感到由衷的敬佩。

　　踏上宝岛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在台湾同行的引导下，游览了台北的市容，看到那里到处灯光璀璨，热闹非凡、车流、人流川流不息，虽然很少见到警察，但是交通秩序有条不紊，社会生活也很安定。从台北市来看，经济兴旺，老百姓安居乐业，有人安闲地在树荫下聊天、乘凉，小孩子背着书包，有的去夜校补习，有些在家长的陪同下，参加各种艺术文娱活动，台北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二天，学术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的礼堂里举行。会议前由于两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结果就为挂相片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原来学校当局在会场的左右两边挂上了李登辉的照片和已故的蒋经国的照片，正面是孙中山的照片。但是按照原来两岸所达成的协议，这个会场除了孙中山的照片以外，不允许挂任何政治人物的照片。

　　经过两岸学术代表团的协商，最后把李登辉和蒋经国的照片从礼堂的两边摘下来。大会上，两岸代表团表现了友好合作的诚意和愿望，在发言中都深刻地阐述了他们都是炎黄子孙的文化的根源，都是从事地理科学研究的共同的职业，都是为了振兴祖国地理科学事业，也是为了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种良好的愿望。不但两岸的学者，而且来自美、加等地华人地理学家也在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在台北的三天的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和成功。司徒宣读了题为《岭南广府、客家、福佬文化差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初探》论文，这篇论文收在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他和台湾的同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如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系主任陈国彦教授、台湾大学的姜兰虹教授、徐胜一教授等。他们有的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平时也有不少往来，这次在宝岛相见，分外高兴，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慨。

　　台湾同行热情地接待了这些海峡对岸的朋友，并作为导游，对台北的主要景观、历史的变迁和著名的风景旅游点都进行了科学的、很有品位的介绍。最难忘的是他们在中国文化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同仁的带领下参观了台湾郊区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阳明山位处台北市北部，是一个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原称草山，蒋介石迁台，以明代理学家王阳明重新命名。这是一座死火山，山体覆盖着大量肥沃的火山灰，植被很繁茂，保存着主要是日本统治时期的一些建筑。但是更主要的是山上的自然景观，特别是火山地质现象。

　　当他们一行乘着小车行驶到半山腰，看到了山顶上冒着腾腾的热气，走近山麓，一股硫磺的味道扑鼻而来。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死火山口附近。火山口两边堆积着大量的玄武岩，一个个气孔像蜂窝一样，不时冒出一股股浓浓的白烟，炽热的气体可以烤熟鸡蛋，游人不敢轻易靠近。

　　在方圆数百里的地方有几十处火山气体喷出，从远处看，就像一条条水柱，弥漫在半山腰。火山后期出露带有多种微量元素的泉水带旺了当地的旅游业。这一带的宾馆，休闲中心非常多，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成了台北人休闲的一个去处，当然更多的是达官贵人和富豪们别墅所在。

　　台湾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带的部位，火山和地震都是很常见的，阳明山火山景观无论在内地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罕见的。火山虽然也会给人类带来突然的灾难，但同时给人类带来恩惠，如阳明山的温泉和硫磺等矿产资源都是火山后期作用所形成的，火山灰所覆盖的土地，非常肥沃，种上农作物，无须施肥，都可以获得丰收。

　　他们离开火山口，来到山腰附近的国家森林公园。本来按照当地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准进入公园。这天晌午，天空突然下起毛毛细雨，阴云四合。他们一边走，一边欣赏公园附近鲜緑的植物和各种奇花异草。也许是守门人一时疏忽，偌大的一个公园大门敞开着，不见一个管理人员。那位来自中国文化大学的女教师兴致勃勃地带领着这批大陆的游客进入了公园，大概深入五十米左右。两边飘荡着不知名的鲜花的清香，各种颜色的蝴蝶翩翩起舞，在花丛中追逐嬉戏，各种昆虫在树丛中鸣奏出天籁般的音乐。游人来到这里，呼吸沁人肺腑的清新的空气，听着醉人的协奏，似乎到了人间天堂。

　　这时，公园的守门人突然从远处追来，喝令游人停止前进。大家还来不及从这个令人陶醉的景色中反应过来，这位腆着大肚子的女管理员不顾额角上流淌着雨水，气喘吁吁地赶到他们的面前，命令他们转身回去，因为这是当局的规定。

　　导游只好婉转地解释，也许这位管理员也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多的指责。司徒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大自然的乐土，踏上了返回市区的归途。

　　三天的台北之行，给他们留下了另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台湾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儒家的礼乐教化深入到学生和普通的百姓之中。他们在台湾师范大学看到孔子的塑像立在校园的中央，正对着大门口，显示儒家文化还是办学的脊梁，在和接待他们的台湾学生的接触中，发现那里学生的纪律性一般都比较自觉，个人社会交往的能力比较强，待人接物很有礼貌，在旅途中他们还充当了讲解和导游，也表现出强烈的到大陆读书或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教师方面更毋庸多说了，他们有的是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也有台湾本土培养的，不管是那一类人，都对教师这个行业充满了敬业、乐业的精神。原因也许是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工资属于最高的一个层次，这样有利于稳定教师队伍，对台湾的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台北的会议结束后，大陆代表团开始了自北向南的考察活动，陪同他们一起考察的有台湾师范大学的教师。他们乘车往南的高速公路前进，在离台北市区不远的地方，是台湾最大的河流浊水溪。他们的队伍停了下来，来到公路边一片由鹅卵石堆积而成的河漫滩和阶地上，随行的地理教师非常详尽地讲述了这片河谷地貌的形成的地质史、形态、发育的动力，浊水溪水文状态，以及它和附近地质构造、地层、地形等相互关系。当地的教师习惯使用手表来代替指南针，比如说十二点的方向指正北方向，三点钟的方向是正东的方向，六点钟就是正南的方向等，这也是一种教学艺术。这种方法在大陆很少见，司徒后来也经常跟学生说：“九点钟方向、三点钟方向、六点钟方向”，这也是一种收获。

　　他们的车队离开了浊水溪，直奔台中、台南、漳化，晚上达到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沿途两边尽是一个又一个工业开发区，一组又一组的建筑物接连不断，台湾已经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省区。城市化的程度很高，居民絶大部分是城镇人口，制造业特别发达，两边不时闪烁出烟囱和迎面而来的大集装箱车，已经分不出农村和城镇的差异。即使两边的水田，田埂都是用水泥路划成方格状，农民的耕种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化学化。由于台湾是水稻和甘蔗的主产区，稻田一块块非常规整，一排排的水鸟非常安闲地在田埂上啄食小虫或者其他草籽，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两边展示了一缕田园的风光。望着车窗之外，不时看到公路两边各种庙宇非常多，台湾人除了崇拜大陆的神只以外，还有他们本地的崇拜的对象，不少小城镇有牛王庙，牛王成为一个崇拜的对象。当时已临近中秋节了，各家商店的门前都放着一个汽油桶一样的香炉，把大把大把的纸钱丢进炉里，庆祝中秋团圆的节日。越往南走，两边的山峦一个个地映入眼帘。

　　在台中，他们参观了国家地理中心、玉山国家公园。在台南参观了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的遗迹遗存。大陆人民最早开发的台南曾经是台湾府驻地，后来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清初郑成功一举把荷兰殖民主义者赶跑，收复了台湾，幷且经营开发台湾十几年和清政府抗衡，直到康熙时才平定台湾，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南的名胜古迹很多，特别是郑成功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遗迹遗址更多，是台湾一座英雄城市。他们站在台南的城楼凭吊郑成功的英雄事迹，心情像台湾海峡的波涛一样翻滚，想起当前两岸的局势，同样唤起一种感想，祖国的宝岛何日像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一样，和祖国大陆的同胞一起欢庆团圆的日子。他们十分希望这一天年尽快到来。

　　高雄是考察路线的终点。高雄是台湾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和台北齐名的港口，它有国内和国际的航线通往世界各地，与福建厦门、福州、漳州、泉州和浙江一些港口的商贸往来非常频繁。台商在大陆投资设厂，客货流主要是从高雄启航，扺达大陆沿海各省区。在高雄的街上，他们碰到不少在大陆投资的业主、商人，在攀谈之中，这些台湾人都表现出对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热情的拥护和佩服对台商的各种优惠政策，也表现了对两岸统一的强烈的愿望。

　　司徒在旅途中利用休息间隙，和一位银行的保安攀谈起来，试探他对两岸关系的态度。这位普通的台湾人说，要分裂、要独立的只是一些当官的人，因为分裂和独立，他们就可以当官，而普通的百姓倒不赞成什么“台独”，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战争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只要能够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实行哪种制度都并不重要。从这位普通台湾人的回答中，司徒感到台湾的民心所向还是和平、统一，中国人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都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由此他更相信，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在高雄，他们参观了同样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学。这所上世纪60年代建立的学校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学校占地不大，正好处在高雄的海岸边，由于空间有限，所以建筑物都沿山而上，高低错落有致，布局得落落大方。特别是地质和海洋科学是它的强势学科，和广州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有很多学术往来，这根源于它们都是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的渊源和伟人的情结。

　　第二天，他们又从高雄北上，先到了沿途的高雄县，参观了那里著名的泥火山，它就坐落在高雄师范大学深水校区附近。泥火山是一种泥质的页岩，由于地下水的作用而被软化，随着喷出的火山后期的热气而不断地升高，形成一个从几米到二三十米高的锥形的土堆。这些炽热的泥流从泥火山口不断地向四周溢出，堆积成一层一层的结构，就像点燃的蜡烛向周围流出它的烛泪一样。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火山地质现象，但它并不像岩浆喷发或者爆发那么激烈，所以不会对人构成危害，不但有地质研究价值，也是一种旅游资源。他们这些大陆来客，特别是地学研究者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兴趣，一个个都拿起了照相机，对准了这些罕见的泥山峰。

　　从高雄北上只需要不到两个钟头的路程，就进入原台湾省政府所在地南投县。本来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省政府原在台北，后来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改设在南投。南投恰好是在台湾的中南部，通往台湾山脉的一个小盆地，也是一个战略要冲。盆地地形开阔，隐蔽性良好，交通也很方便，附近物产丰富，也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

　　他们的车队进入南投以后，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槟榔。槟榔是一种富含生物碱的经济作物，笔直的树干，那怕是很陡的山坡也能够扎根生长，傲岸挺立，象征着台湾人民不屈不饶地对抗着猛烈的海风和外国势力的入侵的形象。槟榔自古以来即为台湾和大陆沿海人民的一种口果，一种社会交往的礼品，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社会礼仪往来的价值。

　　现在台湾是我国最大的槟榔出产地，也是最大的消费地。台湾出产的槟榔还不够本岛的需要，还要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进口。近年吃槟榔的风气不但在台湾有增无减，而且还传布到香港和澳门。漫山遍野的槟榔几乎是当地土地利用唯一的方式。除了槟榔树以外，贩卖槟榔果的摊档也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小城镇马路两边、公路旁、大树下，往往有一个电话亭一样的小摊档，雇佣一些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穿着超短裙，挂着各种醒目的招牌，如“辣妹槟榔”、“西施槟榔”等，吸引顾客，特别是过往的司机往往由此分散注意力而酿成车祸。据说南投一带，公路的拐弯特别多，槟榔店也多，由于槟榔西施诱发的车祸也多，也可以看作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司徒在研究海南岛的土地开发中，早知道槟榔对海南的价值和它的文化意义，但从来没有亲口尝过生槟榔。这次到台湾，他趁路过台湾地理中心休憩的片刻，信步走到公路边一个槟榔摊档，花了10元新台币，买了五个小槟榔。店主人帮他劈开槟榔，涂上石灰之类的佐料和一片不知名的植物的叶子，教他食用的方法。他分了几个给他的同事，自己也好奇地吃了一个，反应马上出来了。他感到心跳加快，额上直冒冷汗，欲呕吐，头昏得几乎站不住脚，好不容易才咬住牙关，一步步地横过这条公路。来到车队，他感到头昏目眩，躺在座位上，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恢复过来。

　　车队经过台湾最大的陷落湖泊日月潭，他们住进了了潭边的乡村教师俱乐部，这是一座专门接待附近的教师休闲和聚会的地方。同行们都到饭厅里用膳，他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这天晚上滴水未进，静静地躺在旅舍里，直到第二天才完全清醒过来。小小一个槟榔强烈的生物碱的刺激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天司徒总算恢复了元气，起了一个大早，一个人跑到湖边的涵碧楼，这是当年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以后，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修建的一座避暑行宫。似乎自修好以后，没有怎么装修和使用就被放弃了。司徒信步沿着满是苔藓的楼梯上去，房子人去楼空，显得非常冷落、苍凉。前面是烟波浩淼的日月潭，清澈如镜，四周的树木非常繁茂，空气十分清新，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天上的片片白云，在朝阳下闪着金光，风景非常亮丽。听说当年蒋氏夫妇经常和他们的儿孙们在日月潭泛舟，抒发流浪海岛的情怀，有不少影视作品都以涵碧楼和日月潭为背景，描述蒋家父子在退守台湾以后政治活动和私人的生活。但是时过境迁，一代枭雄已经过去了，涵碧楼也随着历史烟云的消散，而显得那么孤单、零落、苍老、衰败，只有附近的水鸟还在梁间筑巢，地上留下的一堆堆斑斑驳驳的鸟粪唤起游人对往日老主人显赫的岁月的一缕一缕的追忆和叹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一顶一顶的皇冠落地了，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像涵碧楼一样，经历了它的兴盛和衰败，至今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

　　住在附近的游人，在晨曦中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或者练气功，有的在垂钓，不时传来阵阵的鸟叫，都给日月潭增添了几分生气。在日月潭的旁边还有蒋介石为纪念他母亲而修建的慈云塔，这是一幢七级浮屠，和涵碧楼几乎是遥遥相对，沿着日月潭的边缘展开。慈云塔周围还有许多附属的建筑物，显示蒋氏父子对他们先人的怀念。

　　很可惜的是，在他们离开台湾一个月后，台中一带发生了7级左右的地震，涵碧楼在这次地震中倒塌了，慈云塔也震歪了。这次地震给台湾造成重大损失。涵碧楼作为蒋家王朝在台湾残余势力的一个象征，它的倒塌象征了蒋氏政权的结束。过了几年，台湾政局发生重大改变，民进党上台，国民党变成在野党，统治台湾二十多年的蒋氏政权也和国民党的命运一样，成了历史的烟云，如同涵碧楼的分崩离析一样，似乎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缩影。

　　他们离开日月潭沿着台湾山脉继续前进，目标是台湾山脉的顶端，那是国家森林公园之所在。这条路大概有上百公里，汽车沿着陡峭的台湾山脉的腹地蜿蜒而行，随着海拔的升高，槟榔越来越少。高大的乔木不断出现在公路的两旁。虽然台湾山脉主要是由坚硬的花岗岩组成，但是由于公路的养护和良好的建设，尽管是斗折蛇行，游人也并没有感到不舒服。沿途看到很多茶场，由于山上云雾缭绕，台湾的高山茶是很有名的。由于台湾茶叶产量很大，需要的劳动力很多，当地工人严重不足。听说台湾需要从东南亚招募茶叶工人，以天计算，每天可得到2000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400－500元左右，每个月可以拿到1万多元的报酬。但是采茶是一件很辛苦的劳动，如果两岸实现和平统一，或者是友好往来，大陆完全可以对台湾实行劳务输出，而不必使用东南亚的劳工。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个肥水也只好流到别人的田里。司徒听了台湾同行的介绍，深深地感到，无论是从宝岛和大陆传统的文化关系，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还是当前经济发展互补的需要，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进行和平统一，而没有一个理由实行分裂，更不用说独立了。

　　他们经过一天的颠簸，终于在晚上到达台湾山脉海拔2000多米的国家森林公园。第二天他们沿着山顶公园参观了台湾山脉顶上的神木。这是一种非常高大的、坚硬、珍贵桧木，有的树龄达3000多年，胸径大概有中巴一样粗大，两米、三米，甚至四米，高大挺拔达数十米，一株接一株地生长在山顶上。由于时代久远，所以命名为神木。凡是到台湾参观旅游的人都要踏上这个神奇的植物的王国，他们在那里一株一株地数，一棵一棵地抱。站在神木下，它高大的躯干使得人自己的身躯显得那么的渺小。

　　为了保护这片莽莽的林海，当地的管理部门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任何游人都不准在神木上作破坏性的刻划或者书写任何文字，更不用说攀登、折枝和其他损害这些树木的任何行为。为了方便游人的观赏，林区里都用木板修筑了一条一条的小径，一直通往密林的深处。这些小径边流过潺潺的溪水，人们弯下腰来，双手捧起这清澈的溪水，清冽甘甜、沁入肺腑，使人顿感请谅舒适。由于公园所在的地势比较陡峭，溪水流得很急，不时激起一些小小的波澜和浪花，给这寂寞的山林增添了一丝活力。游人陶醉于这大片的树林里，感到无比的舒畅，特别是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这山野之间，好像回归了大自然。台湾能够保存这么一片莽莽林海，这些和人类文明与时俱来的不可思议的奇树，显示当地的主管部门为此不知倾注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在人类活动相当频繁，人的意志和力量对大自然干预非常严重的时代，能够维持这样一片生态林，也是非常难得的。

　　结束瞭高山森林之行，他们的考察队就缓缓地离开了山顶，沿着下山的公路，往台北前进。在回程，他们还参观了当地的一些工业开发区。这些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时期所建立的工业区一般都沿着高速公路两边摆布，围上栏杆，划出一片一片的土地，从事各种产业的开发，主要是电子、服装、轻工、日用化工等的生产。在管理上都很严格，厂房的摆布、生活区的设置和内部的交通都很规整，在外观上有时还看不出它是一个制造业的场所。但是这种开发区的经营方式，的确是有很多优势，内地改革开放之初掀起一个建设开发区的高潮，纷纷效法“四小龙”的方式，建立了各种保税区、开发区之类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同样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比如广州黄埔技术经济开发区是一个最好的范例，这恐怕也是台湾在它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创立的一种方式，对于大陆的发展也是很有借鉴作用的。

　　他们从南投下来直奔台北，数百公里的路程只不过是花了两三个钟头的时间。他坐在汽车的前排，看着汽车的仪表，时速达110公里左右，两边的景物从车窗外一闪而过。这条贯通台湾南北的高速公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竣工，对振兴台湾的经济起了大动脉的作用。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在广东80年代后期就掀起了一个筑桥修路的热潮，幷且很快就消灭了公路的渡口，实现了全广东公路交通无轮渡和网络化，幷且修建了几条纵横全省的高速公路，但是在时间上恐怕比台湾晚建了十多二十年。但台湾自从修建南北高速公路以后，这种热潮就基本上停顿下来，而在广东还方兴未艾，并以后来居上的态势与台湾的经济差不多处在一个同等的水平上。这种产业上、经济结构的和建设模式上的相似之处，恐怕也是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共同的规律。从这点看来，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它们的经验都是可以互相采借、互相学习和共同提高的。

　　这一次台湾之行，使他深切感到了两岸的地理学者在学科的发展、学科的未来、学科为社会经济服务等方面所表达的共同的心声，由此也透视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和切不断、割不开的来往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制止的，像台湾暖流一样，也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十四、为珠江立传第一人

　　司徒自小生长在漠阳江边，漠阳江是他的母亲河。这条河流像母亲一样孕育了他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对河流一贯情有独钟，孩提时代就在漠阳江口弄潮，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年青时代，进入珠江之滨的中山大学就读，也经常在日落西山的时候，和他的同学横渡珠江，在水中畅游、嬉戏，惬意非常。近年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河流的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文化热的不断升温，人们对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注意热情远远地超过了对山地文化、草原文化或者沙漠文化的注意。

　　在这种背景下，河北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策划了一套名为“大江大河传记丛书”，以河流为载体，反映流域的历史文化。这套以各大江河名字命名的传记体的著作在世界出版史上只有上世纪30年代德国作家德维希的《尼罗河传》，后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万有文库”的一种翻译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引起强烈的反响，后成为江河立传的经典著作。河北大学出版社在全国众多的研究区域历史文化的作者之中，第一批遴选了六位来自不同单位的写作高手，为黄河、长江、淮河、珠江、塔里木河和雅鲁藏布江树碑立传，是20世纪末我国出版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出版工程。

　　1999年的初春，当北国还是冰封大地、寒气袭人的季节，河北大学出版社把这几条河流传记的作者招集到保定，召开了一次这套丛书的策划会议。在会上，对于这套丛书的宗旨、体例、写作的风格和其他有关的要求都做了明确的部署。司徒长期研究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成就斐然，名动北国，被物色为《珠江传》的撰稿人。这些大江大河传的作者有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老教授，有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期办报的老编辑，有《新疆文艺》的前任主编，也有长期研究运河历史的北京城市问题专家，还有从事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的中年学者，人才济济，高手林立。他们出自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各有所长，都争先恐后地为孕育华夏文明的大江大河树碑立传。

　　司徒在选题会议上抛出了自己写作的指导思想、宗旨、体例、风格和策划的其他有关事宜，很快得到出版社主编的首肯。回到学校，他马上起草了一份《珠江传》的提纲，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了出版社。半个月以后，得到了对方肯定的答复，幷且出版社的主编看了他试写的一章稿件以后，感到非常满意，约稿的合同很快画押了。司徒把它作为20世纪结束之前一定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写作任务。

　　他虽然生长在珠江流域，对这条江河水系作了很多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但珠江之大，东、西、北江源远流长，其中西江是它最长的支流，从云南的马雄山一直到广州虎门以南出海口，长达2000多公里。这一条巨龙蜿蜒祖国的大西南和岭南，浩浩荡荡直奔南海。为了弄清它的自然、历史人文的变迁和它壮丽的风物，必须要走出书斋，投入它的怀抱，作一次实地的野外考察。

　　当他在收集、整理了有关珠江的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以后，在这一年6月底，司徒随同他的一位博士生踏上了考察珠江的征途。他们首先扺达西江最重要的一条支流桂江和漓江，亦称湘桂走廊。这条走廊的北端通过兴安运河，也叫灵渠，与湖南湘江的支流潇水连结，历史上是沟通南北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历代进军岭南，无论是秦始皇、汉武帝，还是历史上其他中原的军事的、政治的势力都从这个咽喉进入岭南，继而向周围发展。桂江和灵渠是研究珠江历史文化的一个切入点，而那里自秦汉以来所保存的历史的文化遗迹遗址触目皆是。这个充满了灵气的、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运河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们从广州乘车经过了整整一夜的旅行，天亮不久就扺达了桂林城。刚刚下火车，就直奔兴安运河，开始了对珠江历史文化的实地考察的第一步。他们详细观测了灵渠的所在海阳山分水岭，瞭解了运河的储水塘、降低流量的所谓犁嘴和它的水坝、分水渠，以及为了修建这条运河而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一些工匠、主持人所留下来的庙宇、塑像、碑刻和其他纪念物。这条运河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和旅游景区，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瞻仰、访问。人们不得不为两千多年前岭南人为了克服山川的阻隔，在万山丛中巧妙地利用地形，开凿了这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而赞叹不已。这条运河直到1936年湘桂铁路通车，才失去了它的运输作用，成为一条灌溉和观赏的人工河流。

　　他们在灵渠不断地观测、摄影、与当地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记録、收集了大量的文字的、图片的资料。在天黑之前，赶回了著名的山水城市桂林。他们下榻于广西师范大学，这是明代朱元璋所封侄孙朱守谦为静江王的王府所在，现在是广西师范大学校本部所在地。

　　静江城周围还保留完整的城墙，城里古色古香建筑物已经成为广西重点保护对象，有些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矗立在校园里的独秀峰，是一个石灰岩孤峰，山势非常陡峭，周围尽是文人墨客和落魄的政治家、战败的军人、在宦海中浮沉的各色人等留下的题刻，抒发他们报国报家的情怀，或者是在落荒以后消沉的感慨，都在墙壁上史迹斑斑，成为一个书法的长廊。其中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20年代督师北伐，驻节桂林所留下的墨宝和各种历史的记忆。

　　高大的静江城墙把城内和城外分割得非常清楚，城墙上顶宽6～7米，可行驶小汽车。他们登上城墙，展望城墙所包围的王城的巍峨壮观的宫殿建筑和人文风物，和城外的普通建筑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朱元璋后裔历代都作为地方的土皇帝，以桂林作为发号施令之所在，这座城像一个小朝廷一样，无疑是明王朝在岭南的一个缩影。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它们如同珠江的流水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过去，留下来的每一段城墙、每一栋建筑物、每一块砖，每一棵古树，都凝聚着创造这个历史的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静江城在广西师范大学附近保留着一座非常完整的城楼，底下是一个半圆形的拱门，各种车辆、行人穿梭往来，在展示这个城市文化底藴之厚重。但是极不协调的是，当地某些部门基于功利主义，居然把城墙顶上的一部分租借给个体户，他们在城楼上搭建起一个音乐茶座之类的露天娱乐场所，并用一些现代的砖木等建筑材料搭了一个木棚，显得不伦不类，与城楼的建筑风格和氛围上完全格格不入，宛如一个胖子戴上一顶瓜皮小帽，令人哭笑不得。司徒深为这种破坏文物的现象感到惋惜，特意爬上城楼，找到正在施工的民工，询问这个事情的决策和来龙去脉，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司徒非常失望，只好远远地离开这个城楼，选择了一个最佳的位置，把这种情景拍摄下来，作为亵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案例。

　　他们游览桂林的西山、叠彩山、七星岩、芦笛岩等溶洞和市井风情。“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诗自宋代以来，已经名扬天下，成为桂林城市的品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由于这是一座旅游城市，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只是由于时间非常紧迫，加上白天的劳累，他们躺下便呼呼入睡，未能欣赏这座山城的夜景。

　　离开桂林，他们买舟南下阳朔。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如果说桂林是漓江上的一颗明珠，阳朔就是她的一颗宝石，阳朔更以喀斯特地貌而着称。

　　从桂林到阳朔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行程，两岸青山叠翠，江水清澈见底，河上不时划过打渔的竹排，上面停落着鱼鹰，世世代代生活在漓江上的蛋民就用这种古老的捕鱼方式养育自己，幷且培养了别具一格的蛋民文化。听说这里的蛋民是百越族的后裔，他们世代以小船为家，畜养着有很高捕鱼本领的鱼鹰，哪怕是重达数十斤的大鱼，几只鱼鹰就可以把它抬出水面。渔民只要把鱼鹰放入水中，一般都有收获，但是鱼鹰咬伤的鱼，有一股令人不愉快的味道，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买由鱼鹰捕获的鱼类，倒还是渔网捕获的河鱼得到顾客的青睐。

　　快到阳朔的河面，河岸两旁就有不少以经营河鲜为品牌的大排档，大声呼唤上岸的游客。他的注意力都被两岸的连绵不絶的峰林和它水中的倒影所吸引，而无暇顾及他们的吆喝。漓江的水势有的地方非常湍急，水底下耸立着一个又一个的礁石，历史上有不少船只因为触礁而沉没。漓江的整治成为当地航行和观赏风景的一件大事，也有不少地方官员热心这种公益事业而为当地人所景仰和怀念。

　　漓江作为一条喀斯特风景线，和桂林、阳朔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到了阳朔，他们在穿行于码头上熙熙攘攘的旅客当中，大约长达一公里的码头两边都摆满了贩卖旅游工艺品的摊档，这些狡黠的小贩们不断地扬着手里的假玉器、珠子、古玩等，向旅客兜售。

　　他们全然不理会这些人的招徕，像游蛇一样在旅客中穿行。在找到了歇脚的旅馆以后，随即赶往阳朔的大街，观赏这座风景冠于桂林的山城。由于阳朔正好在湘桂走廊的中央，又是西通柳州的水陆交通的一个枢纽，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远的不说，抗战时期，有很多流寓桂林的文化名人来到阳朔，在这里考察山川形胜，有的作画，有的写诗，有的演戏，成为抗战大后方桂林附近的一个重镇。著名的画家徐悲鸿长期住在阳朔，绘下了很多名画，至今还保留着他的旧居，现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由于资金和管理的问题，这座著名的历史建筑显得非常冷清，只有那些慕名而来的，或者有文化眼光的游客才会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脚印。

　　阳朔城面积不大，但热闹非凡，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的游客。当地人把这条洋人经常光顾的大街，命名为“洋人街”。街上摆卖的很多都是旅游工艺品，特别是富有民族风情的图画、书法、文房四宝和竹木编制的工艺品。露天开放的咖啡馆、酒吧，非常触目。走在大街上，不时会看到三三两两的外国男女，他们在烈日下，很多是穿着背心，在热带的阳光下，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有的全家大小在大街上盘桓，和当地的店主人讨价还价。当地的土特产，特别是富有文化品位的布画、服装、草帽等最为抢手。不时穿梭走动着一些打扮入时、操着生硬的外语的应招女郎，也有些受雇于洋人，从事翻译和导游。这条数百米长的大街大概有几百名洋人，他们有的还长期住在这里，从事采风、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等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把阳朔作为岭南民俗风情的一个研究基地。

　　他们在当地人力车夫的带领下，参观了附近的喀斯特溶洞。这里的溶洞非常发育，里面无非是一些石笋、石柱、钟乳石之类的景观，但连绵不絶的峰林和喀斯特洼地，构成了一个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区，历史上很多旅行家都把阳朔作为一个考察对象。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就到过阳朔，幷且在他的《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中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字，风光至今犹在，为阳朔名胜。要弄清珠江的地质史和文化史，阳朔是一个不可少的观测点。他们在往返于阳朔的公路上，看到一队又一队由三五个洋人组成的自行车考察队。他们挎着厚重的背囊，弓着全身，沿着通往桂林的公路作长途旅行。他们大多数人头戴着旅游帽，女人也只穿着背心和短裤，白中泛红的肤色显示出他们健壮的体格。他们也不时地向当地的人挥手致意，田里干活的农妇、路边的牧童、挑担的农夫，对他们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也没有人对他们有什么好奇，想见阳朔人对外国游客已经司空见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品格采取一种兼容、非常和平友善的心态，也许由于这个原因，阳朔成为远方客人最乐意去的地方之一。

　　司徒特别注意阳朔城里的小巷，看到那些古老的木屋，里面有些是深宅大院。这些木屋一般的门面都当作商店，里面和楼上作为主人的卧室和日常活动的空间。有些小巷宽只有1到2米，很多是用河里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深巷里也不时走动着这些外国人的身影。

　　第二天他们即赶往广西工业重镇柳州。柳州是湘柳运河附近的一个城市，也称龙城，作为广西仅有的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另一座是桂林）。柳州呈一个半岛形状，为柳江所包围。它现在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汽车、柴油机和其他机械产品蜚声全国。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柳州生产的汽车奔驰在全国的公路上，现在在很多国营企业不景气的背景下，柳州仍然以它高质量的产品支撑着广西的地方经济。

　　柳州之所以闻名，更在于它的历史文化。从唐代起，它是流放贬官罪臣的蛮荒之地，历史上那些在政治上败北的官员、文人墨客有很多是流放到这个地方的。唐代著名的文人柳宗元就流放在柳州，名义上是柳州刺史，实际上是一种流放在处分。柳宗元身处逆境，在柳州做了不少好事，比如释放奴隶，改革当地一些人迷信和野蛮的风俗习惯，使当地的社会文化发生很大的改变，特别注意緑化，广种杨柳，当地人把柳宗元在柳州修筑的堤坝称为“柳堤”，不少诗歌都赞扬柳宗元在柳州之作为的。当地人还写不少种柳、戏柳的诗篇，里面说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漫步柳堤的人看到这里婀娜多姿的杨柳，他们都会想起柳宗元，不由自主地赞叹：“啊，柳州的柳！”

　　司徒沿着柳州城外，信步于柳江边，对这位著名诗人在柳州的政绩和他留下的千古名作，浮想联翩，饶有兴趣地走访了当地的政协、博物馆和文联、地方史志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当地的人特别好客，不但热情地给他们解答了各种问题，还馈赠他们大批当地的文史资料，为他创作《珠江传》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柳州可以说是这次珠江之行收获最丰的一座城市，后来在《珠江传》里花了很多笔墨来描述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和他的文化贡献。

　　和柳州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在柳州还有一条连接桂江和柳江之间的著名运河。这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为了沟通桂江和柳江，缩短东西之间的交通旅程的重大措施，即湘柳运河，又称相思埭。这条运河兴建的历史和它的功绩、关于她的历史文献，游人墨客的酬唱虽不及灵渠那样丰富多彩，但她这个富于浪漫色彩的名字，将撩起人们对她那久远、辉煌历史的遐想和回忆。虽然因条件所限，司徒在柳州未能亲往考察，但根据已有文献资料，在《珠江传》中以“相思埭兴衰越千年”为题，历数这项水利工程对开发广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贡献，其中有不少文字是赞扬武则天皇帝的。

　　离开柳州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他们乘火车直下广西首府南宁。这座左、右江出口处城市，从宋代开始就是对云南、四川、越南交易的重镇，“茶马古道”所经，尤以马匹、海产品、手工业品等博易闻名。民国初和建国后，南宁成为广西首府。他们沿着邕江沿岸考察这座城市的自然、人文风貌。邕江河谷下切很深，至少20～30m，沿岸修成阶梯状，成为市民纳凉、赏景的好去处。时值盛夏，南宁酷热难当，比广州炎热得多，入夜，市民都涌到江边消暑。1958年1月，毛泽东主席畅游邕江纪念亭座落在江边，为游人仰止。南宁工商业发达，但历史文化遗迹遗址较少。他们走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史志办，受到热情接待。原来史志办一位副主任是中大地理系毕业的，他给司徒提供了不少志书和相关材料。走在马路上，但见摩托车川流不息，被红灯分隔成若干个强大的方阵，头盔涌涌，蔚为壮观，但失于管理，摩托车横冲直撞，险象横生，可以说南宁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摩托车王国。

　　在这差不多半个月的珠江部分河流和城市的考察中，司徒雷厉风行的作风、强健的体魄和紧凑的安排，不但克服了野外考察的种种困难，而且满载而归。

　　他们在当地收集的大批资料，在回校不久不断地从桂林、柳州、南宁和阳朔等城市寄来，为《珠江传》的写作奠定坚实基础。考察结束以后，他全力投入了室内的工作。为了更全面瞭解珠江历史文化，他经常出入于设在广州的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博物馆，以及与珠江历史文化有关的部门，走访了水利专家、水文专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在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图片、实物的资料以后，开始了紧张的写作。

　　2000年4月，洋洋数十万字的《珠江传》的手稿寄到了河北大学出版社。即从动笔到脱稿，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可谓焚膏继晷、一气呵成。编辑看过全文以后，作了完全肯定的答复。司徒为了尊重版权，对里面所引用的一幅照片、一张地图，都给摄影者或者作者寄了征求意见的信件，在征得对方的同意以后，才引进书中。

　　2001年伊始，司徒这部39万字的著作，连同《黄河传》、《长江传》、《运河传》等一起在河北大学出版社面世。作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套“大江大河传记丛书”，很快获得了同行和读书界的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还采访了丛书的部分作者，并在黄金时段播出了采访的画面和传记中的一些风光照片。《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传媒还为这套丛书作了专门推介，约请北京大学等历史文化的评论家，就这套丛书的内容、体例、写作特点等发表了意见。这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书市上，这套丛书备受书商欢迎，不久即畅销于全国各地主要的书店。

　　司徒写的《珠江传》更不例外，它一面世，广东各新华书店，如广州天河书城、广州古籍书店、广州市新华书店、学而优书店、南沙的德品堂等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订购。司徒后来出差到北京、昆明、杭州、上海、厦门、海口等地，亲自到这些城市大型的书店都转了转，到《珠江传》和这套丛书的其他作品整齐的摆在书架上，店员都反映这套书销路看好，赢得很多读者的青睐。由于这本书是在北方出版的，一些书店没有进货，热心的读者不时通过电话向作者索求。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司徒用稿费购买了200册，满足了读者的要求。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和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的高度重视，在书出版当年五六月份，把它作为“珠江文化丛书”的一种，在广州最大一家宾馆广东酒店里举行了一个首发式。来自全省各主要文化部门的文化名人都出席了，不少人发表了书评。《岭南文史》2001年第2期发表了《新著评介》专号，刊登了这部书的评价论文。

　　这其中有中山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张荣芳教授《热情撼山河，流笔写春秋》一文，指出司徒“以情有独钟的感情，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的博雅，蘸满热情的大手笔，描绘多彩的珠江的自然景观及其丰富的人文内涵”，“作者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区域文化地理、地理学史的研究。地理学造诣甚深，近年对岭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创获颇丰，几部著作相继问世。作者涉猎甚广，知识面瞻博，涉及到的各个学科的知识，能娓娓道来，语言生动流畅，一气呵成，浑然一体”。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作家谭元亨在《寻找珠江的文化品格》中认为，读到司徒《珠江传》，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贴切或中肯，且颇为雄辩的答案”，即珠江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的风格。

　　著名作家、诗人洪三泰从文学视角，以《母爱万古流》为题，热情讴歌，“为珠江作传，是神圣的”，作者“诗人的气度使珠江灵动。哲人的思想使珠江智慧。科学家的作风使珠江厚实”，“为珠江立传，功德无量。我们可以坦言：珠江，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具有极其深厚文化底藴的善良、勇敢、永远不败之地的母亲。我相信，母爱万古流”。

　　而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则以《一部创新的历史地理著作》为题，指出《珠江传》的内容，“远远超过以往写珠江的著作。它是以珠江为载体，综合地理的、环境的、生态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民俗的等多个学科的内容，展示珠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了珠江文化的历史厚度、深邃和魅力，从而显示了珠江母亲的宽广襟怀”。黄教授还特别提出“作者运用了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的‘以诗证史’的方法，有意识地在每一关键问题论证时，恰如其分地选择174首名诗人的诗作为进一步证明，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资料糅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本书的文采”。

　　2002年9月，香港《中国评论》杂志以《为珠江立传第一人》为题介绍了作者其人其书。这部作品2002年又由台湾高雄的宏文馆以竖排繁体字版出版，以“全中国第一部为母亲河珠江立传的著作”向全国读者推介，作为对这部书的一个总结。同年1月，《地理学报》刊登广州地理研究所李平日研究员《历史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融合的探索》评论文章，指出该书“展现了历史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浑然融合的精妙，读来引人入胜，不忍释卷。它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用地理考察发现新材料，如唐代武则天时修筑的相思埭，用优美的文笔献给读者；二是善用古人笔记、诗词、故事等复原当时珠江的风貌；三是可读性强，不但言之有据，而且读起来兴味盎然。”

　　这部书印数为8000多册，四年过去，已销售一空，但仍有读者不时致函作者或出版社购买这部书。它的艺术、它的丰富的内涵、迷人的魅力，吸引了很多读者，得到来自各方面的高度评价。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山大学叶国泉教授说，这部书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情节，它们连接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在作者笔底下写尽了珠江的历史文化，其中一个最大特点是一个“情”字。这里指的是激情，作者怀着一种真正是把珠江当作一位伟大的母亲，以一种儿女对母亲的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写出了对珠江无限的热爱，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感情，他的笔端挥洒着激动的眼泪。这位语言学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评价这部书的一个“情”字，作为概括他的激情和文字的优美是最恰当不过的。2002年，广东电视台拍摄20集电视片《祝福珠江》即将《珠江传》列为主要参考书目。近年有关珠江文化报导，许多基本资料和主要学术观点都渊源于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