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言派上了用场

　　暮春的湘中，春雨潇潇。航船经过一夜的航行，终于在湘潭十四总码头抛锚。他们带着洞庭湖的风尘与泥土的芬芳，终于踏上了这座湖南省第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农民运动的一个策源地，湖南著名的工业重镇。他们穿着清一色的旧军装，手提着简单的行李，列队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来到地委组织部所指定的地方。一路上，他呼吸着春雨中冷湿的空气，在料峭的寒风中贪婪地看着这座城市街上的景色。天才拂晓，街上还没有多少行人，只有稀落的灯光和早起挑粪和卖菜的农民，增添了晨曦中的一抹风景。

　　第二天，他参加了一个形势教育和服从分配的学习班，也无非是重复着农场里的一套说教和表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在学习班期间，为了加深他们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体会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班的领导者特地安排他们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他们像一批退伍的老兵，穿着从农场里带来的旧军装，下了火车以后，迈着庄重的步伐，来到这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一路上，韶山冲那连绵起伏的山峦，挺拔的松柏，青翠的灌木丛，特别是漫山遍野的红杜鹃，正迎着春雨傲然开放，仿佛在迎接他们这批来自四面八方来的客人。他边走边注视着眼前川流不息的来瞻仰革命圣地的人群，仿佛置身于几年前在街上游行和参加革命大串联的情景，又回到了那风云色变的年月。

　　他来到为群山环抱的毛主席故居前，这是一簇由几栋农舍组成的院落，里面摆设着普通农家使用的生产和生活器具，一切都那么檏实、简单，折射出中国农民传统文化的积淀。但正是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诞生了一位时代的巨人，扭转了中国的干坤，改写了中国的近百年历史。他又看了故居邻近的介绍毛主席生平和他的家庭成员献身革命事迹的陈列馆，被那里所展示的革命事迹和遗物所激励，深感这是个人杰地灵之所，即所谓“时势造英雄”者也。他深幸自己能分配到这个红太阳升起的县市，不管前面等待他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心里还是感到很踏实。他特地来到毛主席故居前水塘边照了一幅相，作为一种纪念。

　　具体的分配方案很快公布出来，他和武汉大学微生物专业的一位同乡被分配到湘潭县，由那里的组织部门再安排工作。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幸运的，而同班的一对夫妇却被分到了湘北常德地区的一个纺织厂工作，男的当采购员，女的在饭堂里卖饭票，与专业没有多少联系。他们大概在那里干了五六年后，双双申请到香港定居，成为香港的普通市民。另外两位分配在湘潭中心城市以外的县，都当了中学教师，直到十多年以后，他们才调回广东，算是落叶归根。司徒虽然分在湘潭县，总还是湘潭市的附郭。那时湘潭县没有独立的县城，只是湘潭市里保留的一个古老城区。

　　他们拿着地委组织部的介绍信，离开了学习班，到县府“四个面向办（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报到。一进大门，看到迎面“四个面向办”的招牌，他们的心凉了半截，预感不妙。原来他们是以知青的身份被分配工作的。果然不出所料，他被告知分到一个离市区约30公里的古城中学。

　　他一打听，那所中学和公社办公地点联在一起，大概有七八栋建筑物，离附近的石潭镇还有五六里路，周围被农村和大片的水田所包围，学生都是附近的农家子弟。那时候中学教师既要完成指定的教学任务，还要经常带领学生学农学工学军，幷且公社的干部总是调遣他们从事各种政治运动，派写大字报、标语等。他们既是政治运动的对象，也是各种宣传活动的参与者。这份工作显然不适合司徒。

　　但天无絶人之路。得知这个决定以后，他和那位也分到湘潭市郊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同乡商量后，找到了当时县里的军代表，申述自己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生，不适宜当教师的理由，但无济于事。

　　他们又找到了组织部的负责人，司徒打着手势，操着晦涩难懂的阳江土音，指着自己说“吾喺广东人嘠，伲管乜野呀？吾地听唔懂咯。” 听者好像面对风声鸟语一样，简直不知所云。

　　于是司徒拿起纸和笔，一边说，一边在纸上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请求，这位负责人所讲的方言，他们也同样要求对方写在纸上，这样才勉强达到互相沟通、交流的目的。面对这两个外江佬，这位负责人几乎束手无策，他们之间似乎隔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语言鸿沟。司徒说，教师是吃开口饭的，而自己方音很重，学生听不懂；学生讲的话，他自己也听不懂，这种语言的障碍，不是短时间能够克服的。

　　离开了组织部后，司徒来到了县医院。医生见他扁桃腺已切除，喉部长满了滤泡，咽部红红的，正处于充血状态。医生告诉他患了慢性咽炎，不适宜多说话，更忌辛辣食物。他请医生出具一张疾病诊断书。他把诊断单送到了组织部。也许是这份证明发挥了作用。他被告知再等几天，听候消息。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四个面向办”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他被安排在县的新华书店，由店里安排具体工作。

　　县新华书店在湘潭市里，与他所住的县招待所同在一个大院，不管到那里干什么，哪怕是当一个搬书的苦力，好歹也能与书为伍。他愉快地接受了分配，开始了毕业后真正工作的第一幕。

　　二、书店里的灯光

　　这个书店座落在湘江之滨，由原来湘潭县一座学宫改成。虽然它的功能已经完全改变，但保留下来的学宫的大厅基本上还是原貌，高敞的空间，楠木做成的梁柱和大块的方地板砖，以及四壁的青砖，依然在展示它厚重的文化积淀。而作为书库，更增添了其浓厚的文化氛围。

　　那一天他拿着简单的行李来报到，环视了周围的环境，历史的烽烟与沧桑仿佛历历在目。时光虽已流逝，但宋代，它是湘潭县最高学府之所在，代有重修，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从他心中油然升起。

　　书店的领导告诉司徒今后负责这个仓库的保管和图书发行工作，并顺手打开了书库的大门。司徒看到里面堆积如山的图书，淡淡的书香仿佛使他回到半个月前的洞庭湖畔，空气中散发着诱人的泥土芬芳多么使人陶醉！他的面前又开启了另一个通往知识海洋的大门，他又可以在里面畅游了!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特别是当他拉开尘封的文革时被红卫兵“扫四旧”所收缴的大量图书书架的帏幕，发现里面尽是文化精品，如《楚辞》、《战国策》、《全唐诗》、《宋词》，《红与黑》、《茶花女》、《包法利夫人》、《双城记》等名著，以及不少哲学、论理学书籍、字帖、字画等，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暂时放在书店的仓库里保管，运动的高潮过后，再也没有人理会了。想不到他现在竟成为了它们的保管者，有机会浏览和开发这笔宝贵的文化资源。

　　他翻着翻着，差一点惊叫起来，在阿拉伯民间神话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只要念 “芝麻开门”这句咒语，那宝库的大门立刻自动打开，他所面对的不也正是一座魅力无穷、神秘的宝藏吗？但在店里的其他职工面前，他极力抑制住自己心中的喜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又把幕布盖上。

　　他分到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又黑又湿的小房间，类似最初中国寺院住持所住只有方丈大小。屋里除了空空如也的木板床，一张小桌子和小凳子以外，别无它物。他只有一个从农场带来的纸箱，里面放着一些日常用品、一套旧军装和十几本书。他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可以支配的小空间。他踱来踱去，或躺或卧，时而沉思，时而看着屋顶上的梁柱，数着上面的板瓦，遥想当年有多少莘莘学子为了得到秀才举人等功名在此冥思苦想的样子，其中恐怕也有像范进那样皓首穷经、晚年得中腐儒。但历史的风烟已消散，他们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眼前只有空荡荡的屋顶，他又泛起的无限苍凉、不胜今昔之感。但不管怎样，这个陋室倒也是一个和外边喧腾的世界隔开的清净之地。他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多的书店生涯。

　　司徒从书店原来的仓库保管员那里接管了钥匙，清点了里面的藏书，正式成为它的保管员。原来的老保管员是一个老右派，1957年因为多说了几句话而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其后一直不得翻身，在农村监督改造了多年，后来分到书店当了保管员。这位老右派给人的印象是敦厚、老实、很守本分。他带着司徒绕着仓库到处走，告诉他哪个地方漏雨，下雨时，记住在油布上放一个脸盆；哪个地方有个洞，下雨时，可能会渗水进来；哪个地方还有裂缝要补，否则老鼠可能会爬进来。他还特别提醒，这里保存着50万套《毛泽东选集》和堆积如山的《毛主席语録》，这些都是革命的红宝书，特别要注意防火、防水、防盗，并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保管任务完成了，这个仓库里的图书都归你保管了。”望着他的背影，司徒不由想起当年林冲被发配到沧州去看管军马草料场，从老军手中接过钥匙和盛酒的葫芦一样，感到既光荣又责任重大。

　　50万套红宝书，按当时湘潭县人口计算，差不多每人一套。当然，这些书不仅仅以湘潭县为发行范围，还覆盖湘潭地区的其他县市，如湘乡、韶山、醴陵、茶陵、攸县、棂县（今炎灵县）等。 在那个火红年代，能够保管这些红宝书，是上级的一种信任，也是可以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不过，司徒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他特别关注的是仓库的另一角里的那批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战利品的图书。老保管员告诉他，这是全市“扫四旧”时没收的“封、资、修”图书，放在这里等待处理，已经造册登记，没有上级的批条或批示，不能让任何人翻阅。“不过，”老保管员压低声音对司徒说：“当然，你作为一个保管员，大概可以例外。不过，我看这些书恐怕你以前也看过。”他从老保管员那里完成了全部的接管程序，以一个新主人的身份开始履行他的职责。

　　老保管员离开自己的岗位以后，还在店里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因其在政治上受过挫折，所以对任何事都显得谨小慎微。平日话也不多，下班后就独自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度过自己的业余时间。司徒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法靠近他，打听他为什么成为了右派，但这个目的始终未达到，因为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处处设防。周围的人只知道他是个右派，倒不一定、也没有必要知道他的底细。司徒读书时就知道很多右派并不是坏人，所以常常抱着一种同情的心态和他接近。后来，老保管员退休了，并到乡下居住，离开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是非之地，以后再无音信。

　　司徒除了保管图书外，还同时负责图书的运输和发行。那时图书都是自上而下，通过新华书店这条渠道发行。如果有新书运到，就会通知他到汽车站、火车站或码头提货。书店为此给他配了一部可以载重200斤的载重型自行车。如果只是少量图书，他就把它装在自行车尾架上，经常一个人把三五包，百余斤重的图书运回来或者发行出去。如果是大批的图书，特别是逢开学，全县中小学所有的课本都由书店垄断经营，动辄就有上万套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碰到这种情况或发行一些宣传性的政治读物，就要雇请搬运工人。他把自行车放在板车上，搬运工人在前面拉，他在后面推，碰上陡坡（坎），就像当初在农场上当“纤夫”一样，一边“哎呦哎呦”地喊着号子，一边吆喝行人让开，经常累得满头大汗。中间休息，他接过搬运工人的旧军用水壶，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喝，时间一长，和市里搬运站的搬运工人混熟了，有些还成为朋友。

　　这些搬运工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一群，有无业游民、贩夫走卒，以及一些劳教、劳改、刑满释放人员，其中也不乏一些政治上的失败者，或是旧社会的军政人员。有些人还在江湖上或上海的十里洋场、国民党军政界，或其它白道、黑道上混过，还有摘帽的右派、文革中被扫荡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未安置的人员。他们有些人有很深的阅历，各有自己的“光荣史”或奋斗史。在与他们一路往来的过程中，司徒熟悉了不少这些人的脸谱。他们身上一方面折射出建国后头20年所发生的社会变革、重大事件，另外，司徒也在他们身上熟悉了社会最低层族群的生活方式、喜怒哀乐、人情冷暖、日常交往等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和人生百态，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在认识社会、瞭解人生、丰富生活阅历、提高对事物的洞察力等方面得益匪浅，正所谓“事理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他在书店里也作为一个干部，参与听政治报告、抢险、救灾、下乡等，有机会接触局长、部长、县长之类的人物。司徒对这些人往往敬而远之，因为他们的气质、身份、地位都与这些搬运工人有很大差异，还每每摆出一副官架子，以一种居高临下、说教的口吻对他人发号施令，盛气凌人。除了公务外，司徒极少与他们往来，他既不善于钻营，更无心在政治上谋求什么发展。他对个别不学无术又目空一切的领导人内心充满了鄙视和厌恶。如县里有一位掌握最高权力的军代表，很善于用部队的管理方式，来对待县里的干部，动辄在大会上批评或指责人，县里的干部都很怕他。每逢开大会，只要他从会场的走道通过，两边立刻鸦雀无声。有一回司徒恰好撞在这位军代表的“枪口”上。

　　那时，书店与招待所联在一起，书店有一个小门和招待所相通，有一段时间，书店的职员都在招待所搭食。有一次开全县干部大会，时值盛夏，司徒穿着背心、短裤、拖鞋到饭堂打饭，被这位军代表看见，幷且把这件事暗暗记在心里。事后，他把书店的领导找来批了个狗血淋头。这位领导代人受过，只有自认晦气，当面向这位飞扬跋扈的军代表作了检讨。过后，私下提醒司徒要注意个人形象。

　　其实，当时大家的穿着都很随便，不过这次恰好是开干部大会，又碰上了这位“官老爷”，这次事件更使司徒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摆架子官老爷深恶痛絶。他经常对人说起当年中山大学一位很著名的戏剧家董每戡写的两句很有名的诗“书生自有崚峥骨，最重交情最厌官。” 这成为董先生的一大罪状，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被遣送回湖南长沙乡下，直到80年代才平反。这位老先生多年杜门不出，用土纸和报纸写了不少戏剧史的著作，藏在烟囱和屋顶瓦隙中，直到近年才整理出版。这位老先生的骨气对他的影响很大。

　　司徒在书店的职责除了保管就是发行图书，从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发行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图书，都由他亲自开拆，幷发行到门市部或乡下代销店。他有机会第一时间阅读各种新书，虽然当时出版业一片凋零冷落，但他毕竟比别人幸运得多。书店里的书主要是马列著作或其辅助读物、红宝书和其他政治书，但也有一些文艺性的书，如《李自成》、《红岩》等走红的小说，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他都可以先睹为快。正由于这样，他认识了一些人的脸谱和一些晚节不保的人。

　　比如他亲手发行过《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作者为了迎合某些领导人的偏好或某种社会思潮，不惜改变过去对这两位大诗人的一贯态度，而采取了言不由衷、媚俗的思想方法，对杜甫的评价欠客观、公正。其书抑杜扬李，违心地把杜甫说成是地主出身，把其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开的一家药店说成是出租土地，更有甚者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并不反映杜甫那种天下为公、推己及人的崇高、宽广的胸怀，把诗中最后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曲解为是杜甫自己想拥有崇楼广厦，完全否定了这位诗圣的初衷。

　　看到这种论调，司徒很是反感，杜甫是最贴近老百姓的诗人，但这位作家可能出于迎合政治上的需要，居然往杜甫脸上抹黑。他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就感到这位大文学家进了官场以后，已经变了味，越来越背离其原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走上了一种投机的、媚俗的创作方向。其虽然在政治上走红，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形象却受到矮化和贬损，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他同时也同情、理解深深卷入政治漩涡的这位作者，其大概也有很多难言之隐，形势在不断地腐蚀其肌体。司徒的这种见解也与后来得悉的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洪煨莲对这本书对杜甫思想的曲解鸣不平有某种共同之处。

　　但不管怎样，这类图书在当时对他来说，就像甘露一样浇灌在他那龟裂得几乎要冒烟的心田上。通过这类阅读和对比，他不断增强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那时，县城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可言。附近只有一所电影院，除了上演一些《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革命教育片以及《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还有当时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如朝鲜的《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等以外，其他的影片是看不到的。他有时为了调节一下生活，也在电影院里逗留一两个钟头，或者到商店里溜达一会儿。

　　晚上店里的人各有自己的生活，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蜗居自己那又小又湿的陋室里，在昏黄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阅读，像他在文革中那片緑洲里辛勤地一样耕耘着。

　　司徒的小房正位于书店人来人往的走廊上，不时有店里的领导或同事不打招呼推门而入，或从窗口往屋里张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用肥皂箱剪成一个小脸盆大的纸灯罩套在灯泡上，并在这些图书上放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或报纸，使得从窗外窥视的人以为他在看时事读物。同时为了避免被那些唐突推门而进的人弄个措手不及，他在门后放了一张日字凳，这样推门时，凳子所发出的响声，就会使他警觉起来，并赢得时间来收捡那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图书。这个办法非常有效。他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树一样，表面上一片乾旱，但地下汩汩而出的泉水，使其根部吸足了生命之源，所以生长得高大挺拔。那几年，他就这样阅读了大量图书，书店里竟无人觉察出来。

　　实际上，他从进学校以来，早就形成了这种嗜书如命的习惯。为了求得一本中意的好书，他不惜代价，想方设法收集。书店附近有一个废品收购站，他路过那里时，总要进去看一下那些即将化浆回炉的书籍里是否还藏有什么遗珍。

　　有一次，他看到两本文革前出版的吴楚才主编的《古文观止》。他征得店主的同意后，回到书店里，用自己书架上积存下来的相当于那两本书十倍重量的报纸和其他旧书把它们换下来，视为珍品，展读再三。这两本书随着他浪迹天涯，一直保存到现在，里面打满了眉批和圆圈。

　　他来店不久，书店进行了一次清理图书的活动，把历年积存下来的所谓处理图书存放在墙角，准备作为废品运往造纸厂化浆处理。他亲自参加了这次申请报废图书的处理工作，非常惋惜地在许多名著上打勾。想到这些人类文明成果中所藴涵伟大哲学家、艺术家、作家、诗人的深邃思想和智慧，一个个闪光的人物形象，在他手里划上处理的记号后，将送往造纸厂的碱池里，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但店里的其他人对这些书的命运反应非常麻木，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亵渎、更不是一种罪过，而是在清理“封资修”的文化垃圾，是一种文化的“消毒”行为。当他们把这些书从书堆里拿出来丢到墙角里的时候，显得非常轻松，有说有笑。

　　这些书清出来以后，堆放了一个多月，未作任何处理。日子一久，店里的人也就熟视无睹了。而他每路过那里，依稀闻到一种幽微的书香，仿佛那是一堆金子，总是吸引着他的目光，他恨不得马上拨开罩在上面的油布，寻找里面埋藏的丰富的矿藏。

　　终于有一天，店里的大部分职工都下乡发行图书去了，只有他和那位老保管员留在店里。他利用这个机会，小心地翻开油布，从里面挑选了二、三十本各方面的精品图书，放在书堆的旁边，以后每次从它旁边路过，就今天拿一本，明天藏一册，放在他小房里的肥皂箱里。这里面有《两汉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欧洲哲学史》、《俄汉大词典》等。他心里对此并没有感到忐忑不安，他认为这些书与其送到造纸厂去，不如把它们抢救出来，也许以后还会有很大用途。后来这批书中余下的全被送到湘江边易俗河造纸厂去了，里面还有很多好书未能保留下来。

　　但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任何暴力都消灭不了的，这些图书版本还在别的地方保留下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他小心保存的书和被化浆的书都出了新版本了。他后来拿新的版本和他的旧版相对照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新书的装璜、纸质虽然很精美，但从他手里抢救出来的旧书却令他倍感珍贵，一直像宝贝一样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不时还拿出来翻阅，并回想起那一段不寻常的岁月和抢救它们的戏剧性情景。

　　这些冒着危险选出来的书后来伴随着他辗转各地，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别人在享受人生时，他却沉浸在书海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这大概是他在书店积累的最大一笔财富。

　　三、摇拨浪鼓的发行员 

　　湘潭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是革命的一个策源地。近百年来出了不少文才武将，除了诞生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外，还诞生了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军事家彭德怀等一大批三湘的精英，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上站在时代前列、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近世有曾国藩父子、一代女侠秋瑾的夫家也在湘潭，她本人在湘潭住过几年。孙中山的挚友刘道一也长住这里。孙中山仅存的两首诗中，就有一首是纪念刘道一的。其诗《挽刘道一》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 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 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 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 横揽江流一奠公!

　　特别是刘道一的故居就在离书店不到200米之处，房子虽然很破烂，但那里的一砖一瓦都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每当他读到孙中山的这首诗，就深深感到湘潭是一片神奇的革命的热土，也分外渴望能够踏上她的山山水水，领略各个时代革命的烽烟遗迹遗址和既古檏又现代的民风民俗，倾听她脉搏跳动，去凭吊她的英雄儿女。

　　湘潭县书店承担着县里66个公社的图书发行任务。他们依靠当地供销合作社作为据点，建立起城乡图书发行网络。店里的职工经常下到基层和供销社的职工一起发行各类图书，同时也帮助供销合作社开展购销业务。

　　到了当地的供销社，他和那里的售货员一起用自行车或手推车装着一包又一包的红宝书，以及一些农业技术和科普读物，送到各个大队的文化室、中小学和农民手中，同时收购当地的农副产品和废品。

　　为了招徕生意，他也和售货员一样，在手推车上插上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一只手拿着拨浪鼓，沿着大路小巷，一边走，一边拖长音调大声吆喝：

　　“收买——

　　烂铜、烂锡——

　　鸡毛、鸭毛——

　　猪骨、牛骨——

　　图书、报纸——

　　棉被、绳索——

　　烂鞋、烂布……”

　　每吆喝一声，就摇一下拨浪鼓，在村场、晒坪、街头、巷尾停下来，招来不少小孩围观。不少大人、小孩也不知是从哪个屋前屋后捡来的半个酒瓶子、或一块破犁头、几件沾满了污迹的旧衣服、三两双破袜子、几块牙膏皮、一串带血的猪骨头、半根牛角、一张破渔网，几块烂鞋垫等前来交易。往他们手里塞上几块水果糖，也算是一种等价交换了。碰上精明的村民，就要多费时间。他们往往盯着秤杆，看它是翘起来，还是往下垂，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的出入，往往不依不饶，而老人、妇女还喜欢讨价还价。应付这些各式人等，还颇费脑筋。但不管怎样，他每次都能满载而归。回到供销社，拍掉身上的灰尘，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很快可以进入梦乡。就这样既辛劳又充实地度过了在乡下的日子。

　　1970年夏，他获准回家探亲，返程时路过广州外文书店。那时俄文版的《列宁全集》降到几角钱一本，他花了两三元钱，买了五六本《列宁全集》，沉甸甸的带回书店。晚上就藉助那本从报废的书堆里捡回来的《俄汉大词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查，非常费力地阅读。在这次回家的路上，他还购买了《现代地球学的理论基础》、《工业统计学》等俄文专业书，回去后就开始着手翻译，大概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把它们都译成中文。特别是前一本书涉及到地质、地球物理、数学、力学、古生物学等基础理论，非常深奥，单词也很陌生。他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啃，终于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

　　这本书向他打开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地球表层和深层结构。地球的对跖、和谐又充满了数学比的图形美，经常使他激动不已。

　　大概两年后，当他译完了最后一句话，合上辞典时，感到非常欣慰。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书稿寄到了北京商务印书馆。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以后，他收到了退稿信。责任编辑在信中写了当前出版的选题导向、要求、内容和体裁，也指出了译稿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出版社的编辑还在书稿上做了很多记号，指出其中的错误和不够准确的地方。他也深知自己的功力远远不够，但这作为一种练习，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知识的收益是当初始料未及的。这种磨炼，使他的俄文在离校多年以后不但没有遗忘，反而更上一个台阶。1978年报考研究生，他以94分的成绩夺取当年中山大学研究生俄语入学考试的第一名。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也。

　　四、家徒四壁

　　1970年夏，他离别家乡两年多后第一次回乡。在当地人的眼里，他是衣锦还乡了。其实那时知识分子还属于老九之列，不但政治地位低微，经济上也很菲薄。司徒每月的工资除了养活自己，也剩不了几个子儿。况且他家里还有年迈的双亲需要赡养和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哥哥急需钱治病。

　　本来他父亲是一个很善于经商的人，但在当时，哪怕是做一点小买卖，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会遭到批判和斗争。由于家里太过贫困，他父亲只好去捡牛粪，晒干后，用箩筐装上，卖给城里人做燃料。后来被指责为破坏积肥，只好放弃了这个活计，另谋出路。

　　他家所在的村子和邻村的荒地上都长满了野芋头。这种植物的叶子既宽大，又结实，是一种上好的包装材料，用来包鱼虾等鲜活的水产品再合适不过。农闲时，他父亲就挑上箩筐，在附近的村子收集野芋头的叶子，绑成一捆一捆的，挑到市场去卖，但就连这点生计也被指责为是一种资本主义行为而受到制止。

　　为了防止村民外出做小买卖，村里动用民兵晚上放哨、巡逻，越轨之人会遭到没收工具、物品或受到批斗等处分。那时他家里已经快要断炊了。他父亲只好铤而走险，在夜里或拂晓之前，挑着野芋头叶，沿着村边的小路，来到漠阳江渡口，赶在天亮之前，来到县里的市场，在水产店、小摊档前，逐一叫卖，好不容易才卖到一两元钱，充其量，只能买到两斤米。

　　司徒回到家里，听家里人诉说这种苦难，心里感到非常惭愧，流下了辛酸的眼泪。长期的食不果腹，使得他父亲未老先衰，生活的重负压得父亲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这一切沉沉地压在司徒的心上。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是何等荒谬！甚至连挑一种植物的叶子去贩卖这样一点生存之道都被剥夺了，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变卖家当，不过家里早已没有什么东西卖，连窗户栏杆都拆下来卖给小贩了。家里可以夜不闭户，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让小偷光顾。特别是家里生病的二哥，病一发作，就大吐鲜血，只能由当地的赤脚医生临时处理或吃点偏方，从未得到良好的治疗。这次探亲后大概不到两个月，二哥就在一次发病中死去，年仅三十出头。

　　原来对儿子考上大学充满了憧憬的母亲，也未能实现她的愿望。因为儿子回来就跟当年离家读书一样，除了一个手提袋和从省城里带回来的糖果以外，别无他物。左邻右里前来问候，只能请他们吃一两块水果糖。他没有在家里呆多久，很快回到了单位。不过这次探亲使当年在农场发生的“浮士德事件”时盛传关于他的种种流言不攻自破。一直压在父母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放了下来。这恐怕是最大收获。

　　他离家才几年，不仅家庭破败，一片凋零，而且在文革的浩劫之中，他的家乡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变得面目全非。村里的风水塘前面的一个河涌被堵塞，失去了活水，变成了一个死水潭。大量的污水排放到鱼塘，上面泛起一层緑色的水藻，还加建了粪坑。原来清可照镜、緑漪连绵的水面，变成一片墨緑色，散发出一阵阵腥味。塘基上原来栽种的灌木丛和各种花艹，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种的是番薯、花生等。

　　多少年来，村里都没有新建的民房。学校前面一直是村里标志性的旗杆塔，原来都是儿时游玩的地方，现在早已拆除，变成长长的花岗岩石条铺在村间的大路上。最高一棵桄榔树，原是漠阳江口导航的标志，也不知什么原因，这几年被砍掉了。村落里原来作为学校用的祠堂，墙壁上的雕刻和壁画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斗资批修”、“抓革命、促生产”等标语口号所覆盖。

　　“哦！这难道就是我梦中的故乡吗？不！不！不！”司徒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劫后余灰，家国命运，一齐涌上心头。他环绕着小村周围走了一趟，独立江边，良久地望着农家屋顶的炊烟。因为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村里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猪叫，更没有多少耕牛在田野上吃草，到处都是冰凉的一片。人们都到田里从事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几个老弱妇女和几个残疾汉子在村里残留的几棵树下闲聊，躲避夏日的骄阳。

　　司徒面对眼前的一切，感慨万千。不但个人、家庭的命运如此，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也是如此的凋零、破败。这就是所谓的“大跃进”，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劫难。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每一条小路、每一栋房子他是多么地熟悉，但是眼前这一切都蒙上了这场革命所造成的伤痕。

　　他在家里呆了两三天，就匆匆地回到县城里，来到广东两阳中学。这所在他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百年老校也景物全非。原来熟悉的校园被分割成三块：一块划给岗列小学，一块是刚建的阳江师范学校。它的核心部分就是母校所在地，但已经改名岗列中学。学校所依托的高耸的髻山，原来是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气势雄伟。当年他在此读书的时候，每每登上髻山之巅，遥望辽阔的漠阳江三角洲平原，有时候引吭高歌，和同学们指点江山，纵谈天下大事，抒发学子之情。如今半壁山体已被铲除，在那里建了一个雷达站，犹如在一个美人的身上烙了一块疤痕，已不再具有当年宏伟瑰丽、娇娆动人的景致。

　　学校的老师大部分已经调走或者遣散到别的地方，他所见到的都是一副副陌生的面孔。学校里除了一些标语口号以外，看不到有催人奋发、为国家龢民族拚搏攻书的标语口号，听不到琅琅书声。那里的每一条路，每一个记忆，似乎都被这一切掩盖了。

　　司徒在当年走过的小路上徘徊了一阵，力图寻找回失去的记忆和他想见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位初中的同班同学，在这里当化学老师，但生活也很艰辛，全家住在只有十多米见方的一间平房里，门口是厨房，摆着小火炉，放了很多柴火。屋里的陈设除了一张大床、两张木凳和一张书桌以外，别无长物。能够显示现代气息的，大概只有那几双塑料拖鞋，这是现代高分子化学工业的产物。当然还有一个方盒子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就靠它收听远方传来的革命歌曲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叫喊。

　　那时流行“上管改”的口号，即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虽然母校不是大学，但招收的学生，也同样使用这个口号。化学老师上课也要讲一些标语口号，也要带头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或讲“教育要革命”、“斗资批修”等，然后才进入化学教学的内容。这位化学老师的生活也很潦倒。他的独生子因出生时，他到乡下支农，不能照顾，得了小儿麻痹症。长大以后，智力受到损害，走路一拐一拐的，他为此很悲伤。司徒听了他的倾诉，也长吁短叹。从这位老教师的命运，也看到了学校的命运，乃至当时教育界所蒙受的损失。一直到了2002年，这位老师的小孩才高中毕业，后来终于考上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计算机专业，也总算是为他以后的生活学得一技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