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4日，西历“平安夜”的日子。一早起来，赶赴香港机场回北京。下了飞机，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三哥打来的，电话那头，声音很沈重：“建闽，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汪老去世了！刚刚公布了消息，今天早上7时许去世的”。接到电话，恍如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呆住了。
虽然早就知道汪老身体很不好，前些日子还抢救过2次，但老先生都挺过来了。11月底去上海出席东亚所十周年纪念会时，我还专门向章念驰所长问起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念驰兄告曰：最近有些起色，能看、听些东西了。我很高兴，知道老先生的身体确有好转。作为一位睿智的思想家，汪老一生都离不开书，离不开他最为关心的世界资讯和两岸资讯。这些精神粮食，对于老先生而言，是比吃饭更重要的事情。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时间，老先生就这么突然走了。念驰兄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先生走的非常平静，安详。经历过丧父之痛的我知道，平静的离去，也是人生的一种慰籍。“平安夜”平安离去，汪老一路走好！
初识汪老：采访“汪辜会谈”
我和汪老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是年4月下旬，海峡两岸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打破了两岸40余年政治上的僵局，令全球华人欢欣鼓舞。
我当时是中国新闻社专责台湾及两岸关系新闻的记者，十分幸运地加入到采访“汪辜会谈”的数百名中外记者大军中（记得当年大陆记者赴新加坡采访者仅10余人）。
初见汪老是4月26日。汪老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印象深刻的是，时年已78岁的汪老身着笔挺西服，神采飞扬，言谈间透出一股儒雅大气，不似一般高官咄咄逼人的模样。记得汪老在他简短的谈话中表示，为了中华民族包括二千万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两岸同胞应更具前瞻性地去面对未来；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的问题；等等。这些话语，听在渴望两岸和平的全球华人耳里，是那么亲切，那么动听。许多台湾同胞，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认识汪老，接受汪老的。也许，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李登辉百般阻扰汪老访台的原因吧。
4月27日上午，“汪辜会谈”在海皇大厦正式开幕，汪老与辜老谈笑风生，给所有在场者及全球电视机旁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凸显两岸两会的“对等”地位，主办方新加坡安排双方在长条桌对坐，汪、辜二老隔着桌子握手寒暄；为照顾记者，两位元长者按记者们要求一会儿将脸转向东，一会儿转向西；银光闪烁，足足拍了2分钟。而两位老先生作为两岸的和平使者，也就不辞劳苦地保持握手姿势达2分钟之久！
尽管这次会谈定位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但这毕竟是海峡两岸40余年来首次由高层人士直接会面商谈，其影响可谓大矣。接下来二天密集会谈，双方终于达成一致。4月29日，汪老与辜老分别代表两岸两会，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定》等四个文件，在两岸关系上写下了历史性的一页。
在新加坡，虽然与汪老同住一个酒店，但看到他的时候不多––因为他每天的日程安排的十分紧密，除了在会场上，几乎无法见到他。但也许是天意使然，4月30日，会谈完成后，我们随行记者和海协代表团成员一起游览新加坡著名旅游胜地圣淘沙岛时，意外见到汪老。原来他中午还有其他安排，本来说不来了，但临时老先生又改了主意，要来公园看看。把握机会，我和汪老拍了一张令我终身难忘的照片––尽管后来曾经多次见到汪老，交谈的时间也很长，但都没有留下一张单独的合影！走笔至此，从文件夹中检出12年前的照片，不禁悲从中来：斯人已逝，能不唏嘘！
再会汪老：催生《中国评论》
1993年12月13日，因为筹办“两岸经贸合作与浦东-长江经济带开发”研讨会，我有机会与时任中新社副总编辑的郭伟峰一起，再次见到汪老。给我印象十分深的是，汪老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我们对面。他一边听我们谈台湾情况，一边用一支铅笔飞快地在一个木板夹的白纸上不停的记，整整持续了3个多小时。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听汇报不用秘书代劳，亲自手书的，我遽今仅见汪老一人而已！
由于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1996年，我们萌发了在香港创办一个思想性杂志，以沟通两岸知识阶层、融汇全球华人精英，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搭建思想平台。带着这样的设想，12月4日，我们飞到上海，向汪老这位智慧的长者请益。出乎我们的意料，汪老对我们的设想充分肯定，他并表示，“配合你们、支援你们、帮助你们，我当你们的联络员”。从杂志的名称，到办刊的原则、宗旨，甚至连机构、人员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指示。他并约我们十天后再见面，作更进一步的规划和安排。
10天后，我们如约来向汪老请示。在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汪老更加详细地就《中国评论》如何开展工作做出指示。他提出，一定要把杂志办成一本海内外华人和国际精英都要看的刊物。他并有预见性地指出，未来传媒的利器是网路，你们首先创办《中国评论》，第二步是建立网路。敬爱的汪老，我们在此向您报告：中国评论新闻网已经于今年6月开播，短短半年，日点击量已达百万，最高记录超过210万。
在汪老的直接关心和大力支持下，《中国评论》月刊于199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出版，现已出版96期，成为海峡两岸唯一获准公开发行的思想性杂志，受到海内外知识阶层的普遍欢迎。
宏观规划，微观着眼
《中国评论》创办后，我与郭伟峰社长等经常受到汪老接见，老先生的谆谆教导，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不断萦绕，成为我的思想座标和座右铭。
对于《中国评论》，汪老的指示可谓既具体，又富有远见和创意：
他指出，《中国评论》的关键首先在于编辑队伍，要逐步建立一支精干的编辑队伍；
要办好杂志，需要一批有影响力的作者，有好作者，才有好文章；
评论文章要打动人心，就要注意研究问题，要有的放矢。杂志要从积极的方面提出问题，要善于引导民众思考；
文化上着重抓几条：一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二是东西文化如何交融，三是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四是马列主义与各种有利与人民的思潮的融合问题；
要把杂志办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提意见、以促进统一为目标的平台，稿件的构成是334，即大陆为4，台湾3，香港及海外的文章3。《中国评论》不能不谈香港的问题，在港要言港。《中国评论》要以国际关系为重；
《中国评论》应该办成新时期团结全球华侨华人和台港澳同胞统一到一个中国之下的重要媒体。不仅要有国内学者的，还要有美国的、日本的、欧洲的、东南亚的文章，要反映全球华人求和平统一的声音。
杂志首先要有相容性；二是坚持客观性，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三是要说理，理性多一些，配合解释各方面的方针、政策。
等等，等等。
在这多年来的各次会见中，汪老始终是以一种平等的、亲切的、探讨问题式的态度和我们交谈，丝毫没有长官意志，没有空话、大话、假话、套话；和他在一起，往往半天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出来时总是感觉象精神充满了电。真是“如登春台，如沐春风”。这种感觉不仅我有，从老先生去世后媒体发表的文章来看，几乎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学者都深有同感。
感谢汪老的教诲，使我从一个普通记者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工作者；感谢汪老的教诲，使《中国评论》成为一本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传媒。我们的成长轨迹，深刻地印记着汪老的思想指引。谢谢汪老，谢谢。
呜呼，哲人其萎；然其风骨精神长存——汪老，一路走好。
（周建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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