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圆了青年时代一个梦

　　1984年9月中旬，萧瑟的秋风到来，西山红叶渐渐变红，鸿雁南飞，北京大学博士生入学通知书终于送到了司徒的手中。溯自1962年高考时填报北大的志愿至今，整整过了22年，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

　　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夕，他打点行装来到仰慕已久的燕园。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到北大以后，每月只能领到96元钱的助学金，比工作时的收入少了一半以上。他和北大两个物理系博士生住在一个不到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学校给每个博士生配置了一张桌子、一张日字凳，共用两个书架，此外别无它物。他又重新回到学生时代，过着集体的生活，每天要在饭堂里排队、打水、打饭，跟那些20多岁的青年人一起学习。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北大29楼，正好是学校的心脏位置，当年进校的博士生估计有100人左右，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燕园（现在的北大校园），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燕京大学的校址，曾是清王朝皇亲贵族的园林，里面红墙緑瓦，每一栋建筑物，每一条小路、每一处园林都有一个故事。他的导师对于燕园的掌故、每一栋建筑物，甚至每一棵古树名木都如数家珍、瞭如指掌，不仅对燕园如此，对北京市也如此。他的导师经常给北大、清华、人大等附近高校的学生，作北京历史地理、燕园历史地理，各个名校的变迁的学术报告，凡是听过侯先生报告的人，都为他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雄辩的口才、明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情感所打动，以致有很多人不是北大的学生，因为听过他的报告而自称为是侯仁之先生的学生，故侯先生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

　　侯仁之先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1946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Darby H.C.）教授，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天毅然回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侯仁之的出身、经历和学术成果、学术风格等对司徒的影响很大。有人说：“选学校不如选专业，选专业不如选导师”，这话也不无道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司徒才克服了种种困难，负笈北上，跨进燕园，开始了“一塔湖图”的生活，总算圆了青年时代一个梦。

　　二、一塔湖图的生活

　　一塔即博雅塔（Porter’s Pagoda），是原燕京大学校园里供应自来水的水塔，是学校一个标志性建筑，高高地耸立在学校的东边，仿通州有名的古建筑“燃灯塔”造型而建，雄威壮观。“博”字来源于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 Porter）的名字中Porter的第一章节的音译，“雅”意即“儒雅学者”。

　　湖即久负盛名的未名湖，原来是北京西郊的沼泽，后来人工挖深，把淤泥堆放在湖的周边，成为一座座小丘。鲁迅先生讲过，“未名湖”不是没有名，而是还没有命名，后来就以此命名为“未名湖”。从古色古香的西校门漫步进入校园，跨过一座波平如镜池塘上的小石桥，可以看到不远处三面环列铺着琉璃瓦的古典建筑群，雕梁画栋，弥漫着浓厚的文化与艺术气息。楼前古树高大挺拔，芳草萋萋，岗阜逶迤，曲径通幽，不经意间一泓碧波荡漾的湖水就在眼前了。水光天色，豁然开阔，湖中若隐若现的小岛点缀其间，更增添了无限风光。未名湖是北大文化积淀的象征。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人在湖边跑步、晨读，傍晚也有不少人在湖边漫步，成了北大一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在未名湖边新立了一块由侯仁之先生亲手题写的“未名湖”三个字的石碑，这也是北大学子和到北大游学的人参观、留影的一个标志物，现在还矗立未名湖的南岸上。

　　图即北大学生经常废寝忘食、徜徉于其中的图书馆，这也是司徒最喜欢、去得最为频繁的地方。北大图书馆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藏书量是首屈一指的，保守地估计，至少有不下四五百万册的图书，特别有很多孤本，价值无法用金钱计算。一直以来，凡是各个出版社的图书，除了送北京图书馆以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都会送一本到北大图书馆。这是北大作为全国学术中心一个标志，它在学子的心中是一个永不枯竭的知识源泉。

　　燕南园是北大，也是全国著名的学问大师、老教授们住的地方。与侯仁之先生为邻的是著名的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侯宅东面住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再过去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任北大校长化学家黄龙翔先生，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等，名流荟萃。清一色是独立的灰色的二层小房子，周围花木扶疏，十分静谧。

　　侯先生的庭院四周种满了灌丛，中间放了一张石桌。早上或饭后，侯先生经常到院子里看书，有时候还拿着锄头种花。司徒第一次走进燕南园61号，当时侯先生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归来不久，当时正和同事们在研究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相关问题。见了司徒，侯先生询问了徐俊鸣先生的近况，接着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按照历史地理在全国力量的部署，你毕业以后不能留在北京工作，必须还要回到岭南去。”司徒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一点，他非常佩服侯先生高瞻远瞩，对于历史地理学科，不但是一位学问家，而且也是一位学科发展的战略思想家。

　　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有时气温降至零下10多度，对一个习惯了温暖南方生活的中年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虽然房间里有暖气，但是室外寒风刺骨。司徒每天五点多起床，天才朦朦亮，他已经放开脚步，轻轻地从侯先生房前的小石板路走过，跑到未名湖边，环湖跑两圈，然后再登上湖边雪松覆盖的小山坡，两手拉住雪松树枝作引体向上，又加上几个俯卧撑，沿着小山坡跑几个来回，再跑向大饭堂、三角地，每次至少要运动40分钟，最后回到宿舍时，已是大汗淋漓，周身通泰。他每天除了晨练，傍晚也锻炼，绕着未名湖和校道跑两圈，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如果问及他一直保持至今的习惯，那么除了读书外，非锻炼莫属。长期坚持如一的锻炼使他有了一个适应环境的强健的体魄。

　　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并称为中国地理学的三个重镇。北大地理系汇集了一批中国地理学界的精英，如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先生、自然地理学家林超先生，人口地理学家仇为之先生、经济地理学家胡兆量先生、杨吾扬先生、地貌学家王乃梁先生、崔之玖先生、杨景春先生、自然地理学家陈传康先生、历史地理学家王北辰先生、徐兆奎先生，以及历史地理的后起之秀于希贤先生、韩光辉先生，李孝聪先生等。司徒在这种精英荟萃、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的环境中一头钻进了历史地理的怀抱，开始一步一步向这个学科的高峰迈进。

　　每天吃过早餐，他几乎都直奔图书馆。那个时候，北大学生都是挂着一个布袋，排长龙进入图书馆。他作为全校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匆匆忙忙排队，跟在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背后，手持一卷，边看边慢慢地随着人流向前。他往往第一个进入古籍室，在里面查找卡片、借阅方志、二十四史，各种版本的地方文献。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的图书，使他流连忘返，他每天早来迟走，时间既长，那里的管理员都认识他了，常常主动地给他提供所需要的图书。后来北大一位图书管理员说：“其实来古籍室最为频繁的，不是哲学系，也不是历史系，而是历史地理中心的教师和研究生，来得最勤、坐的时间最长的也是历史地理的学生。”为有这样一种执着的追求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北大侯先生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成为了这个学科的栋梁。如于希贤先生毕业后留在北大，成为历史地理的一名骨干；韩光辉先生也是一个很有专业造诣的学者。先后在侯先生名下攻读学位或进修的还有朱士光、尹钧科、高松凡、李并成、唐晓峰、武弘麟、刘波、刘荣芳、李孝聪、赵中枢、张国雄、唐亦功、张宝秀、邓辉、阙维民等，都成为了这个学科的中坚力量。

　　司徒是侯先生建国以后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当时地理系的领导也很重视，给他提供了很多方便，经常让他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参加历史地理中心的活动等。

　　在专业学习之余，他常去宿舍边的三角地，那是全校信息中心。各种活动的海报、广告每天都在更新。司徒最为关注的是学术讲座的通知，一旦有各种专题的，特别是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校内外的名家的各种演讲，他都尽可能去听。当时还有比较敏感或者是西方一些学者长期被压抑的学术思想和著作也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在讲座中得到传播，他也非常留意这些讲座。比如那个时候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梦的解析》等著作在校园中还是采取手抄或者以影印的方式在流传，他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特别赶到学生会的流通处设法弄到这两部著作。

　　在北大这个神圣的学府里，他除了在专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外，还拓展了思想视野，增长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入北大一个多月后，他便按照导师的安排，准备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侯先生也不止一次说过，培养博士生主要是通过学位论文写作来完成，司徒即按这一模式步步推进。

　　侯先生认为海南岛是一块大有希望的土地。并预感中央可能对海南岛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基础研究必须走在前面。由于海南岛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区位，大陆的人对海南的认识很模糊，岛上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也还处于半开发或者沉睡状态，非常有必要做好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在海南，土地开发是它的核心，当侯先生从全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现状出发，幷且考虑到司徒以后的工作，建议他以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三、第一次海南之行

　　侯先生强调进行历史地理的研究除了要查阅大量基础文献，野外考察也不可缺少。这也是要取得突破、要超越前人成就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对海南岛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广东与海南岛只隔着琼州海峡，但司徒以前从未踏上过这个海岛。他一边收集海南的历史文献和各种资料，一边做实地考察的准备。

　　1984年底，北京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四五度。那天，司徒从地理系借来一个很大的野外旅行的布袋，把照相机、地图、指南针等野外用品，装了满满一袋，然后冒着刺骨的寒风，乘火车先下广州，又乘车辗转七百多公里，才扺达徐闻，即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县海安港。前面是波涛滚滚的琼州海峡，从海岸上直望过去，天水相连，白浪滔天，不见涯岸。他在海安港坐上了开往海南的轮渡，这条平均宽约20海里的海峡以风浪大、海流复杂、甚至还有鲨鱼出没而着称，历代都将其视为畏途。即使是在现代交通方便的条件下，坐轮渡也要两个多钟头，如果碰上风浪，旅程会更加辛苦。

　　司徒虽然从小生活在海边，也跟大海打过交道，但毕竟仅是在沿岸一带活动，没有远离海岸线，深入到海中腹地。轮船在琼州海峡的波涛中上下颠簸，他感到天旋地转五腹六脏好像都在翻滚，胃里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当船靠了海口港，他昏昏沉沉、摇摇摆摆地拿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群第一次踏上了宝岛的土地。

　　他与从香港直接乘飞机到海南的一支海南旅游资源考察队会合后，开始了海南考察。考察队的成员有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香港浸会学院地理系和中山大学地理系的教师，还有广东省旅游局、海南行政区有关的旅游部门的同志。

　　司徒跟着考察队，首先从海口出发，沿着海榆东线，经琼山、文昌、琼海、万宁、陵水到三亚，再从三亚进入五指山腹地，即当时的通什。然后从海榆中线，经过琼中、屯昌、定安，再回到海口，大概需要五六天的行程。尽管是以考察旅游资源为目的，他还是利用这次机会，沿途观察了海南岛的自然、人文地理，民族风情、生态环境和社会等，获益匪浅。考察结束后，他们向当地旅游部门和当地政府提交了考察的成果——《海南岛旅游资源研究报告》。当然，这个报告对于他要撰写的学位论文，尚有很大的距离，但这次考察形成对海南的整体印象也是一个不小收获。

　　这次海南之行，他看到了宝岛的自然风光完全有别于大陆，满眼椰风海韵，遍地椰林，累累硕果 ，一派热带风光。在海岸线上，他看到了墨緑色、緑油油红树林，蜿蜒流动的南渡江，万泉河、陵水河、昌化江、宁远河，奔腾的河水从五指山直泻狂奔至海岸，呈现一种穹窿状的放射格局。五十年代前密密的原始森林在岛上许多地方消失了，代之的是为保卫年青的共和国急需橡胶而开辟上百个橡胶农场。每年至少有五六次的台风对树质很脆橡树威胁很大，所以橡林的四周都无一例外地种上了防护林。

　　橡林如海，特别是海南的中部和南部。无论山谷、台地，或者山腰上，到处都是几丈高的墨緑色橡胶林，橡树的胸径以下布满了刀痕，乳白色的胶汁在流淌。年青的橡胶工人每天都要在天亮之前三四点钟开始上班，头上戴着矿灯，腰间插着一把腰刀，在胸径以下切成一个斜斜的刀口，放上罐头盒子，过了两三天再来收集，汇成一桶桶的原生的橡胶。这种宝贵材料可以生产5万多种零件，飞机、汽车的轮胎，还有军用的、民用的大批物品都少不了橡胶，幷且天然橡胶的特性是人造橡胶所代替不了的。我国能够生产橡胶的只有海南岛和云南南部的少数地区，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他望着岛上密密麻麻、望不到头的橡胶林，心中对海南人民牺牲了生态环境的利益而换取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感到非常佩服。

　　岛东部的海岸线是椰树的天下。文昌有著名的东郊椰林，几万亩的椰林，分布在青澜港四周。青澜港是海南最好的港口，过去也是海南对外航运的一个中心，景色优美，像翡翠一样静静地躺在椰林环抱之中。那里盛产各种海鲜，海水平静如镜，一碧万顷，湖外是烟波万里的南海，浊浪滔天、涛声如雷，两种景观给人以无限的美感。自鸦片战争以来，岛上的居民通过青澜港和海口港，扬帆南溟，漂流到东南亚，乃至南北美洲，开始了飘泊的海外生活。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计划把青澜港改造成一个南方大港。可惜由于战乱、时局动荡、统治者无能，这个规划未付诸实践。长期以来，青澜港一直处于处女港的状态，只有少量的渔民在港湾里从事浅海作业。

　　他们在这个港口考察时，当地的渔民正在拉网作业，雪白的银鱼在网里上下跳动。肤色黝黑、体格粗壮的渔民坐在小鱼舢上，或站在没腰的海水之中，“哎呦哎呦”地叫着号子，声音粗犷，令人振奋。一篓篓鲜活的鱼虾、螃蟹放在船板上。这愉快的劳动情景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他们兴致勃勃地围着小船，拍照、和渔民交谈。特别是香港的同行感到非常新鲜，这里的一切与热闹非凡、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完全不同。更激发起他们无限热情的是青澜港两边的万亩椰林，那里像亚马逊河的热带森林一样，被台风吹落了的椰子遍地都是，有些已经发酵，散发着椰酒的芬芳，有些横七竖八的树干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片完全分布在平地上的椰林，一眼望不到头，除了天籁一般的蝉鸣鸟叫和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外，再无别的响声，如果没有向导带路，很可能迷路。他们借用向导的腰刀，顺手砍下树上的椰子，甘醇的椰汁喝在嘴里，有说不出的惬意。不一会儿，每个人都灌得饱饱的，走起路来鼓鼓的肚子里像“洪湖水，浪打浪”，还可以听到咕咕的声音。

　　休息时，他们看到附近海岸边的两棵椰树之间悬挂着一张网状的像摇篮一样摇来摇去的吊床，那是看守椰林的农户家的。他们饶有兴趣地在吊床上躺着，一边摇，一边欣赏青澜港的美丽景色，微腥的海风拂过，令人心旷神怡。这美丽的青澜港给司徒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里，心里热切地盼望着再一次回到她的怀抱。

　　离开了青澜港，他们又到了被誉为“海南第一山”的万宁东山岭，品尝了闻名全国的东山羊，以及和乐螃蟹和对虾。这里的螃蟹以外殻特别红、膏厚而着称，它的两个大螯足够一个人下几两酒。对虾有四五寸长，三四个可以摆满一碟，这都是外地很难见到的名产。海南是祖国的宝岛，一点也不假。

　　他们离开万宁，在陵水县城暂作停留。香港同行对黎人生食槟榔很感兴趣，拍了不少食槟榔镜头，即用扶留叶加石灰包住青色槟榔果，放在嘴里咀嚼，不久，槟榔里的生物碱会使食者脸上泛起红晕。当地人将其作为口果，也是一种享受。

　　他们当晚到了最南端的三亚，看到了这座海滨城市的各种风景线，也观察了当地回民的活动。岛上这个最大的回民群落是宋代从越南迁过来的，他们有坚强的内聚力，至今还保留着特有的风俗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和黎族文化的包围下卓然独立于海南，成为一个最坚强的族群。很可惜他们在那里未能到清真寺里参观他们的礼拜。

　　从三亚到五指山腹地通什约两个钟头路程，沿途经过被认为是海南古人类摇篮的落笔洞，实是一座石灰岩孤峰，因行程匆匆，未作详查。在黎族聚居通什看到了被称为“布达拉宫”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政府，高高地耸立在这座城市的山坡上，附近还有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博物馆，陈列着大量黎族的历史和风俗文化的各种材料。他们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视野，在附近的黎寨作了民族学、民俗学和人文地理的调查和评估，看到了黎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看到了刀耕火种的实际情况，看到黎族金字屋和船形屋，看到了他们简陋的陈设，比较贫困和古檏的生活，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离开通什后，他们沿着海榆中线，回到海口，从事报告的撰写等工作。考察队离去后，他一个人在海口停留了几天。在海口档案馆、博物馆、政协、文史办等广泛地收集关于海南的历史文献，考古等资料，查阅了大量的家乘族谱和档案馆所保留的一些史料。有幸的是，他在这里碰到了热心的人，这里有海南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人，档案馆的人等。他们热情好客，听说他是北大的博士生，对他照顾有加，提供了种种方便，他非常感谢。

　　这两天的停留期间，他收集了一包包的材料，把与他身高差不多的一个大旅行袋填得满满的。当他踏上琼州海峡轮渡的时候，沉重的资料压得他的腰都快弯了。

　　挥手告别海南，他回到中大的家里，紧张地从事资料的梳理工作，每天晚上，他那套只有28平方米的房间的灯光总是整栋宿舍最后熄灭的。他在这里整理大量的资料、绘图、思考、写成了论文的基本框架。

　　四、永远的导师

　　司徒选择海南岛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跟徐俊鸣先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地域性是地理学一个很大的特点。侯仁之先生毕竟是长期在北方生活和工作，对海南岛瞭解有限，司徒选择海南岛作为他论文的选题后，侯仁之先生曾写信给徐俊鸣先生，请他协助指导司徒的学位论文。徐先生不顾重病在身，欣然应允。

　　1958年，徐先生出版《海南岛地理》一书，书中全面地介绍了海南岛的自然、人文、社会、历史等状况，其中就有不少关于海南岛历史开发的材料，也提出了海南开发的一些建议。

　　司徒第一次从海南考察归来，立刻把考察的结果向徐先生作了汇报。

　　1985年前后，徐先生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常常卧床不起。幸有夫人无微不至地关怀和体贴入微地照顾，使他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慰借，帮助他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中大的老师们都说徐俊鸣教授的生命最后十年是夫人给的。但即使是在病榻之上，他还经常接待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解答他们提出的有关岭南历史地理的各种问题，这位老科学家敬业、乐业的精神令人感动不已。

　　有一次，南雄县和大余县为广东和江西两省在粤北的一条分界线梅岭（即大庾岭）分界问题争执不下，特别是对于“南粤雄关”等景点的归属，两个县有关部门一直争议不休：南雄县坚持说是属于广东，而大余方面则找了大量的凭证，说属于江西。

　　大庾岭下的南雄珠玑巷和大庾岭北面大余县都有很重要的、很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价值，成为近年旅游开发的热点，两省为此所引发的纷争愈演愈烈。后来双方都来找徐先生，向他请教梅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徐先生曾经私下对司徒说，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性，从岭南开发的历史过程和历代进军岭南的行军路线等方面判断，大庾岭更多的人文性质应该是属于江西。他深知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当地人的不满，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他没有偏袒自己的故乡广东，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表明瞭自己的观点，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这是徐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保持晚节，不为一些狭隘的地方利益而改变高风亮节的具体表现。

　　自从受侯先生嘱托指导司徒的博士论文后，徐先生有好几次在病床上给司徒讲授研究海南岛历史开发应该注意的问题，尤其是作为一个海岛，它四周为被海洋所包围，中间呈穹窿形的地形，放射状的水系，热带气候，特别是海南岛的东部和西部，一个是湿热的热带雨林地区，而西部则是热带稀树草原地区，大量的水汽主要是在东南季风的作用下，爬上五指山的东南坡，形成降雨。等到再绕过五指山的西部，空气里水汽已经很少了，故海南岛的西部，降雨量只有东部的一半，呈现出热带稀树草原景观。

　　徐先生特别提醒这种乾旱的台地或者丘陵地形对于早期从北方中原来的汉人，与他们原来的生活环境相似，故而开发最早；而东部湿热的环境，热带森林非常稠密，加上热滞，即瘴气，汉人很难适应，故一直到了宋代以后，才逐步得到开发。这个提示，使司徒撰写论文得益匪浅，特别是海南岛东西两半部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也是从徐先生这番讲述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而发现并作深入剖析与对比的。

　　司徒在广州整理材料的日子里，经常往徐先生的家里跑，但随着次数的增多，他也愈发感到愧疚和不安。此时徐先生已病得骨瘦如柴，有时候需要家人搀扶靠在床边，甚至床上还挂着葡萄糖等注射液，一边口述。此情此景令司徒终生难忘，感动的泪水一直在心里流淌着，他暗暗地下决心：这篇论文只能写好，絶不能写坏，一定要出水平、出影响，才不负导师的谆谆教诲。这不仅是自己个人的学位论文能否通过的问题，而且事关到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南北两位大师的声誉问题，特别徐先生以这样多病孱弱之躯，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在其生命最后几年的时间里，竭尽心血来指导学生撰写论文，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精神。

　　司徒深受徐先生这种精神感召，他不但要出色地完成论文，而且要给导师争气，要拿出最好的成果来作为献给导师的礼物。司徒夜以继日地在广州的中山图书馆，广东文献馆、省市的有关档案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穿梭往来，寻找哪怕是一丝一缕的、片言只语的资料、信息，反复的计算、核实、画图，使得论文做得尽可能的完善和达到应有的水平。到翌年三月开学时，他带着论文的基本框架和部分成果回到了北大。

　　五、考察桑干河

　　北京大学地理系虽是1952年院校调整，从原清华大学的史地系转过来的，但由于处在首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很快成为全国地理科学的一个重镇。那里汇集着各个学科的一批顶尖的带头人，不仅经济地理，而且自然地理也是高踞全国顶峰地位的地理系之一，还开设有第四纪地质和地貌学专业，这在全国除了南京大学以外其他高校少有的专业。

　　1985年夏，北大地理系有一批学生要到山西大同的桑干河中下游进行流水地貌、河谷地貌、火山地貌等的实习。那时司徒虽然读了不少关于黄土高原、关于北方，特别是大西北的地理景观方面的地理著作，但毕竟是纸上得来的印象，这次考察西北是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

　　于是他和他的师弟，现北大韩光辉教授参加了北大地理系地貌专业1983级学生地貌实习。这次司徒不仅仅是随着这批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考察，而且要体验祖国西部山川风物，剖析它深厚的文化积淀，充实自己的文化人生。

　　他们一行三十多人，坐上了开往大同的列车，六月的广东已是盛夏，超短裙、露背装已经随处可见，但处在黄土高原边缘的大同，早上的天气还是很冷，当地有人还穿着毛衣，有时候也要穿上棉衣。

　　下了火车，改乘汽车，约一个钟头到了他们实习的地点大同县。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大同是以军事重镇而扬名四海。由于它在北部边防中“屏全晋而拱神京”，在多次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加之其布防之严密，设施之坚固，建筑之高大，在我国古代城防建设史上也属少见，因此，一直享有“巍然重镇”和“北方锁钥”之誉。大同县是桑干河所流经的地方，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流经官厅水库的永定河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之一，北京的著名的卢沟桥，就是横跨永定河上的。永定河在唐代称无定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条很著名的河流，为历代诗人所吟咏，唐诗人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深闺梦里人”，成为与这条河流联在一起千古絶唱。

　　潘良臣《桑干河》诗曰：“水字桑干古有名，波涛汹涌绕金城。潆洄有浪堪垂钓，睛暖无尘可濯缨。渡客若从烟里出，鱼舟如在雾中横。暮春一二金兰友，浴罢归来歌咏清”。在诗人的笔底下，展现了桑干河历史的厚重和粗犷壮丽的风光。

　　当代著名女作家丁玲的1948年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题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摹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华大地上天翻地覆的变迁，以美丽、辽阔的桑干河作为抒情叙事的舞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第一部优秀长篇作品，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奬金。这本书还描写了发生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这一切都使得这条河流闻名遐迩。

　　他们这次考察的主要路线是沿着桑干河溯源而上。他们在大同县政府招待所里住下不久，就被告知这里的民风淳檏、风气未开，当地百姓衣冠履带还非常守旧，当地人认为女子穿裙子或穿短裤上街是一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带队的老师一再提醒学生要入乡随俗，大家也都自觉恪守这一纪律。

　　在出野外之前，司徒到他特别感兴趣的农贸市场里转了转，发现虽然中午天气比较炎热，但在大街小巷都没有看到一个穿裙子的女性，更不用说穿短裤，或露背低胸、超短裙之类的衣着了。这与已经是改革开放了几年的广东，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在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穿这类衣着男女，早就招摇过市了。但是在二千多公里外的大同居然连穿裙子都受到非议，真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也可见一斑了。

　　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深感这种历史区位的封闭和历史的包袱，要想在短时期改变，恐怕是相当困难的。他想起了列宁的一个教导“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也许是问题的答案。

　　稍作休息以后，第二天他们沿着桑干河的河谷溯源前进。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横贯大同全市，将市境割成西北、东南两大区域，形成周围高、中间低，两山夹一川的槽型盆地。

　　在那里，他发现这条著名的河流在地图上虽然表示得弯弯曲曲，赫然入目，但是到了现场，河床大部分乾涸，岩石裸露，只有一潭一潭河水，由一些线状的水流把它连起来。由于年代久远，河谷非常宽广，河床里分布着大片的鹅卵石，非常圆滑，有巴掌大的、鸭蛋大的、鸡蛋大的，甚至鸽子蛋、鹌鹑蛋那样大小的。一泓一泓的流水底下长满了水草。河床两岸大部分崩塌。大扺是这些地方的河流平时都是涓涓细流，一旦暴雨或是山洪爆发，它马上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腾彭湃，直往向前。别看它眼前非常驯服，一旦洪水泛滥，就势不可挡。这是山区河流的一个特征。两边都是崩塌了的黄土，因为没有植被，光秃秃的一片，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不时掠过的一阵山风，飘起一片黄沙，在周边弥漫。河床上能见度降低，但是越往上走，这种气流的关系有时又变得很清凉。当风沙吹起的时候，有时候好似出现海市蜃楼，当风沙消失的时候，天又显得非常湛蓝，河床卵石，一泓泓的潭水，又相映成趣，这条著名的河流的景观变化无穷，使人感到它历史的久远。在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洪水爆发，吞噬过多少生命。在河床的深处，在黄土弥漫辽远的天空的一角，历史上不知有过多少次格杀、战斗，兵火连天，外族和汉族不同政权、不同政治集团在这里演出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幕又一幕。但是这些都像这条河流一样，随着时间的过去，它们已经烟消云散。这条历史上曾是风云变幻、刀光剑影的河流，后改称永定河。

　　他们沿着河谷，饶有兴致地在有水的地方停下，发现河床里还生长着巴掌一样大的蚌。这些老蚌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而水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小鱼，可能是河水特别湍急，所以这些鱼都是没有鳞的，就像泥鳅一样滑溜溜的，头和尾长着吸盘，大概是粘住这种圆滑的鹅卵石才不至于给湍急的河水冲到下游。他们用随身带来的简单的工具，很容易就抓到了几斤小鱼。晚上回到招待所请所里的师傅烹调。

　　师傅很爽快地接过了鱼，但遗憾的是，师傅对鱼的加工、烹制一无所知，不懂得怎么来处理，怎么吃。后来一打听，原来当地老百姓是不吃鱼的。这么好的食物，多少年来竟然都不为当地人所知。从这一点也看出这种淳厚的民风、这种古老的风俗习惯是多么的顽固。

　　他们沿着永定河谷到了大同火山地貌最集中的地方。大同跟东北的五大莲池一样，在地质时期是火山喷发最频繁的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火山口。

　　他们在大同市附近找到了火山爆发的很多遗址，周围有不少死火山灰、火山蛋和火山锥，层层堆积，形成一种深黑色的火山岩和火山岩顺着斜坡覆盖的地层。这些一期又一期喷发的火山灰覆盖了大面积的土地，在火山口有些像皮球、也有像网球和小至乒乓球、羽毛球一样的火山蛋和大量的火山灰。一个个死火山锥，耸立在苍凉的晋北高原上，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同来的老师详细地向实习的学生讲解了火山的分期、爆发的年代、动力、形态、火山后期现象和在地貌上的各种形态。透过这一个个的火山口和火山岩，似乎展现了在荒古的鸿蒙时期，这片岩浆喷发的土地在熔熔燃烧，到处都是烈火，到处都是钢铁的洪流，它摧毁了一切、吞噬了一切，在大地上留下一层冷却了、铠甲一样坚硬的外殻。但是自然力又是那么的强大，北方的狂风暴雨、夏天的烈日、生物的风化，又使得这喷发的熔岩变成了黄色的土壤，特别肥沃的火山灰成为耕种的上好土地。历史上的晋北和内蒙一带、大同附近，也是林茂粮丰的农业和畜牧地带。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匈奴在这一带放牧牛羊，休养生息，创造了农牧文化。这一带也是汉唐封建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反复较量的地方，撰写了中国历史上铁和血的一页又一页。

　　在大同市外桑干河沿岸保留了一座又一座秦汉时代的烽火台，它们大概有十多米高，每隔几百米一座，至今还耸立在晋北高原上。

　　他和实习的其他学生一样，看过火山锥、火山口后，登上了一个汉代的烽火台。考察它的方位、结构、功能、布局等。汉代的烽火台延绵不絶，可能一直延伸到甘肃的嘉峪关。在灰黄的天底下，众多的烽火台联成一线，记録了秦汉时期匈奴人和中原人历史的沧桑和里面所藴涵的一个又一个悲壮的故事。如东汉著名的昭君和番就是发生在这一带，历史上还有很多汉族和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事例。

　　站在烽火台上，他想起了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题昭君墓》的诗“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说的是昭君和番为汉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赢得了五十年的和平，昭君的历史功劳永载史册。

　　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之女文姬也是在一带跟匈奴人结婚，后来经过曹操的斡旋，回到了汉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郭沫若先生后来为曹操翻案，也把这件事写上，即历史剧《文姬归汉》。烽火台记下了这些历史的沧桑，它们已经成为大同著名的文物景点。

　　在大同，司徒还参观了著名的云岗石窟。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它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武周山南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石窟开凿于公元453年，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1万余尊，最大佛像高17米，最小的仅2厘米，均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此外，市内的唐代善化寺、辽代华严寺及九龙壁等均属珍贵文物。那里保留下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佛教雕像，反映了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在北方流行的盛况，和在江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所描述的佛教的辉煌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惊叹佛教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藴，有如此广泛的题材，对中国的文学、艺术、雕刻、音乐、舞蹈、语言、建筑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同，最使他感到惊奇不已的是大同的城墙。这座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世代经营修建的回字方形土城墙，周长至少有数十里，上边宽可以行驶汽车。

　　他们徘徊良久，议论着这个城墙的价值。但后来听一位大同的学生说因为城市的建设、交通和房地产的开发，城墙已被破坏得很厉害，他心里非常难过。

　　大同这样一座城市，如果保护、开发、利用得好，它的价值丝毫也不亚于西安。但是当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把它当作一个城市建设的负担，情况又当别论。一个地方人的素质的高低、人文精神的良莠，对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离开大同，这次随队地貌实习的行程结束了。

　　他和师弟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作一次晋文化考察。第一站是山西首府太原。

　　他们顺着京原铁路到了太原，这座有着2500年建城历史的古都是山西的首府，也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藴的古城。

　　司徒对太原特别感兴趣的还有一个原因：他三哥尚绎从1952年起在太原机械制造学校读书，一直到1956年才离开这座工业城市。三嫂梁崇端也曾就读于太原卫生学校。

　　那时，一个南方人来到几千里之外晋中大地读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从这座城市发出的每一封信，寄回来的每一个成绩表都给童年时代的司徒以强烈的震撼，这座城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十多年以后，童年的记忆还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坎上，这种情结，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在太原停留下来，仔仔细细地看一看，了却一段心愿。

　　他和师弟沿着山西的母亲河汾水的两岸，浏览了这座以重工业闻名的市容。那里有著名的全国最大的一座太原钢铁厂，整个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早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中国考察时说，山西的地层下是煤的海洋。煤炭工业成了山西的经济命脉，与钢铁工业相结合，是山西产业最大特色。

　　他们看见这条流经古老的三晋大地的河流，勾起了对它历史的遐想。

　　春秋时期晋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后来发生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一系列的历史变革；汉唐时期，山西和关中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三晋文化跟燕赵、荆楚、陇右、齐鲁等文化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唐以后，它也像长安一样逐步衰落。

　　晋中大地诞生了很多历史文化名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即为山西文水县人，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孟浩然也是山西人。要瞭解山西，不能不了解汾河——这条孕育了三晋文化的母亲河。跟所有的内陆河流一样，夏天的汾河水量也很少，只有涓涓细流，河床两边岩石裸露，河滩上有些地方长满了野草，两边是高耸的白杨，一直延伸到城市的尽头。

　　这个印象到2003年8月，他出席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太原建城2500年的会议时才发生改变。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司徒和同伴们一起来到汾河边。这时候汾河已经被橡皮坝拦腰截断而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当地政府投下大量的人力、财力，把它经营为太原市民赏心乐事和休闲的去处。两岸华灯璀璨，景色优美，凉风习习，和十多年前迥然是两种景观。改革开放后，内陆的城市也发生瞭如此之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化的热潮席卷之下，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也在朝着文化多元化、以旅游作为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

　　他们在山西也饶有兴趣地领略了它的特殊的饮食习惯，这是一个以醋文化为饮食风格的城市，可以说无醋不成菜。他虽然仅仅住了三天，但是每一道菜都离不开这乌黑色酱油般的配料。公路两旁的士多店，或通往小村的公路边，到处都标示着这里有醋卖，陈醋批发等醒目的广告，成为当地一道最触目的风景线。

　　他不断地思考，为什么山西人如此嗜醋？最终得知，因为太原正处在黄土高原的腹地，来自大西北和内蒙古的厚厚的黄土层，里面藴涵着大量的钙离子。这种碱性的土壤使得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含着丰富的钙质，它通过食物、通过饮水，进到人的体内，沉积在人体的各个部位，虽然它可以补充钙质，像现在很多人缺钙要补钙一样，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如果它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为了中和这种碱性，只有用酸性的醋作为调料。而长江以南，包括两湖、江西，乃至岭南，也是自然条件等原因，那里的土壤正好相反，呈酸性，为了缓解过多的酸性，当地人在饮食上也形成了特殊的风味，不但用石灰撒在田里，一是消灭害虫，二是作为肥料，而且在饮食上，经常用石灰水蒸蛋，蒸出来的蛋里面就含有一定的钙，另外味道特别好，还可以强筋健骨。

　　六、五台山之行

　　他们离开太原以后，下一个目标是久闻大名的五台山。他们早上从太原坐火车北上，下午扺达繁峙，沿着山势蜿蜒的公路，进入了五台山区。

　　五台山佛教历史悠久、寺庙众多、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连绵数百里的几十处寺庙，分布在山脚、山腰和山顶上，红墙黄瓦，金壁辉煌，远处望去，金光灿烂，呈现出一片神圣的佛教文化景观。

　　历史学家说，五台山有史可考的最早寺庙建于北魏年间。俗话说：金五台、银普陀、铜峨嵋、铁九华，可见五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传说顺治帝、建宁公主、杨五郎，都曾出家五台山。

　　五台山，因其五座主峰峰顶平缓有如垒土之台而得名，而深藏于五台怀抱之中的小镇，被形象地称为台怀镇。人们通常把五峰之内称为台内，五峰之外称为台外，台内集中了五台山一半以上的佛教寺庙，而台怀镇，则是五台佛国的中心。

　　五台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中唯一兼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佛教道场，因此，五台山的寺庙分为青庙和黄庙两大类。青庙是汉传佛教寺庙，僧尼一般身穿青、灰色僧衣，万佛阁、塔院寺、显通寺，包括建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大白塔的塔院寺，都是青庙；黄庙则是藏传佛教寺庙，均为格鲁派，僧尼穿着黄色僧衣。青黄两庙除了教义与穿着之外，黄庙僧人可以食肉也是重要区别之一。五台山的喇嘛教兴起于元代，鼎盛于清代。五台山著名的黄庙有菩萨顶、镇海寺、罗睺寺、广仁寺、寿宁寺、观音洞、善财洞等。鼎盛时期，全山寺庙多达三百余座，今天，仍有四十余座。它们散布在五台山的各个角落里，大小不一却各具特色。无怪许多人说，五台归来不看庙。

　　他们两人乘上了旅客差不多超载的汽车。沿途见到很多行脚僧，都是从全国各地来五台山朝圣的僧人。这些人像是匆匆的过客，每个人背着行囊或者拿着一条长长的竹竿。

　　偶然也见到一些虔诚的参拜者，边叩拜边前行，远远望见前面山上金壁辉煌的寺庙，他们往往停下来，口中念念有词，很虔诚地跪拜后，再继续前进。在汽车行进的过程中，也不时闪现出一两个僧人。他们拦车的办法很讲究礼节，也很巧妙。他们往往在汽车前面五六十米的地方停下来，站在公路的中间，两手合掌，口称：“阿弥陀佛”。等汽车在他们前面几十米处慢慢地停下，车门“吱”地一声打开后，他们从容地上车，向众人行一个合掌礼，车上的乘客会不约而同地闪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方便他们通行。年老的僧人谦和地坐下，年青的跟众人一起站着。

　　由于山路崎岖，上下颠簸了两个小时以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五台山的核心地带。台怀镇不大，青山之下，一条沿着清水河延伸的公路，几条古檏的小街，各种销售旅游、佛教用品的小店，还有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民居。

　　他们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招待所里住了下来，当时五台山还没有作全面的旅游开发，接待条件很差。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既没有洗手间，也没有洗澡的地方。

　　晚饭后，他们先到附近的一个寺庙里，盘桓了一阵。太阳快要下山时，他们信步走进一所寺院，那里的僧徒已经吃过晚饭。

　　在门口，他们碰上了一个身穿黄色袈裟、年约40多岁的僧人。于是，他们上前和这位僧人搭赸。从谈话中得知，这位僧人来五台山时间不长，是湖南长沙人。当谈到寺庙里的生活，他立刻流露出了一种忿忿不平的神色。他说每天三餐有两餐是吃稀饭，只有一餐是乾饭，也没有什么菜肴，生活很清苦。稀饭是用一个大桶装，每个人先舀一大碗，如果不够，可以再添一点。这位僧人所讲的和他们刚才进门时看到的情形差不多。当时正赶上用餐，众僧站在正殿的偏房，有一位长者在每位僧人的大碗里装上一瓢稀饭，里面的水份很多，还夹着一些白菜之类的，此外还有一大盆共用的咸菜，每个人可以随意食用，吃完一大碗以后，还可以再添加一碗。

　　司徒问：“方丈和寺院的其他僧团管理层是否也如此清苦？”

　　他忿然道：“现在到处都有不正之风，何况我们这些寺院！”

　　司徒又问：“寺里为什么不给你们改善一下生活呢？”

　　他说：“那只有等他们用上小汽车的时候，或许我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问及出家原因，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更多地谈及寺院中的清苦生活和一些不平等待遇。看来他并不是笃信佛理教义而超脱凡尘，而是为了寻找生活的出路而削发为僧的。

　　五台山的佛教建筑和宗教气氛确是十分浓厚。如果有时间与当地人聊天，往往会听到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许多故事让人难以置信，其中有深不可测的高僧、上可通天的尼姑、日进斗金的住持、洞察天机的相士等是这些民间故事的主角。

　　这一天他们徒步沿着山间公路继续往前走，大概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座寺院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好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眼花缭乱：喇嘛庙之首的菩萨顶、和尚庙之首显通寺、五台山之象征的塔院寺、有最灵应的寺院之称五爷庙、十方庙之最的碧山寺、中华石雕艺术宝库的龙泉寺、现代化寺院的典范普化寺以及大圣竹林寺、广宗寺等一座座寺庙让人应接不暇。他们往往只是随心所欲，看到外观特别的寺庙，就进去看看。一整天都这样穿梭往来，也不知道进了多少寺庙。其实这些寺院里面的布局基本上大同小异，无非是山门、放生池、大雄宝殿、韦驮殿、观音殿、如来殿、八大金刚，宝塔，其布局、分工、塑像等无多大区别。

　　在交谈之中，他得知这里的僧人都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还是北方为主。当问到他们很多佛教的基本概念和神像等的来历，他们也只知道自己所管辖的那些佛像的内涵，对佛教的很多东西并不了解。佛教在他们中一些人的心目中，它恐怕还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更高层次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者，恐怕还是少数。

　　当天下午，他们来到一个地势最高的寺庙，也是规模最大的、僧尼人数最多的普寿寺。它座落在在台怀镇北端一个山顶上，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比丘尼道场。它既是学修养重的尼众寺庙，又是制度完善、课程齐备的佛教学校，在此参加过修行的尼众近千人。

　　他们顺着阶梯，爬了两三百级，纔到了半山腰这座层层院落组成的巨大庙宇，木鱼声声、香烟缭绕、香客如云，是名副其实的神圣空间。他们进了山门，看到不少尼僧鱼贯往来，便停住了脚步。这是一所不寻常的寺院，所见的皆为比丘尼，幷且很多地方都挂着“游客免进”的牌子，主殿的外围竖起了栏杆，游人只能远看，而不能走进。

　　据说这是沈崇所在的寺院。按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共谈判，美国作为调停代表团，在北平(今北京)驻守了一部分美国兵。当时沈崇为北京大学女生，12月24日夜，被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在东单练兵场强奸。事后，国民党政府以“有污友邦”为由，禁止各报刊载此事。12月30日，北平1万多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接着，爆发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运动。参加学生达50多万人，并得到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

　　当年的“沈崇事件”后，沈崇为躲避舆论和世人，遂出家于五台山。

　　她在五台山消失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很多人传说某寺的某位尼姑是当年的沈崇。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地把她忘记了。

　　司徒听游客说当天沈崇上午11点左右要到大殿来作法事。他很好奇地站在大雄宝殿外边，和其他香客一起远远地盯着大殿。

　　快到11点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说：“沈崇来了！”此语宛如一个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水中，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司徒也不由得引颈翘望，大概在距他十五六米开外的大殿上，一个个子不高的比丘尼在众尼的簇拥下来到一个观音像前。只见她点燃了手中的香，又轻轻地敲了几下木鱼，大概停留了十多分钟，就离去了。

　　后来还听说北大的学生也想把沈崇请到北京，让她谈几十年的人世沧桑，特别是在佛学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沈崇没有接受邀请。他看着沈崇离去的背影，联想万端，感到寺庙不失为一个陶冶人心、平息各种欲望的圣地、寻求解脱的一个好去处。

　　到了晚上，方圆几十里，各个寺院都发出了阵阵的鼓声，在催醒那些昏聩的众生，回声在山谷里激荡，形成强烈的宗教感染力。他们停留的时间虽然前后只有三天，但已基本上把山上的景色看了一大半了。

　　这次实习休整完了以后，他继续撰写论文。暑假，他不顾酷热，忍着蚊虫的叮咬，在中大的斗室里埋头写作。这年十月，根据侯先生进一步补充第一手资料的指导，他又踏上了海南的土地，进行第二次考察。

　　七、再下海南岛

　　这回他不是参加一个团队考察，而是一个人只身前往海南。

　　为了弄清海南岛历史上森林的变迁，他第一站到了湛江，首先到了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总部。这是一个专门负责海南岛的周边乃至西沙、南沙海域石油勘探工作的单位，这里有很完整的关于海南岛海岸周围地层的钻探资料。

　　离开北京之前，为瞭解孢粉的分析技术和取样等，他特地走访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古植物学的教师，向他们请教孢粉的鉴定、取样和有关材料的使用等问题。在广州，他还到了广州海洋地质大队，请教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当他得知有关海南岛的材料是由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负责的消息，他立刻马不停蹄地直奔大队部设在湛江的公司总部。

　　在总部的资料室里，司徒钞録了有关海南岛周围的钻孔的资料，得知在地质时期第四纪以来，海南岛周围海岸的地层的概况。因为地层里保存有很多地质时期和历史时期海南岛海岸变迁的信息，比如历史时期或者地质时期，这里是布满了森林的话，在地层可以找到这些植物的孢粉，通过这些孢粉的分析，可以判断当时植被的种类，从种类看出当时的地理环境、气候、海陆的分布等，这是复原海南历史地理环境一个不可少的手段。

　　达到这个预定目的以后，他又马上赶到湛江以南的海康县（即今雷州市），向当地的文博部门和中学的历史教师请教，因为要研究海南的历史开发，离不开研究海南与雷州半岛的地域的关系，特别是人口的迁移。

　　他在海康县博物馆看到了很多关于雷州半岛的风俗文化、城市建设、流寓文人的遗迹遗址，特别是很多当地的族谱。

　　他走访了当地的方志、文博工作者，向他讨教雷州半岛居民的来源。他除了亲身体会到这里的方言跟海口、琼山很接近以外，还从当地一个叫宋鋭的历史老师那里得知海康很多人都是从福建来的，特别是当地人都自称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莆田甘蔗园村（后查明莆田没有甘蔗园村）。

　　但不管怎样，海康有很多福建移民留下的历史遗存。比如海康县城就有雷州半岛最大的妈祖庙，上边的楹联就说“闽海恩波流粤海，雷阳德泽接莆田”，这副对联说明不但妈祖崇拜传到雷州半岛，而且雷州半岛的居民也和闽南有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这座最大的妈祖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他还得知当地很多民间崇拜也是和闽南一脉相承的，如闽南和潮汕都非常崇拜雷神，海康附近还有雷州半岛最大的雷祖庙，崇拜唐代东合州刺史雷州人陈文玉，还有很多关于雷神的传说，崇拜雷神的戏曲（如雷州换鼓）和各种风俗活动，雷祖庙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庙宇在雷州半岛、潮汕、闽南都沿着海岸线分布，形成一个很有规律的地带。研究一个地域的开发，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地域本身，还要把它和外围地区的关系弄清楚，特别是民族和人口迁移。他在出发之前非常明确这一点，故在海康很有收获。

　　离开海康以后，往南，是大陆最南的徐闻县。他在徐闻县停留了一天，参观了贵生书院。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得罪权贵，被贬徐闻，任徐闻典史。看到当地民生困苦，民风骠悍，深感这是当地教育落后所致；特别是看到当地人“轻生，不知礼仪”，不禁发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也”的呼声；并拿出自己微薄的薪俸，与知县熊敏一起创办了“贵生书院”，招收学生读书，传播中原的先进文化、思想。此后，当地读书人逐渐增多，尊师重教也蔚成风气。特别是他的“贵生”说，因充满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兴趣。

　　当地官员说，其时欧洲文艺复兴如火如荼，中国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汤显祖萌生人文主义思想也正当其时。书院里原供奉着孔子的塑像，但在文革中已被砸烂了，当时还没有修复，只是保存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头像。

　　他一路上实地勘探了当地的民俗风情，考察了当地的土地利用。这里到处都是红色的土壤，故这里的文化又被称为红土文化。旱作粮食以番薯为主，经济作物以甘蔗为主。

　　以桉树为主的莽莽林海，这一片曾经与海南连在一起的土地，所看到的土地利用的景观，对研究海南的土地利用是一种重要的比较。

　　从阳江到徐闻，到处是宛如篮球甚至水桶一样大的波罗蜜，即木菠萝，这种从印度传来的果树也是热带跟亚热带分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阳江以北，虽然偶然可以看到它的踪影，但是已经不能结果，或者果已很小，不堪食用。五月份起相继成熟，八九月份是成熟的高潮，其果一瓣一瓣，散发着甜润的芬芳气味，果核可当粮食，富含淀粉。

　　还有一种草本的菠萝，在市面上经常可以买到，在徐闻大面积分布，价格也很便宜，只要花上几毛钱，一个甜酸可口、黄澄澄的菠萝可以任人分享。由于面积比较大，当地为了推销品牌，从这个时候起称它为“菠萝的海”，与俄罗斯北方波涛万顷的“波罗的海”相对应。

　　他沿着“菠萝的海”的海岸线寻找着当年历史的遗址。古代，从大陆过海，都是在徐闻沿岸扬帆过海。他早读过郦道元《水经注》里的描述：站在徐闻的海岸线上，可以在天气晴好的时候看到海南岛像一个土堆的形状，一个晚上可达到对岸。

　　通往海口最大的渡口是徐闻海安港，在这里，他邂逅了当年在洞庭湖劳动时王副排长，是徐闻人。

　　这时已是离开洞庭湖的第十四年。这一天，司徒在轮渡码头候船室里，一抬头，看到了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站定了脚跟，注视着对方，相互打量了半晌之后，还是司徒首先叫了一声：“王排长！”

　　对方也认出了司徒：“噢，你是学生连的司徒尚纪！”

　　原来这位王排长脱下军装以后，转业到了海安港客运站，当上了副站长，负责从海安到海口业务的主管。

　　他非常热情地把司徒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像老战友一样谈起了分手以后的沧桑。

　　80年代初，正是海南改革开放第一个高潮时期，那时候大陆往海南创业的人非常之多，有“十万人才过海峡”之说。常常由于台风和其他特殊原因而滞留在海安港的旅客也不少，他的业务非常繁忙。

　　司徒因有任务在身，不能作更久的停留。王排长叮嘱司徒回程一定要到家里作客，他家在港口的宿舍。 

　　这位十多年前的领导的热情好客使司徒充满感激。正因为如此，他这次不没有像上一年乘坐普通的渡轮，一路上颠簸不已，而是改乘飞船，即水翼船，一种密封的、喷射型的渡轮，只要40分钟即可驶过琼州海峡，坐在上面的感觉像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一样，毫无颠簸之感。司徒非常顺利地扺达海口港。

　　当天晚上，司徒一头住进了海南行政区的招待所，那里的条件比上一年跟农场工人挤在一起的农垦招待所条件好得多。

　　海口是这次论文调查的重要一站。首先是去五公祠。五公祠位于海口市海府大道与琼山市接壤处，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谪来海南的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五位历史名臣而建。祠内五公石雕栩栩如生，满面思绪。楼上高悬“海南第一楼”金字横匾。这里浓缩了历代中央王朝对海南的态度，五公祠上有两副对联，其中一副讲到唐宋这些好人都被贬谪到了海外，其上联为“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下联为“道契前贤，教兴后学，干坤有正气在此楼中”。

　　司徒在五公祠里徘徊，看着这历史的前尘旧影，一方面为五公的命运感到惋惜，但是也为五公来到海南，抛弃个人得失，传播中原文化，与海南人民融为一体，那种宽广的胸怀和强烈的民族气节所感动，所以看到五公祠里的壮观的建筑，它的雕刻、对联、每一件文物，处处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那就是海南历史上是朝廷贬谪不同政见者的地方，五公祠里每个人物的经历，特别是他们在海南所作所为，显示中央政权对海南管治政策、当时背景下海南政治、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海南和大陆的关系。这都是研究海南历史开发不可或缺资料。

　　离开五公祠，他到了原来海南的琼州府治，即现在在琼山县城，历来称为府城。它是海南的政治首府，从唐代的崖州，一直到明清时代的琼州府，作为海南全岛的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从未动摇，琼山后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基于此。

　　琼山有著名的琼台书院，是后来著名的粤剧《搜书院》所发生的的地方，现在已经改为琼台师范学校。里面高高的牌坊、掩映在緑树丛中的红墙緑瓦的古建筑，在热带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似乎在燃烧着海南人的火一样的热情。

　　他风尘仆仆地从琼台书院来到琼山的大街小巷，特别是现仅保存数十米长、积淀着海南历史文化的城墙，像绣衣坊这样的古街，唤起他对海南历史的浓厚兴趣。

　　他还到了海口开埠以来所建造的大街，如解放路、中山路、得胜沙等，那里耸立着海南华侨集资兴建的骑楼、各种风格的街景建筑，其中有南洋式的和西欧其他建筑风格的建筑物。这是研究海南城市发展、海洋经济、对外贸易、航运等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

　　他又赶往海南区政府档案局，在那里查阅了很多族谱，这些族谱有姓张、黄、邢、吕、冯、唐、李、黎等。它们大部分记载了海南人的来源，即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莆田，他们或以经商，或以为官的途经进入海南，后来子孙繁衍，支系兴旺，散布在海南沿海的各个州县，成为操闽南语的海南汉人的主要来源。这些族谱成为他研究海南人口迁移和土地开发的关系的重要依据。

　　离开海口，他沿着海榆西线前进，先到临高。临高人是一个有着特殊文化特质的族群，那里生活着50万人左右，操着与广西壮族同样语言。按照民族识别，他们应该属于广西的壮族，当地人也想单独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自称为临高人。但是要成为一个民族，还要取得当地人的认同。在海南建省之前，他们这个要求很强烈，但是又不想归属于广西壮族。目的是为了享受少数民族特殊的福利待遇，如生育、读书、提干、参军等，但当地外出的干部和学生感到少数民族在外地会受到“另类”的不公平待遇，故这部分人又持一种反对的意见。这样在当地人和当地外出群体之间出现了持续好几年的民族归属问题的争论。虽然当地的干部用普通话和外来人交谈，司徒仍深感临高话甚为难懂，完全无法沟通。听当地人方言，犹如进入了异国他乡，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曾组织专家、学者，对他们进行民族识别的考察，认为该族群的文化人类学特征与属于壮侗语系的广西壮族完全一致，完全有理由可以归属于广西壮族。

　　当地人非常好客，特别是听说司徒是从北京来，从事地方历史龢民俗文化方面的考察，更加热情，并希望他能够向广东省的民族管理部门，乃至北京的有关机构表达他们要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强烈愿望。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古道热肠的司徒还是点头应允了。回来后，司徒曾经向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刘耀荃所长和他的一些同仁谈过临高人的民族识别的有关问题。

　　实际上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在此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司徒只不过是转述当地人的意见而已。但是这种交往也使得他增加了民族识别的学问，得到了很多当地人提供的地方史、民族志的有关资料，当时临高县是海南最积极编纂地方志的一个县。临高人还给了他一本厚厚的用钢板刻的油印的《临高县志》，至今还静静地躺在他的书架上。

　　离开临高，他的下一站是海南岛西北的儋州，这是海南历史上最早开发的地方。这里没有高山大岭，但却有大片干爽的台地、稀疏的植被。特别是纯厚檏实而又充满了歌声的这块土地，汉代的时候，在这里首先建立了儋耳县，在此之前，这是一些土著居民最早生息的地方。儋县也叫做儋耳，意思是当地人戴着长长的耳环，挂在耳朵两边，像两条鸡肠一样，走起路来摇摇摆动，所以叫儋耳。战国时代的作品《山海经》里记载了儋耳这个族群，汉代是骆越族的一部分，与广西、雷州半岛和越南北部的越族是同一个族群。

　　自从汉代至今，这块古老的土地已有了两千多年的开发历史。历代开发海南都很注意儋州的经营，汉代把海南归入中央王朝版图以后，曾经一度放弃了，在经过五百多年以后，到了萧梁时代，俚族的首领冼夫人请示朝廷，在海南第二次建立了崖州，它的所在地是现在儋州的中和镇。

　　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被流放到儋州，在那里过了三年野服生活，与当地黎族人民打成一片，赤着脚，穿着蓑衣，在大雨滂沱之中，走在儋州的土地上。他在那里建立了桄榔庵，教育黎族的子弟，授馆课童，传播中原文化。

　　黎族第一个举人姜唐佐是苏东坡的学生。这位学生上广州应考，苏东坡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唐佐中举以后，苏东坡已经离开了海南，不久去世。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续此诗下二句，曰“锦衣尽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称赞苏东坡的先见之明，传为黎族文化史上一段佳话。

　　苏东坡当年在海南讲学地方建成了东坡书院，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东坡在海南作了很多推广中原文化的好事，迄今当地还流传一种类似四川方言的东坡话，即现在的儋州话。苏东坡在海南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他在那里吃了黄鸡粥，小老鼠做的菜，这些都是有所记载的。苏东坡豁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宽广的襟怀，令后人景仰不已。

　　司徒来到这块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的土地，感到它处处充满了生机。

　　他早听说儋州文化深受黎族文化的影响，儋州是一片诗歌的海洋。那里的民风非常乐天，黎族的三月三流行对歌等古越族淳檏的择偶方式。当地人以火一般的热情，歌颂生产劳动、充满了浪漫色彩的爱情、幸福的生活。

　　儋州是民族杂居的地方，后来黎族大部分退到了五指山区，但是儋州这个地方汉黎一家，从宋代起，这种民族融合即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

　　黎族有放寮的风俗习惯，放寮用的村后的小茅草房叫布隆闺，专门供青年男女月夜下、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在那里幽会、谈情说爱、对歌等。当地人对他们之间这种往来是很宽容的，这种活动黎族称之为放寮。

　　儋州的汉族也深受黎族放寮风气的影响，也在村落后面设置了类似的小木屋，当地称为“青年馆”，或者“散仔馆”，也是青年男女相会的一个地方。

　　儋州的青年热情大方，每到赶墟或公共活动的时候，他们三五成群，络绎不絶，赶往集市，日落或者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又一对一对的回到乡里，一路上有说有笑，还不时对歌。

　　深情动听的歌声荡漾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吸引了内地的文人墨客、诗人、作家们，他们经常来儋州采风。每年春暖花开，特别是三月三的时候，各地的人们像蜜蜂一样，聚集到这里，吸取生活的营养，激活灵感，创造出脍炙人口的作品。

　　在古老的儋州州治，即现在的中和镇，他不止一次地凭吊了苏东坡讲学的草堂，即载洒堂，还徜徉于古老的大街小巷，大有收获。

　　他看到了建于唐代的宁济夫人庙，即纪念冼夫人的庙宇。在庙前的空地上发现了几尊跪着的石雕，这实际就是黎族接受汉文化的一个证据。他仔细地考察了雕像的造型，这种双手绑在背后、跪在地上的形象，是在铁血政策压迫下黎族接受汉族的统治、接受汉文化的反映，但也说明瞭海南开发的历史事实。他对这些都做了详尽的记録，并拍了照，后来收入他的学位论文之中。

　　在儋州城，他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围遶着保留下来的城墙和城楼作了几次的考察，看到当地人正在拆毁仅仅保留下来的大概有两百米左右的城墙。当地百姓为了得到修建猪舍和铺路的材料，竟把有上千年历史的城墙拆毁。他感到非常可惜，马上向同行的当地干部反映了这种情况，后来他把这个意见向当地的公社作了汇报，当面陈述这种事件的利弊得失，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够制止这种野蛮的行为。

　　这个建议是否发生效果不得而知，但当他过了若干年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段城墙不但修复了，而且规模更大，延伸得更长，不管如何，当时的这种建议，究竟还起了作用。

　　他来儋州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任务——寻找汉代儋耳郡的郡治所在。这对研究海南历史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他得到了儋州博物馆一位姓丁的文博干部的帮助，两人打着赤脚走到海边稻田里。那里是一块高高的长满了荆棘的台地，面积约有几百平方米，当时一家农户在那里建了一个很小的养鸡场，但是附近有一口古老的水井，离海岸线也不远。

　　他根据这个地方交通的、地形的和周围用水的等状况，特别是现在还保留下来的水井，判断这是汉代儋耳郡的郡治所在。他的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当地的认同，幷且写进他的学位论文之中。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看了他这方面的论证，认为颇有道理，在自己的关于海南的论著中也采用了司徒的结论，认为汉代儋耳郡的郡治在中和镇附近，这也是他在野外考察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回到儋州城，他对这里的民俗风情深感兴趣，在市面上，他饶有兴趣地听到了很多种方言，这里既有被认为是儋州方言的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东坡话，又有从大陆迁过来的客家人说的客家话，也有来海南农垦迁到儋州的广府人使用的白话，即广州话，还有在改革开放以来涌入岛上来淘金的大陆人所普遍使用的普通话，以及一些不明归属的、听不懂的其他方言。儋州是多个民族、族群方言荟萃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博物馆，还有儋州街上有很多种以地方命名的街巷，充分体现这里非常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和地域文化。

　　离开儋州，再往昌江县进发，这是一个很早建立的县。他首先来到了海南最大的铁矿山——石碌铁矿。这是我国品位最高的铁矿，是大自然赐予海南的最大的一笔财富，它的含铁量高达70％，实际也只有澳大利亚等地磁铁矿的质量能够跟它媲美，不用烧结，可直接炼钢。石碌铁矿为国家提供了优质铁矿，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无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之前，在海南收集战略情报时，已注意到这座矿山。1938年，海南沦陷。日本人为了掠夺石碌铁矿和五指山丰富的森林资源，专门修建了一条从石碌通往东方八所港，后来又延伸到三亚的海南岛西部铁路。一直到2000年前，这是海南唯一的一条窄轨铁路。大量的高质铁矿从这里开采出来，源源不断运到八所港，运到了台湾，运到了日本，制造成枪炮，又回来屠杀海南人民。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日本人为了掠夺岛上资源犯下了累累罪行，数不清的中国劳工惨死在日本的皮鞭和刺刀之下。岛上死难矿工纪念碑唤起人们对这段不寻常的痛苦历史的回忆——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受到的屈辱。

　　在石碌铁矿，司徒有幸遇到了一位孩提时代的伙伴。当年他们在一起玩耍，一起在水中嬉戏，一起掏鸟蛋，也打过架。后来这位同乡参军，退伍以后来到这里当了一名采矿工人。

　　司徒在出发前已瞭解到他已经在这里安居落户了，这次在离别二十多年以后，在海南见到了他。他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也过得很惬意。

　　这天中午，他特地请司徒到家里做客。杀了一只家里养的母鸡，还有自养的埃及胡鲶子。他很懂得物质的循环，在房屋后面挖了一个水泥池，大概有两三平方米，池上盖上木板，放满了鸡笼，利用鸡粪喂养胡鲶子。胡鲶子长得又粗又壮，大的一条有十多斤，小的也有两三斤。他的同乡用渔网从水池里捞了一条两三斤重的胡鲶子，煮熟盛满一盆，摆上米酒，两人开怀畅饮。

　　二十多年了，双方身材、脸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在路上遇见，很可能彼此都认不出来，但是谈起从前，还是非常投机，往事历历在目。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割断他们的乡情，谈起小时候读书的淘气、恶作剧等，两人都忍俊不止。

　　司徒在矿山招待所里过了一个晚上，入夜登上半山腰，矿山里万家灯火，半山腰上的矿工宿舍，鳞次栉比，层层叠叠，一派祥和和安定景象。

　　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海南是一块贫困、落后的土地，特别是西部，更显得荒凉。但是眼前所展现的却并不完全如此，其实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生活，哪里就有欢乐。看了他同乡在这里扎根生长，他深感到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欢乐，何必株守乡园，老死牗下呢。

　　他挥手告别了这位阔别多年的同乡，进入海南西陲的东方县，这是海南的西部最有代表性的地理景观了。在海南西部的这个县被起了一个与它方向相反的地名，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实际上它的原意是海南东方河谷一个公社所在地，因为它处在河谷东部，所以叫做东方镇，后来作为这个县的名称，事实上东方县并不在海南岛的东部，而是在它的西部。这个命名实在欠妥，不过时间一长，也就见怪不怪了。

　　海南岛西部的降雨量只有东部的一半，大约是1千毫米左右，相当乾旱。这里历史上开发比较早，是因气候比较干爽，不像东部那么湿热，适于汉人居住，交通上也便捷。但是由于乾旱，土地非常贫瘠，不适于水稻的种植，只能种一些番薯、玉米等旱粮，经济比较落后，加上沿海森林植被破坏以后，风沙很严重，沿海一些村庄、农田被风沙吞噬。

　　他来到东方县广坝，这里是一大片河谷，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广坝水库，也是一个水电站。当地居民属侾黎，是海南黎族的一个分支。黎人流行文身的风俗习惯，司徒在路上不时看到那些年纪60岁以上的妇女的脸上、腿上都还保留着文身的残余的图案，主要是以几何图形为主，有同心圆形、三角形等。

　　因为天气很热，妇女都是穿着桶裙。他早在阅读海南民族志或者历史文化著作中，已瞭解这种风俗习惯。这些文身图案都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在海南，这种文身的风俗保留已经不多，但东方县由于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比较封闭，很多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才保留下来。

　　不仅有文身，里面还有黎族所居住的金字屋和村边的布隆闺。司徒在当地文博干部的陪同下看到了这种小茅屋，实际上是用几条竹子或者树枝所搭成的一个类似干栏式的建筑，顶上用棕榈、椰子树叶，或者稻草、树皮等盖起来的，中间搭成可以供两三个人坐的一张大床一样的阁楼，阁楼离地大概有一米五左右，藉助凳子或小梯子可以爬上去。入夜的时候，邻村的或者同村的青年男女来这里交流他们的思想、对歌，倾诉感情。

　　不但在黎族之间，而且黎族和汉族之间这种交往也不少，特别是六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在海南的农垦和知青下放高潮期间，也有不少汉族青年不甘于寂寞，晚上来放寮，有不少人娶了黎女为妻。但这种情况还是不多，民族的隔阂毕竟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他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镇州。这是宋代大观年间（1107年－1110年）在海南唯一增加的一个州，辖境在东方县。眼前是一片足球场大小的台地，上面长满了飞机草。飞机草是抗战时候日本人传播进来的一种野草，大概有1人高，长得非常快，像黄麻一样，里面还有很多灌木，置身其中，整个人被草遮得严严实实的，仿如在热带密林中。

　　这块地方已经沉睡了一千多年，当年曾是镇州州治所在，现在仍保留了一些残存的城墙的砖瓦，还有一些墓葬。

　　司徒和当地文博干部在灌丛和飞机草中不断地穿行，从一些裸露的白骨、棺材和陪葬的瓦罐里想象当年这里作为一个州城和军事据点，那些戍边的战士，那里的居民现在一个个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很难想象这片荆棘丛生的土地当年曾经是车马喧腾、贩夫走卒不絶于途，甚至还有浪漫色彩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每念及此，大有不胜今昔之感。

　　东方县是一派热带稀树草原的景观，地势平坦，适合于中原人居住，两千多年前，汉朝的军队沿着海岸线前进，建立了最早的几个县，至今这一带还有白马井、八所、九所等地名，听说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路过此地，在其马蹄踢到泉水的地方打井，留下了白马井等的名胜古迹。1961年郭沫若到海南岛，进行了古迹考证，并写了《马伏波井并序》，其中有句云“水泉清冽异江河，古井犹传马伏波。想见当年师驻日，三军朝汲定如梭”。

　　西部乾旱，沿着西部的海岸线，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白沙。由于海南岛周围的海岸呈上升状态，原来海底下泥沙浮露出来，历代砍伐森林，一旦失去了植被作为保护层，刮起风来，海岸的沙丘就移动，不少农田就被吞没。

　　他在西海岸看到了当地的居民一个个都是红眼睛的，原来他们有80－90％的人都得了沙眼病。在热带阳光的照耀下，走在沙地上就好像受炮烙之刑一样，忍不住双脚要跳起来。

　　因为一年到头，经常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蒸发特别强烈。对晒盐非常有利。建国以前曾经作过勘测，但主要是建国后，在岛西南部的乐东县建立了莺歌海盐场，仅大堤都有100多公里，沿着沿海公路所见生产的海盐像小山一样连绵不絶，蜿蜒于波涛万顷的北部湾边缘，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早就引起作家、诗人的雅兴，如谢觉哉《莺歌海》诗云：“莺歌如海旧名扬，又是盐田基建忙。一路椰荫鱼艇静，天涯海角好家乡”。1962年2月，郭沫若同志到此，曾热情地赞美“盐田万顷莺歌海，四季长青极乐园，驱使阳光充炭火，烧干海水变银山”。

　　当他路过这个大盐田的时候，由衷地感慨着大海的魅力，不但酝酿着无穷无尽的动能，而且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絶的矿产资源，盐是其中最大的一笔财富。在盐田的边缘，是著名的北部湾油田，当时正在勘探之中。

　　他在湛江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就已经瞭解到北部湾的海底和海南岛的东部，乃至西沙、南沙、珠江口，整个南海北部的大陆架，都是滚滚油海，来到海南宝岛，他才真正又一次领略到所谓“山河壮丽、地大物博”的意涵。莺歌海原是一片荒凉寂寞的荒沙草原，解放前宋子文视察这一带时，斥之为“尚在原始时代”的“荒蛮之区”，并断言：“没有重赏，无人愿去”。但当他回到人民的手里，情况完全两样。从1958年起，即开展大规模的建场工作，全部工程使用沙石1000万立方米，如果把它们按照1立方米的体积排列起来，可以从莺歌海延伸到欧洲，其中盐田与大海之间的石堤长100多公里，汽车行驶得花两小时。这个现代化的大盐场投产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视察。

　　顺着西部的窄轨铁路到了海南的尽头——三亚，这里被认为是天涯海角。汉代三亚已纳入中国版图，古人认为它是疆域的最南端，故名天涯海角。

　　在三亚，他一放下背包，马上直奔城门。三亚在历史上是海南宋代的崖州所在地。但是关于崖州的地望，一直争论不休，很多人认为三亚就是崖州。实际上海南有三个崖州，唐代的崖州在琼山，再往前的萧梁时代冼夫人建立崖州在儋县，宋代崖州在三亚。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曾经在光绪《崖州志》里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唐代的崖州是在现在的三亚。但是考古材料证明唐代的崖州不是在三亚，而是在现在的琼山。

　　司徒这次考察，也对郭老的结论产生了怀疑。后来根据在琼山收集的资料，认为唐代的崖州在海南岛的北部，即琼山。三亚的崖州是宋代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个结论写到他的学位论文里，幷且还插上了一幅照片，是从考古发现的唐代宰相李德裕所写的一首诗，刻在这块碑上。在三亚，城门还保留下来，城墙已经被拆除了。

　　三亚在海南岛的最南端，是历代流放犯人的地方。宋代有四位宰相流放到崖州，现在还保留了水南村盛德堂，以及三亚市东北15公里的荔枝沟区良坑坡上的落笔洞（又名落笔峰）等风景名胜。

　　在三亚，他盘垣于古城保留下来的这些古代的建筑，凭吊当年那些流放天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忠义之士，感受他们那种去国怀乡，忧肠未解的家国情怀。

　　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国门刚刚打开，走私、贩私在海南蔚然成风。当地人可能也从走私事件中得到了好处，海南很多公路、大厦、很多基本设施的兴建也跟这个潮流有关。但走私是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件。

　　司徒从广州乘车沿路看见川流不息的小车队从海南往大陆开去，不但有海上走私的，也有水下走私的，甚至有从空中走私的，各种解数都用上了。各个县城公路两旁、废弃了的建筑工地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有些在日晒雨淋之下已经破损，有些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泥土，全岛所见到处都是汽车，简直成了汽车博物馆。

　　三亚是一座不夜的城市，沿着海岸线摆布，形成十里长街。一条马路与海岸线平行，晚风吹来，送来海洋清新的气味，使人陶醉在椰风海韵中。

　　后来有人把三亚定位为一座充满了激情的、浪漫的海滨城市，是非常恰当不过的。近十多年来，司徒不止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三亚的鹿回头，流传着一个罗曼蒂克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黎族青年猎手拉开弓箭，要射一只走投无路的小花鹿的时候，小花鹿回头一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青年人放下手中的弓箭，和她结成了夫妻。

　　后来为了彰显这个美丽的神话，人们在海岸边立 了一个鹿回头的塑像。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海岸线上一个岬角，凸入海中的一个小山丘而已。但是经过黎族人民的口头传说，它变成了一个富有诗意、黎族史诗般一样的故事，写进了文学作品、歌謡、舞蹈、音乐等之中，成为海南文化的一个品牌。

　　这里美不胜收的景色实在是太多了。天涯海角、亚龙湾、小东海、大东海，白沙、清水、缓坡、椰风海韵，非常适宜游泳、冲浪、舢板、划艇等各种水上娱乐。在调查之余，他亲自感受了海滨，领略了沙滩、海水、阳光的熏陶，这就是旅游上著名的三“S”（sands、sea、sun），在三亚一带一应俱全。特别是这个字母很适合，如果把S拉长，是微分的符号，像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女的曲线。大东海、亚龙湾、天涯海角沿岸即是这样的图形，三亚的三“S”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当年霍英东站在亚龙湾上，眺望大海，曾惊叹：“这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后来斥资开发亚龙湾，现在那里变成一个著名的海滨旅游景点。

　　海南是我国棉花最早的产地之一，汉代从其原产地印度分海陆两路传进我国。陆路是经西北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然后传播到内地；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到越南，进入海南岛。汉初，汉武帝的军队踏上海南的土地，看到当地黎族穿着用棉布织成的贯头衣，类似当今的文化衫，没有领子。

　　黎族的纺织技术，一直以工艺精湛、花色品种繁多，富于艺术性而着称。黎族的姑娘穿起桶裙，风姿绰约，也是她们迷人的风采所在。

　　这里不能不提到黄道婆。她是宋末元初上海附近松江府乌泥泾的一个封建家庭的大家闺秀，因不满意封建礼教而逃婚，追求个人理想中的爱情。她背井离乡，经过很多磨难，最后流落三亚。她在海南生活了40多年，虚心向当地人学习棉纺技术，后来把它带回江南，江南也成为我国著名的棉布产区。黄道婆作为向黎族传播汉文化和向汉人传播黎文化友好的使者和一位纺织专家，在我国文化史上，在民族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她直到今天为我国人民深深怀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亚为有如此多自然、人文景观而成为中国避寒的胜地。迷人的海景使司徒流连忘返，但他没有时间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赐与，盘桓了半天，他又去了另一个考察点——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通什（现改称五指山市）。

　　建国初，通什还是一个只有几户茅房的小山村，通什，黎语的意思是树下田，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地方，甚至在地图上都没有它的名字。这里是五指山的腹地，生活在当地的黎族同胞过去被称为生黎，说他们“顽如生铁”，没有接受汉文化，保持着刀耕火种和带有浓厚原始社会残余的合亩制的分配方式。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配劳动成果，哪怕是打猎、捕鱼，见者有份，生产力非常落后，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建国前有不少中外的民族学家来海南岛考察人类学龢民族学的问题，把五指山黎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19世纪30年代前后，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H·史图博从海口穿越五指山的腹地考察，写成《海南岛民族志》，在德国柏林出版。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人力将其译成中文，现在还是油印本，没有正式出版。

　　要调查五指山，要调查黎族的社会经济形态，调查一个地域的开发龢民族关系的嬗变等，一定要来到五指山地区。建国以后，随着海榆中线开通，通什作为一个山城，逐步地发展起来。1953年成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建在通什，后又开马路、建高楼，搞緑化，设立了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一座崭新的山城在五指山的腹地阿驼岭下拔地而起。巍峨壮观的州府耸立在通什的山边，人们称它为布达拉宫，而极富有民族特色的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也建在这里，和州府大楼并处在山腰上。南圣河静静地穿越了这所新兴的城市。上世纪80年代初，它已经是一座拥有十多万人口的美丽的山城，作为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司徒第二次踏上了通什的土地，住在五指山旅馆。来之前，他通过朋友的关系认识了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师进修学院的杨得春老师。

　　这位老师是海南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1957年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历经坎坷，尝尽人间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改革开放后平反，被安排在自治州的教师进修学院任教。他是学历史的，对海南历史文化颇有研究，执教期间撰写了一部关于海南历史的专著《海南岛简史》，作为学校的教材。

　　司徒到通什后，很快找到了这位久历沧桑、脸上布满了人世艰辛深深的皱纹的老师。他非常热情，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很多关于黎族历史文化、黎族源流、历史等材料，把《海南岛简史》也送给了司徒，幷且陪司徒到附近考察黎族的社会生活。杨老师还把司徒请到家中，好像他乡遇故知一样，用当地最好的饭菜招待司徒。他们谈得非常投机，提到海南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们各抒己见。司徒感到收获颇丰。

　　杨得春每讲起自己个人坎坷的经历，总是感慨万千，但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已成为历史，一切都从头开始，对于身边的人和事，他以一种平静、坦荡的心态来看待。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经磨难以后，还保持着执着的追求中的一个。

　　司徒回来不久，杨老师还寄了很多有关海南的参考材料，幷且还相互通信。有一次，杨老师来广州检查疾病，两个老朋友把酒话长短，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长谈。

　　后来司徒从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刘耀荃所长的口里得知杨得春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回到海南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海南岛简史》后来由他的母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对这位学生的一种纪念。这部作品发行到全国，为很多大的图书馆所收藏，在80年代初开发海南的高潮，特别是海南建省以后，这部著作更为读者青睐，是研究海南历史文化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它的出版也是对作者的一种安慰，如果他在天有灵，也应该含笑于九泉。

　　在通什，司徒参观了自治州民族博物馆。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里面陈列着黎族和苗族历史文化，包括他们生活、宗教、娱乐、风俗、歌舞等用品、出土的文物、工具等实物、图片，凝聚了海南黎苗族历史。他在那里认真记録、拍摄，与工作人员交谈，受益匪浅。但要解剖黎族社会历史文化，必须深入到黎村。南圣河北岸一个名叫番茅的黎村，被他选择为考察对象。

　　那时，这是一个供游人观光游览的地方，尽管如此，这个村子还是很落后的，只有不到二十家茅草房，都是一式金字形造型，屋顶用茅草盖成，用木板架在木桩上，就是一个床铺。这实际上是一种干栏的建筑，每间大概有20平方米，内部不分房间，一家老小都住在一起。厨房设在门口，很简单，只有一个大水缸，用竹子打通的竹筒作为舀水的工具，地上垒上三块石头，叫做“三灶石”，从梁上垂下一根铁丝，拴上一个铝锅或者是陶锅，用来烧饭。黎族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口干了，用竹筒在水缸里打水喝。有时候一天只煮一次饭，早上煮好，留到中午或者晚上，饭不够的时候，舀一点水掺上，把它稀释。也没有种蔬菜的习惯，主要的菜肴是腌制的小虫、小鱼虾、青蛙、蚱蜢、蜂蛹等。最珍贵的是腌鱼，把小鱼放在米饭里，用竹筒封闭起来，放上盐，发酵几天以后成为上等菜肴。当地人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外地人一般不敢问津。

　　黎人家里的摆设非常简陋，只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有锄头、黎刀，捕鱼用的竹笼、翻土用的犁、锄、纺纱用的木质纺纱车等。没有栏养牲畜的习惯，一般随便放养，牛、猪、鸡、狗到处乱跑，到处都拉粪。不仅如此，连人也是在屋前屋后大树下、小路边、拐弯抹角的地方随地方便。恶浊的气味不时从某个角落里飘来。因常由外来人参观，这个村子也建了一些简陋的厕所，外来人也有了方便之处。

　　司徒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发现在村的背后还有三五间非常简陋的小茅房，在外观看来，大概只有四五平方米，是一般房子的一半高左右，听说里面只有架空的两片木板，这是有名的布隆闺。每当夜晚黎族的青年男女在这里相会。这种婚姻形态为他后来研究岭南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案例，而写进他的有关著作中。

　　为瞭解释海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离不开黎族的土地利用方式。在那里，只见每家每户的屋檐下都挂着一串串的山栏稻，这是黎族刀耕火种所生产的一种旱稻，有点类似糯米，和玉米、萝卜干、辣椒，以及打猎得来的野味，或者饲养的家畜，屠宰以后，都倒挂在屋檐下，任随风乾。食用时，用黎刀切一块下来，炒出小菜，别有风味。

　　这种山栏稻是海南的名产，不但蒸出来的米饭软口醇香，而且用它酿出来的山栏酒，是黎族各种红白喜事和各种风俗活动、招待客人的一种佳酿。山栏酒大概有15度左右，跟一般的葡萄酒差不多，但它有一种糯米酒的醇香，特别醉人。黎人把它酿出来以后，装在一个大的陶罐里，往往七八个人围在一个酒坛边，每人用一根长长的竹管伸到陶罐里，分享这种酶的芬芳。它虽不可与茅台同日而语，但是它产于荒野之中，用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方法酿造出来的，也别有风味。喝茅台、马爹利、五粮液自是一种高档享受，但这种回归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这也是一种享受。高堂华厦、五星级酒店固然使人陶醉，但是山野的菊花、茅房、寮房、布隆闺也有自己的风味。有人说：“奴隶有奴隶的爱情”，这话不假。

　　为了弄清刀耕火种对海南开发的地位和作用，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他特别选择了一个天气晴好的早上，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来到通什城外10公里一个叫阿驼岭的山脚下。

　　那里还保留有黎族刀耕火种剩下的迹地，在大概几十平方米土地上，森林全部被砍伐了，只剩下放火没有烧完的树头和树干。当地人使用木犁，不用翻土，在布满草木灰的地上挖一个洞，放上山栏稻种，既不耕耘，也不施肥，到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们上山收割，有的是用镰刀，有的用手把无穗的部分扳断，然后把稻穗捆绑起来，挑回村子里，这算是收割。

　　黎族计量的单位也很特别，汉人一般都用十进制，但是黎人却保留着六进制，数铜钱，逢六进一，禾把六小捆合成一大捆，一头一捆挑回村。六进制是秦朝的计算方法。秦始皇的时候，海南还没有归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但是却使用秦国的度量衡的制度，说明秦代已有商人进入海南岛，从事商业活动，把古老的度量衡制度带到岛上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这种方法居然保持了两千多年，这恰好是秦文化传入海南的证明，也是一种活的文化化石。在荒芜的五指山腹地，居然还有这么丰富的宝藏，这只有在实地考察才有所体会和瞭解，正所谓“礼失求之于野”。

　　在这片刀耕火种的地方，他站在迹地上，看到火烧过的土地，一般都很松散，可能头两年还保持一定的地力，但是两三年以后，地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一块地就会被放弃，而要重新砍伐森林，开辟另一块土地。五指山很多地方，土地都是被火烧过的。一旦被火烧，土壤的肥力就大大的下降，它的物理的、化学的结构也会产生很大的改变，朝着不利于农业的方向发展。尽管政府一再号召和帮助当地人建设梯田、开辟水田，发展耕耘农业，但是这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一旦形成以后，在短时期内要改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司徒考察的时候，刀耕火种仍然在五指山腹地保留着。那里年复一年在那苍茫的天底下冒出缕缕白烟，是黎族同胞在进行刀耕火种所燃起来的，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海拔800多米。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森林砍伐以后造成环境破坏，失去了植被的山坡在热带狂风暴雨的冲刷之下，很容易产生水土流失，乃至泥石流等灾害，对一个地域生态的破坏可想而知。

　　他亲自到了这里，才深切感到这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给海南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他根据考察所得和文献的记载，专门在他的论文里写了刀耕火种一章，这个内容后来发表在《热带地理》，获得各方面的好评。

　　他在通什附近考察刀耕火种的时候，得知这里有一种令外地人“谈虎色变”的沙虫，海南俗称山蚂蟥或山蜞。它虽然只有火柴棒那么大，平时栖息在丛林或者茅草、树背、树叶上，但是如有声波，山蚂蟥灵敏的结构马上可以感受到，它会像自由落体一样，掉到人的脖子、头发或者背上，只要是有皮肤的地方，它的两个吸盘会死死地叮在上面，不停地吸取里面的血。待到它吃饱了，才松口，这时候它的体积可能增大到20倍，变成一条小小的黄瓜。这时受害人会感到被叮咬处痒痒的，用手一摸，软绵绵的，胆小的人，会惊骇不已。如果用力撕下没有吃饱的山蚂蝗，皮肤就会破损一片，血流如注。

　　古代海南被称为瘴疠之乡，原因除了由于动植物的尸体腐烂，在气流不畅通的条件下，散发有害气体，加上毒虫猛兽、热湿等危害的统称以外，山蚂蟥也是一个罪魁祸首。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筑海榆中线时，全国各地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当地的农民为修筑贯通五指山腹地，打通海南岛南北交通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小小的山蚂蟥当时也是一个拦路虎，也不知有多少筑路工人的身上留下了斑斑的烙印。

　　唐代李德裕被贬海南时曾写了一首《谪岭南道中作》：“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呢。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由于害怕沙虫袭击，连燕呢也赶忙避开。

　　司徒听了同行干部关于山蚂蟥的陈述，特地穿上了厚厚的衣服，打上裹腿，戴上帽子，脖子上围上毛巾，尽量把暴露的面积减少到最小，非常谨慎地在丛林中穿行。

　　由于有了充足的准备，他没有受山蚂蟥之苦。但是这段充满了探险色彩的历程倒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直到现在，只要进入海南的土地，他都会提醒他的同行要注意山蚂蟥。这种提醒也使人得益不少，因有人不知天高地厚，看到五指山上緑油油的丛林，想到了天涯海角蔚蓝的海水，想躺在这个碧波荡漾的海水中，享受着椰风海韵一样，享受海南緑色丛林浪漫舒畅、回归自然的野趣，但是他们如果失去了对山蚂蟥的警惕，那它们可要在他们背上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通什他又考察了另一个民族苗族。苗族在海南只有两万多人，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明朝作为军队从广西抽调到海南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而留下来的。后来他们离开行伍，成为岛上的居民，在深山穷谷之中世世代代与世隔絶，同样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但由于民族的融合，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与黎族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但毕竟不是同一个民族。

　　他在通什附近一个叫做陡水河的村庄考察了苗族的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特征，除了崇尚黑色和蓝色以外，海南苗族特别一点是他们都打着裹腿，即使海南的气候非常湿热，但是黎族却没有这种打扮，追溯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当时也不得其解。后来瞭解了苗族在海南的历史，裹腿是一种征夫形象的遗风，突出了他们原来那种职业习惯，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上山劳动和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同样的环境，黎族却没有这种装扮，很显然这是他们的来源、他们的历史继承的结果，要解剖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历史的追溯和它历史的根源是不可以忽视的一个层面。

　　他在五指山腹地辗转留连，考察了大概五六天，按照侯先生的导师英国历史地理大师达比创立了历史地理剖面的办法，即通过一系列的历史剖面来展现一个地域开发的时间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临出发之前，导师告诉他应该从海南岛的北到南划一个历史的地理剖面，展现海南开发在各个断代的一系列特征。

　　司徒选择了从海口到三亚这条南北的地理剖面。这是从三亚到通什，再从通什回到海口，即沿着海榆中线，穿越五指山地区，展现从平原穿越山地、台地、丘陵这样一个区域开发的过程和特征以及空间、时间演变的规律，三亚是南部的一个起点，海口是它的终点。

　　离开了通什，他开始描绘它在北面的剖面。汽车北行的前面是迂逥曲折的阿驼岭，虽然海拔只有900米，但在海南也是一座高峰。当年修筑海榆中线的勇士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还有数以百计的筑路英雄长眠在高高的阿驼岭上，在海南的开发史上留下了一座座高大的丰碑，像著名的作家兼诗人洪三泰说的：“战士死了，还是长城。”

　　翻越这座高山公路必须在山腰之间斗折蛇行，如果不习惯于野外的生活、没有强健的体魄往往晕车。司徒望着车窗外，莽莽的森林，山坡下不时出现的黑色的牛群、金色的茅房和茅房背后的小小的布隆闺，还有穿着桶裙在梯田里，在水田中辛勤劳作的黎族的姑娘们。特别是一片片刀耕火种的迹地，像桶裙上打上的补钉，翠緑的群山蒙上了一块一块黑色的伤疤，显得非常不协调。即使是大白天，也看到山岭上冒着缕缕白烟，当地人还在实行刀耕火种。

　　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果说在古代人口稀少、瘴气充斥、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威胁，刀耕火种对于驱除瘴气，为人类争取一个开阔的活动空间，从这个意义出发，还有实际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代的条件下，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已不合时宜了。

　　正如前述，在一个文化落后的角度里，这种残存的游耕方式恐怕还要保留一个相当的时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刀耕火种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起点，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一种历史的文物和原始的耕作方式，保留一定的空间还是有它文化博览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种文化资源。

　　走过了阿驼岭，旋即进入琼中。这里大扺是海南几何的中心，地势比较开阔，山不是很高。建国以后，这是海南的主要的橡胶林所在地，也是海南最早栽种橡胶的地区之一。民国初年，琼中和儋州的华侨在我国最早从南洋引进了橡胶，首先种植于儋州和乐会，现在这些地方已经归琼中县管。一直到建国前，海南已经保留了相当面积的橡胶林，这是海南华侨文化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海南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为建国后大面积建立了橡胶园，生产了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提供了经验和典范。

　　一入琼中，迎面而来的是高大挺拔、苍翠一片的橡胶林。著名的作家杨朔在海南岛写过《题橡胶树》诗云：“南海珊瑚千万支，枝枝波底斗奇姿。自从琼岭生银橡，宝岛声华更一时。”

　　穿过这莽莽的橡胶林，到达海南最大一片台地屯昌，是建国后才建立的一个县。它正好处在沿海平原和五指山中间的过渡地带，都是波状起伏的台地和低丘，景观非常疏朗，大面积的处女地在等待着人们来开垦。这里也是旱作杂粮的天下，一望无边的菠萝、剑麻、红毛丹、胡椒等热带作物触目皆是，映入人们眼帘。这些作物主要是民国初年华侨从南洋引进的热带作物，经过建国初期的推广以后，覆盖了整个海南岛。

　　综观海南历史的开发，几乎没有一种作物不是从海外引进来的，如汉代的椰子，宋代的花生，明代传入的番薯、玉米、烟草、菠萝、南瓜、辣椒、甘蓝等，建国后引进的还有油棕、海岛棉、剑麻、爪哇蔗、金鸡纳、香茅、木薯、吕宋烟等，地区包括了印度、越南、东南亚其它国家等。这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像海南这样一个海岛，在相对封闭、交通不便的古代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发展的起来的。海南长期落后，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他得出一个很檏素的结论，开发海南不能完全依靠本身的力量，必需要藉助岛外的力量，这作为海南历史开发的经验教训写进了他的论文。

　　回到海口，他开始了在海口附近作海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工作。稍事安顿后的第二天，他直奔琼山的海岸线。他从有关材料得知海南北部、甚至海口附近，古代都是莽莽的森林，包括乌墨、鸡毛松等高大的乔木，一直延伸到海滨。近现代还有当地的百姓经常在海边发现古代遗留下来的树桩，经过鉴定，不少是非常珍贵的鸡毛松和乌墨等良材。

　　于是他决定亲自到现场踏勘。他一个人沿着海岸线在海岸、沼泽、湿地里跋涉，果然在一片泥炭土中找到了由于大水冲刷而裸露出来的古代森林的残骸。他如获至宝，马上把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些经过多少年风雨侵蚀，仍然残留下来的树干。

　　这些树桩是海南森林环境变迁留下的吉光片羽。在海口他已听说在琼山的铺前港、演丰港一带还有沉在水底下的村庄，那是1605年7月13日（明万历三十三年），琼山市北部塔市一带发生了7.5级大地震，有103个村庄沉入海底。至今在琼山的铺前港、演丰港一带，如果天气晴好，海水澄清，还可以看到当年的田野、村落、戏台、磨房、牌坊等。

　　司徒这次很想到现场一睹奇观，但是天公不作美，那些天大雨滂沱，海水很混浊。他到了海岸边，只见一片黄汤，不见一片砖瓦，非常扫兴。但这个历史积淀始终留在他的头脑中，这也是海南环境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2003年，当他有机会参加琼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时候，特别对这个海底村庄加上了浓浓的一笔，提出保护和开发这个海底文物的构想，获得有关方面好评。

　　为了追溯海岸森林的变迁和风沙的移动，他考察海口附近的遗址后，马上到了海榆东线的第一站——文昌县。这是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原国家副主席孙夫人宋庆龄的故乡。文昌县城至今还有很多文物古迹，包括孔庙、“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石碑和近现代革命史迹等。

　　第二天，他考察了文昌河和它出海口的大片的红树林，这是被称为海底森林的一种耐盐的植物，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文昌河的红树林是全国保存的规模最大、生态效益最高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它沿着文昌河的两岸和出海口墨緑一片，蜿蜒分布，蔚为大观。宋代苏东坡流放海南遇赦北归时曾在澄迈县通潮阁写了一首描述红树林的著名的诗句，其中曰：“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在不知不觉中潮水已经淹没了墨緑色的红树林。

　　司徒乘坐小船，在海底森林上面深深地呼吸着含氧量特别高的空气，沁入肺腑。海水正在涨潮，水族趁着潮汐一群一群的上溯，小艇划过，有些不知名的小鱼跳到小艇上，好一派林茂鱼丰的富足的景象。

　　听同来者介绍，这些红树林建国以来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但近年已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都有世界各地和国内的科学家来这里开展各个学科的研究。

　　司徒置身其中，看到眼前烟波万顷的琼州海峡和南海的滚滚波涛、入海的文昌河，仰望翠緑无边的红树林，乘潮顺流而上的鱼虾和划着小艇的打渔人满载着鱼获、丰收而归的喜悦神态，唤起他无限的联想。他忠诚地记録红树林作为一种海岸类型、一种环境生态、一种植物群落对保护海堤、保护生态环境、繁殖水产、清洁空气等综合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到了文昌的清澜港，那里的阳光和椰树又焕起他火一般的热情。

　　1984年底他和香港的同行进入过这片椰林的腹地，经历了一次探险性旅游，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次重来清澜港，虽没有条件再进入它的腹地，但是往事依稀，当时的情景犹如在眼前。这次形单只影，只能望着那无边的椰林，充满了眷恋之情。他想起所肩负的考察的任务，不再留恋眼前的景色，开始了海岸风沙移动的研究。

　　他一个人到了文昌的冯坡镇，那是海南岛的东部沙丘移动最严重的地方。原来有大片墨緑色的红树林和很多高大的乔木，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把防护林都砍完了，在海风的吹拂之下，这些沙丘每年都在移动。海边的沙丘大概有五六米高，一个接一个，好像西北的沙漠一样，海风一吹，纷纷扬扬，从海边直卷过来，把耕地、村落都给埋没了。从文献得知，冯坡镇有不少村庄搬迁了好几次。

　　为了弄清这种事实的真相，一天下午，他找到了冯坡镇的领导，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走过海水没膝的海滩，来到一个被放弃了的村庄。

　　只见那里已经被流沙淹没了，剩下矮矮的半堵墙壁和矗立在海水中的烟囱。房子大部分已倒塌，露出一个窟窿，像一个大天窗，房里还有灶台、铁锅、锅盖，还没有用完的柴火，墙壁上还有吊钩，一些废弃了的家杂、用品等。五六栋房子连在一起，被海水泡死的乔木和灌木露出一两米高的树桩。

　　原来生气蓬勃、充满乡土情调的村落全部被风沙吞噬，眼前所见一片凋零冷落，不见炊烟，不见人影，没有鸟鸣、没有花香、没有鸡鸣狗吠，甚至连蜘蛛也不在屋檐下结网，一个死寂的世界。远处不断吹来海洋的咆哮和发白的浪花，海水特有的腥味一阵一阵的飘来，好像是一个诡异的世界。这个始作俑者不是自然界的鬼怪神灵，而是人类不合理的活动造成了眼前满目凄凉的一幕。

　　司徒站在没膝的水中，真是感慨万千，人类的不合理活动，在创造物质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这是海南环境变迁的一个典型案例。

　　回来的路上，司徒和当地干部交谈，得知当地这样的村子很多，接连不断地沿着海岸线分布，成一个条带状。当年的主人已不知去向。面对着这样的变迁，当地的干部一脸的无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由于防护林的砍伐而造成的恶果，似乎是他们不把这当作一个很严重的环境问题，以为祖祖辈辈都有这种现象，他们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大自然的安排，不再和命运作抗争，而满足于现实。

　　看到他们无动于衷的面孔，司徒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伟力固然是不可抗拒，但人类的破坏才是最可怕的根源，而这种麻木不仁更是最可怕的深层根源。归根结底，与其说是天灾，毋宁说是人祸。再好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大自然的财富掌握在不肖子孙的手里，只会留下一个破败的家园。眼前这个萧条不堪的村庄遗址，即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司徒总结海南生态环境变迁时，把刀耕火种、砍伐森林作为海南环境变迁最主要的两个要素。

　　刀耕火种的迹地，在五指山下阿驼岭尽入眼帘。森林的消失，在海口和文昌茫茫海岸线上目睹了一幕又一幕。当年的红树林、高大墨緑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得所剩无几，带来了生态性破坏的严重后果，不亲历其景，不置身于野外和现场，很难有这种深刻的理解，自然也找不出海南经济落后的病根。

　　结束了琼北海岸线的考察。他又沿着东海岸南下，来到了万泉河的出海口。

　　这是海南第二大河流，发源于五指山的东麓，蜿蜒直下，到了琼海县博敖附近注入南海。万泉河水量丰盈，两岸尽是连绵的椰林，非常富有诗情画意。

　　电影《红色娘子军》主题歌即以万泉河为背景，万泉河热带雨林充满着原始气息。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这首歌曲家喻户晓。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声唱响大江南北。

　　脍炙人口的歌曲，激起了多少游子对万泉河的向往之情。

　　万泉河出海口是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吸引各国政要在此纵论天下大事，更使其名扬海内外。但当时万泉河口还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既不是港口，也没有多少水利工程，万泉河还是一条纵横任性的巨龙，流量很大，江面特别宽阔，山洪爆发的时候，水流非常湍急。

　　但风平浪静时，站在河边不仅可以欣赏“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画面，还可以领略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那种空灵、清净、坦荡的意境。难怪《红色娘子军》的歌词打动了几代人。

　　历史的风烟已远去，但红色娘子军的倩影和那悠扬的歌声依然在万泉河的上空荡漾。上世纪80年代耸立在琼海中心广场的红色娘子军塑像英姿飒爽，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二十二年红旗不倒，这是中国其他革命根据地所没有的。这个汉黎共处的宝岛为全国红色革命根据地树立了一个最光辉的典范。想到这些，司徒对万泉河特别充满了感情。万泉河的椰林、倒影、青山、碧水、海韵，一幅一幅的剪影，在他心目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海南的港口一般都与海岸线有一段的距离，不是在河和海相接之处，而是伸入内地若干公里，这恐怕是跟海南台风有很大的关系。万泉河口所在的琼海县，是海南台风登陆次数最多、强度最大的地方，有时候一年有几个十二级台风，大片的村庄、庄稼、树林受到摧毁。但是这里大自然的生命力又是顽强的，每次台风过后，又是万物欣欣向荣，椰林照样芃芃高长。人们清理了自然灾害后，重建家园，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这块土地还是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溯自宋代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万泉河口还是生生不息，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巨大经济活力。

　　这块风水宝地直到千禧之年被一个泰国商人看上，后来斥下巨资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亚洲论坛，使博敖从万泉河口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地名变成了一个闻名天下的经济论坛。每年4月吸引数以百计亚洲的政要、金融、经济、产业界巨头和学者集中在这里讨论亚洲经济发展的大事，由此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商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今日的万泉河口已经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旅游、休闲和经济决策中枢。

　　过了万泉河，他直奔万宁东山岭。1984年他上过一次东山岭，但时间太匆忙，未作详细考察，这次作了较久停留。

　　东山岭是历代海南佛教的圣地，上边有潮音寺，流放海南的李纲后来到了东山岭，历代到海南为官的文人墨客等常到东山岭来观赏、参拜，留下了很多史迹。

　　这是花岗岩风化后留下大小不一的石蛋堆积而成的的小山丘，面积达数平方公里，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称，是道教和佛教盛行的地方。当地不少人长期住在石洞里烧香拜佛、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但是炼丹归炼丹，没有一个人能长生不老。历代文人题刻甚多，如明嘉靖万州知府韦邦相《华封仙榻》诗云：“榻上仙人似渺茫，天峰叠叠鸟逥翔。牧童一笛山花醉，红日三竿蝶梦长。”道出了东山岭的娇艳多姿，胜似仙境，令人神往。

　　在东山岭看了潮音寺，和洞天福地，司徒品尝了海南四大名产之一东山羊。因在这里石洞裂缝之间生长着一种灌丛和乱草，那里的土壤、泉水、空气、环境特别好，养殖了一种个体不大、骨酥肉嫩的东山羊，煮出来的汤是白的，没有一点膻味，无论是煮、焖、蒸，东山羊都是一道名菜。著名诗人田汉曾经为东山岭专门写了诗句，其中有云“羊肥爱芝草，茶好伴名泉”，对东山羊推崇备至。

　　在东山岭他看到当地民间信仰气氛浓厚，那些石蛋垒成的所谓神仙洞府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闲汉、神棍和求神拜佛的人，看到外来的游客即蜂拥而上，向他们讨钱、讨吃的，给外地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给这个很有品位的地方蒙上了一层污垢。

　　离开东山岭，他考察海南的最后一站是陵水县。

　　这也是一个黎族聚居的地方，他第一次看到了黎族妇女吃鲜槟榔的情景。每当阳春三月槟榔开花的时节，景色怡人。清代陈金锡曾作诗云：“槟榔花开色更新，燕子呢喃亦可人。我正送春春送我，不知谁主与谁宾。”

　　陵水出产的槟榔像陀螺那么大，当地人用蒌叶加上石灰，包裹起来，掰成两半，放在嘴里慢慢地嚼，脸上由于生物碱的作用，片刻脸颊就变成绯红色，嘴里不断地吐出暗红色的口水，牙齿也染成了红色，特别富于神采。自古以来槟榔就成为大陆人或岛上文人对黎族姑娘描述的一个素材，苏东坡、邱浚、海瑞等都有不少诗句描述醉槟榔的神态。如苏东坡描写儋州妹食槟榔后风采，即有“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之句。

　　他本来对吃槟榔是没有多少研究的，但是在研究海南开发的过程中，有不少文献都记载宋代以来大量的槟榔从海南运到两广、湖南等地，成为礼品和口果。原来也不知道它的文化含义，到了海南以后他才发现槟榔原来是一种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含义的果品，是一种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而采取的饮食习惯。

　　槟榔含有大量的生物碱，它刺激人的大脑神经和分泌系统，使人满脸流汗，可以起到散热取凉的作用。在这种水汽非常重、气候非常湿热条件下，人通过出汗来散发水汽和多余的热量，来达到清凉、平衡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目的。只有槟榔才有这种效果，故它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产物，自古以来就是百越人嗜好。宋代以后大量输往广东、福建等地，成为社交的礼品和日常嗜好品，也是海南最主要的输出商品和财政收入来源。宋代王象之、周去非、范成大等人的作品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海南盛产槟榔的情景。

　　这种风俗后来又传到了湖南。这主要是清兵入关以后曾经在湖南湘潭一带屠城，当地瘟疫流行，人们找到了吃槟榔这种办法来消除传染病。现在大陆最流行吃槟榔的是湖南的湘潭，后扩展到长沙。尽管条件改变了，但是这种习惯势力仍有增无减，它本来的意义已经消失了，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现在仍然深深地保留下来。海南生产的槟榔，主要是湖南的采购员长期驻守在那里，一直等到槟榔成熟，收购回去，才离开海南。

　　他发现海南的汉族并不喜欢吃槟榔。这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在历史早期森林茂密、瘴气充斥的环境下，他们吃槟榔来维持人与环境的平衡，后来汉人到来，但是当地的环境已经有所改变，瘴气到了明代已经消灭了八九分，他们不一定需要采取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这样造成了同样一种植物在不同的群体里，它的文化意义有所不同。岛上那些操海南话的人都没有对槟榔产生特别的嗜好，而岛上少数民族则长期的维持着这种习惯。

　　回到广州以后，司徒抓紧时间对论文进行补充、订正等。1986年春节，鞭炮响在四邻，又是年关。他仍把自己关在斗室里，正所谓“书似青山乱叠放，灯如红豆最相思”，夜以继日地梳理海南考察资料，撰写论文，迎接即将到来论文答辩。

　　春节刚过，他随即北上，把写好的论文初稿交给了侯仁之先生。这时侯先生兼任校内和校外很多社会职务，可以说是日理万机。

　　早春二月，全国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已是75岁高龄的侯先生匆匆地把司徒的论文初稿塞进公文包，这份沉甸甸的手稿几乎占了侯先生公文包的一半。临走时，侯先生说只能利用开政协会议期间批改他的论文。

　　大概过了半个月，侯先生把司徒叫到自己的书房，就论文的有关问题作了一次长谈。在肯定司徒工作和成果的同时，侯先生特别指出两点。

　　一是说一个高明的导师一般首先看的不是论文文字本身，而是看参考文献和注解，特别从引文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底藴和功力。侯先生指出司徒在资料的使用上还功力不够。侯先生说：“宋代海南才有水利工程，那是宋开宝八年（975年），这个材料本来在《宋史·河渠志》里已有记载，但你却用了明朝正德《琼台志》，这里已经隔了一个朝代了”。侯先生严肃地指出：“当代发生的事情，最好是使用当代人写的作品，除非万不得已，才使用隔代人或者后人所写的材料，既然《宋史·河渠志》已经有这一条，为什么你要用明朝人写的？这从资料的可靠性来说是不够的，当然这不是一个错误，但至少说明你做学问的严谨性还有待提高。”

　　另外，侯先生还特别指出：“这篇论文虽然写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特点和规律，但必须总结出它的具体的经验教训，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也不能脱离现实，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束之高阁，应该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为现实服务。”

　　司徒按照导师的批示，对全文材料的使用，进行了重新检查，凡是有当代材料的都做了更正，加深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高，梳理出海南开发应该注意的经验和教训，为海南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决策上的参考。

　　1986年4月，他从导师手里接过这份初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幷且编制了大量的地图，至少有几十幅。有些地图是由他画成草图，请北大绘图室的绘图人员帮助清绘的。

　　八、故都风物之旅

　　在侯先生评阅他的论文期间，司徒利用这半个月的时间，对北京历史名城进行了考察和游览，特别是作了一些改善生活的尝试。

　　他北上京华，除了仰慕学校和导师以外，还有故都风物。自从1966年9月第一次上京，多少年来，故都风物一直萦逥脑际，无时获释。当初他就有一个愿望要在北京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体会中国三个统一王朝的都城风貌，特别是在近现代的文人墨客对故都的描述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是他毕竟还没有亲身在那里生活过，所以没有切身的感受。

　　这次完成了论文的初稿，正好安排一段体现故都历史文化的行程。他很感兴趣地盘桓于北京的老胡衕，如锣鼓巷、东棉花胡衕、北京过去的一些皇公贵族等生活的一些地方。

　　人们描述中北京是一个诱人的地方，那里的风味小吃、古旧书画，全国各地来的艺人、画家、落第举子，江湖术士、落魄的英雄、还有旁听的大学生，在政治舞台上败北的政客，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跑到中国来的白俄残余，闯关东倒退回来的山东老乡，流落北京的东北汉子等。

　　虽然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深厚的历史积淀、前尘旧影毕竟会撩起一个远离北方、久别京师人的兴趣。

　　这次他首先到了北京的琉璃厂，那是古旧图书和古玩荟萃的地方。古色古香的建筑、琳琅满目的文房四宝、线装书、清代流行的鼻烟、水烟袋、西北的牛角，江南的刺绣、林林总总，无奇不有，使人应接不暇，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一家接一家的古旧书店，在那里慢慢地淘金，有时候还可以发现一些孤本或絶版的图书，这些图书往往价值连城，他也买不起。他过去从文学史中或者前人的笔记里读到某某又在琉璃厂的某个书店里找到一本干隆本的，或者万历本的，或者正德本的什么地方志、某个诗人笔记之类，对琉璃厂这些记忆往往使他睁大眼睛，在书堆里搜索，希望能够找到其中的吉光片羽。但以他的经济能力，哪怕是有这样的版本，也只能够望卷长叹。不管怎样，在琉璃厂盘桓了大半天，虽然没有买到可资纪念的古物，但这个文物荟萃的一角，毕竟反映了故都的文化品位和它的文化风格。

　　他最感兴趣还是北京的胡衕，作为北京代表性建筑，是北方内陆建筑文化的代表，正如广州的骑楼是岭南中西文化合璧的代表一样。胡衕里面的四合院那种粗犷、那种充满了伦理之情、人文关怀和邻里乡情的氛围使人盘桓再三，特别胡衕里的四合院往往在大门或者院子里种上槐树、枣树和银杏（公孙树）等，雅致的满洲窗，以大院为中心的布局，门前放着一堆一堆的大白菜，夏日乘凉的竹床，小孩游戏的大院子和矮矮的围墙，使人倍感亲切。胡衕里那种安闲、祥和，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谐、无猜，在闹市中所展现的这样一个小天地，又使人流连忘返。

　　北京是南北文化合流的地方，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和南方的农耕民族北上，两种文化交汇在华北平原的尽头，在燕山的脚下，这里充分体现了不同的文化风格。

　　北京各路商品荟萃，最直观的是各种风味饮食。在王府井附近著名的隆福寺，有一条著名的风味小吃大街，那里不但有回民的以牛羊为主的各种饮食，还有以麻辣闻名的川味，在这里还可以吃到云贵的折耳根，还有牛杂汤、羊杂汤，各种锅贴，烤羊肉串、烧买、年糕、羊肉泡馍，整条大街洋溢着香料和椒辣为主的气味。

　　北京是多元文化荟萃之地，在宗教上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雍和宫，他看到了那些来自蒙古草原的藏传佛教的红衣喇嘛，他们每走几步就跪下参拜。雍和宫原来是皇家的庙宇，现在成为藏传佛教丛林，为内蒙古藏民所崇拜的佛教的一个支系。跟汉传佛教的灰衣和黄衣是不同的，他们穿红衣，很多都是老年人，不远千里从内蒙古来参拜雍和宫的神只。他们很虔诚，有些膝盖都磨破了，身上散发着牛羊的膻味，由于蒙古高原紫外线辐射特别强，他们的脸都是古铜色的。

　　司徒看到他们对宗教的笃信不疑和狂热，深感这是他们的一种追求，也是人生的一种价值。他们磨破脚皮、膝盖，不远千里，也要到雍和宫来进香，心里才得到平衡和满足。

　　对北京郊区的小城镇，他也怀有一种特别的兴趣。故都的繁华，固然为人所仰慕和追求，但是北京的一些小城镇也有风味。

　　他小时候读过北京附近有著名的煤炭小镇门头沟的小册子。很多作品中都描绘了那些煤黑子在旧社会、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在一个秋光明媚的早上，他和一位研究生背上乾粮和军用水壶，骑上了他那部形影不离旧自行车，从西郊出发，径直往北京西部门头沟，那里离北大大概有五十公里。

　　差不多骑了三十多公里以后，他开始感到骑起来很吃力了，这时已经差不多日上中天了，算了一下时间，肯定赶不到门头沟。于是他们把自行车停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大楼底下的停车场里，改乘公共汽车，中午的时候扺达了目的地。果然这是一个到处都飘扬着灰尘和煤屑的小镇，所有的商店、摊档、房屋、树木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尘。

　　矿工的家属住在矿山附近，宿舍一层层排列在山脚下，有些在小镇集中的住宅区里。每家门前除了种上攀缘植物外，都是一大堆又一大堆的焦炭。

　　上班的工人在自行车车头挂了一串又一串的大烧饼，或像柴火一样捆成一把一把的油条。他们不停地摇着车铃铛，在菜市上来来往往，大声地吆喝着：“借路！借路！”

　　为了观察燕山脚下的风光，他们还特别跑到矿区。正好门头沟外有一条新开不久的公路，他们拦了一部运煤的手扶拖拉机，向驾驶员说明原委，坐上手扶拖拉机后的翻斗车，直向门头沟外的矿区奔去。半路上，他们下了车，登上一个不高的小山岗。这条土公路上，来往运矿的大卡车扬起滚滚灰尘，能见度不到十米，漫天的灰尘随着呼啸的北风，笼罩了小镇的上空。

　　初秋的山风从蒙古高原横扫而来，在这里遇上一族一族的小山岗，激起灰尘，铺天盖地，让人透过气来，眼前灰蒙蒙的，看不清景物。

　　秋天的北方，苍天辽阔，与水汽灵灵的南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景观。这些与故乡的云、故乡的水，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这次旅行不管有多少收获，总算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

　　北方以肥腻、厚味为特征的菜肴，他很难适应，于是也想借这次机会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

　　他特意买了一个煤油炉和一些简单的厨具，在自己的宿舍门口开了一个“小厨房”。实际上只有一张日字凳、一个煤油炉和一个圆铁锅。

　　那时候煤油供应非常紧张。为了得到一斤煤油，他往往在中关村大街小巷里面到处寻找。他把三五个汽水瓶挂在自行车的龙头上，这些空汽水瓶相互碰撞，发出一连串响声，过路的老师学生都很好奇地注视着他。特别是自行车后座缠上了很多橡皮、绳子之类，车前挂着一个竹篮子，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最高学府里的学生，倒像是一个搞修理的工人。

　　有一次煤油告馨，城里已没有煤油供应了，他想也许乡下有些地方还用煤油照明。于是，他一个人沿着颐和园、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农业大学一直搜索，沿途碰到农民，就上前打听，人们往往给他指路。只要前面有大的村落，一般都会有供销社。但是很不凑巧，每每供销社找到了，就是买不到煤油。

　　好不容易来到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那里离学校至少有二十多里。这次大有收获，买了满满的五斤煤油回来，灌满了煤油炉，又到中关村农贸市场，买了一些泥鳅、黄鳝，还有田螺之类，然后配上紫苏、芹菜，再加上料酒一焖，整条走廊香味扑鼻，隔壁的同学端着饭盆到他这里“打秋风”。

　　那些北方的学生感到很稀奇，这些滑溜溜的泥鳅竟变成了美味佳肴！特别是酒的醇香，常常引得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循味而来。司徒一一给他们碗上夹了两三条泥鳅。

　　每天晚饭的时候，他的“小厨房”都准时开工，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多学期，这是29楼博士生宿舍里唯一的自己炒菜的小厨房。大家一看见他，就会问他：“今天晚上有什么好菜呀？”成为那栋楼的一个标志。

　　也许“树大招风”，别人开始借用他的煤油炉，但最后一次是“刘备借荆州”，毕业前夕，他的煤油炉被人拿走了。

　　但由于这段难忘的经历，司徒回广州时，把剩下的几斤煤油小心翼翼地随身带回，至今还保存在他自行车房最隐蔽的地方，上面盖着小凳子。已整整快要二十年了，煤油既没有挥发，也没有使用，成为当时生活的一个记忆。

　　在自己炒菜的那段时间里，司徒经常在农贸市场上盘桓，亲身体会到了南人和北人商品意识的差异。北京人从来不讨价还价，他们都是一口价，没有任何逥旋的余地。不像在家乡，一件衣服，一斤菜，出价可以砍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最后可能以三分之一的价格成交。但是在北方絶对没有这种可能，卖主说五角钱，你还价以后，决不能翻悔，一定要成交，如果不买，卖主会勃然大怒，反映了北方民性耿直，不像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那么善变、圆滑。他们“买卖”有时候都不分，本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交易行为，但是北京一些老实的农民，买与卖是一个词，特别是那种死板、僵化，也非常鲜明。

　　有一天下午，快到五点多种，已经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有一个小摊贩，在地上摆着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鲤鱼，肚子胀得鼓鼓的，一闻即知这条鱼很快要变质了。很多顾客问价以后，都掉头而去。鲤鱼在北方价格很贵，这条鱼又太大了。司徒问这个鱼贩子，为什么不把它化整为零，只要把它切成五六块，一下子就会卖完。司徒的建议很实在，但鱼贩子却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把鱼分开卖，都是一整条卖”。

　　司徒不由得叹息，这些人太死板，太没有商品意识，好好一条鱼，估计只有等着发臭。这不仅仅是一条鱼的纷争，它反映了南人跟北人民性的差异，归根到底，也是文化风格的地域差异。

　　九、在答辩会上

　　1986年11月举行司徒博士论文答辩会。经过修改以后，司徒把论文送到校外打印成沉甸甸的三十多本，送出了17份到全国各地评审，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历史地理学三大重镇，包括了地理界、民俗界、历史界、人类学界，除了指导教师侯仁之先生、还有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北京大学的林超先生、胡兆量先生、华南师大的曾昭璇先生、北京地理所的罗来兴先生、钮仲勋先生、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的刘耀荃先生、中山大学徐俊鸣先生、曹廷藩先生、广州地理研究所何大章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武吉华先生、杭州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他们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导师侯仁之教授评价该论文“力求通过历史地理的考察，从自然和人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揭示出海南岛这个在我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理单元，在土地开发过程中的若干特点及其成败得失，为急待开发的海南岛在决策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此，这项研究既显示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历史地理的探索中，并尽可能地利用了考古学、民族与语言学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两次进行了野外考察，从而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

　　北京大学林超教授认为，论文“观点正确，论据充分可靠，条理清楚，……文字优美。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看，都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对我国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作出了贡献”。

　　北京大学胡兆量教授写道，该论文“对海南岛三千年来的历史地理作了系统的研究，是当代对海南岛研究最系统、最深入的专著之一”。

　　北京大学仇为之教授认为：“论文立论正确，结构严谨，论证比较严密，……填补了海南岛历史地理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是一项“创造性的成果”。

　　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对海南历史地理至为熟悉，他认为“本文经过作者广搜中外资料，进行慎重的选择，并通过亲自考察，互相印证，有若干独立的见解，从整体上说，不失为一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

　　中山大学曹廷藩教授认为论文“总结了海南岛土地开发的一些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又指出了海南岛今后开发的正确方向，……它是一篇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高度评价：“我知对海南岛历史地理研究未有如此深入和系统，故我认为这是我国第一篇海南岛历史地理论文，也可说是我国历史地理杰出历史地理论文之一，……是一篇有创造性的好论文，……是为北京大学之贺也”。

　　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指出论文“论证深刻，分析细致，而最后‘综合治理，保护森林、合理开发——历史的启示’一段，总结得体，有画龙点睛之妙”。

　　北京师范大学武吉华教授就论文各项内容，指出“作者均予以分析，得出正确创见，从整体上无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本论文均超过已有海南岛历史著作”。

　　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罗来兴研究员认为“这篇论文是海南岛第一部作系统论述土地开发历史的著作，取得了很高学术水平”。

　　广州地理研究所何大章研究员对海南岛研究成果甚丰，他认为论文“立论观点正确，分析详尽，伟成巨著，堪称为当前海南岛开发史最佳之学术作品”。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刘耀荃研究员深谙海南民族史，从民族学立场指出“海南岛古代史的研究一向被视为畏途，本论文运用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和古代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海南岛开发史的一个梗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

　　论文通过评审以后，答辩时间定在11月的上旬，除了本校的和北京地区的答辩委员之外，还特别邀请年近八十岁的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已经退休的曹廷藩先生到北京参加答辩。为了表示对这次答辩的支持，曹先生从广州专门坐飞机来到北京，司徒特别赶到首都机场去迎接。11月的北京秋风萧瑟，这位老人在女婿的搀扶下，最后一个走下飞机。只见他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装，扶着拐杖，在寒风中，这位老者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地走出飞机场。司徒马上迎上前，把他接上出租汽车，径直往燕园开去，把他安顿好以后，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答辩。

　　这是建国后北大地理系第一次博士论文的答辩，海报提前几天贴了出来。那些还没有毕业的博士生也非常关注这次答辩，纷纷前来打听有关消息。

　　1986年11月4日，答辩在北大学校办公大楼的小礼堂里举行。上午9时准时开始，大概来了三四十人，以北大地理系的博士生为主，有地质的、地貌的、自然地理的、经济地理的和历史地理的，还有历史地理的硕士生，整个小会议室座无虚席。

　　参加答辩的委员都是全国地理界名宿。除了导师侯仁之教授，还有古地理学者罗来兴教授、自然地理学者林超教授、经济地理学者胡兆量教授、人口地理学者仇为之教授、历史地理学者王北辰教授和经济地理家曹廷藩教授等，一共是9个人。

　　按照程序，他作了简短的报告以后，答辩委员开始提问，其中提问最多的是林超教授、侯仁之教授、罗来兴教授等。他们都是对海南比较熟悉的地理学者，答辩委员对论文所展现的海南两千多年历史开发的各个时代的剖面，它的各个地理要素、地域的差异和海南开发的成败得失，特别肯定了这些方面，也就论文的时间跨度过长提了一些不同意见。

　　司徒针对各个委员所提的问题，侃侃而谈，使他们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论文最后以全票通过，幷且给出了一个优秀论文的总体评价。但是当时作为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只是宣读 ，而没有复印下来。地理系专门派人照像，但是他个人没有照相机，非常遗憾没有留下一个镜头。

　　论文通过以后， 北大的校刊登了一份简短的消息，称他是建国以来北大培养的第一位博士。这张校刊现在已经泛黄了，但是现在还是珍存下来，它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这也是差不多三年研究的一次大检阅、工作成就的总结，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实力，向同行们宣告自己的成果。

　　第三天，他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把曹廷藩先生送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是曹廷藩先生最后一次上北京。四年以后，曹廷藩先生带着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一位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居然为他的一位学生，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参加答辩，这还是很罕见的，也在司徒心里竖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

　　论文答辩通过以后，等待着他的将是另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