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环画《园丁之歌》封面 |
因为一部戏，他告别知青生涯，四处巡回报告，他写作的小说在全国发行300万册，一时风光无限；同样因为这部戏，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
回忆起一次次戏剧性的起落，作家谭元亨说当初写小说只为了尽快回城。
●写小说为的是回城 1973年告别知青生涯进城当编剧
我还算幸运啦(笑)。
因为写了那部《新教师》，在农村当了四年知青就被招工回城了。那是1973年吧，当时我很红。
有多红呢？四处做报告，鲜花、掌声，被树成典型……这些就不说了。那时对知青而言，最风光的事莫过于——回城。
我是1968年到湖南湘潭炎陵县当知青的。我是广东人，父母都是工程师，上世纪60年代他们从广州到湖南支援内地工业，我们一家都迁到湖南。因为“文革”刚开始时帮老干部写过申诉信，知青们被敲锣打鼓送下乡时，我还被关在学校察看，后来被工宣队单独送下乡时，戴着白花挂着黑布，很惨澹。
刚到农村那会儿，知青们的命运都一样，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和谐。但从1971年招工回城开始，知青内部分化就很厉害。
那些家庭出身好的知青，或者当干部，或者进工厂，都纷纷想办法“跳出了农门”。而我呢，父母是知识份子，祖上又是广州十三行的后代，在当时就是“臭老九”。招工啊、当工农兵学员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可我不能一辈子留在农村吧，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说实话，我写那部戏，也就是为了回城。
当时我已经在湖南湘潭的农村当了整整4年知青。因为以前就喜欢写点东西，也小有名气了，在农村的大部分时间，我以知青的身份在农村学校代课。
1971年，因为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文革”风向向右转，教师的待遇地位有所提升，学校也开始注重抓教学品质。看着政治上的变化，我萌生了创作的灵感，拿起笔创作了小说《山花烂漫》，写了几位新教师如何用新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小说中也有了“这也怕，那也怕，就不怕工农子女没文化”这样的话。
当时想，就试一试吧，说不定能成。没想到，还真成了(低下头来无奈地笑了笑)。
后来《山花烂漫》里的相关情节被改成了剧本《新教师》，内容很简单，就是一部歌颂教师辛勤劳动的小戏。说的是两位新教师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发生了分歧，女主人公采用了启发式方法解决了教学难题。因为迎合了“批林整风”的政治潮流，剧本受到组织上表扬，随即被专业剧组改编为专业剧本。1972年底省里调演，刚好在湘潭市汇演，还拿了个第一。
我的运气就像跳龙门，因改编者说起我是原着者，1973年湘潭京剧团招工，我被招去当了剧团编剧。
●只风光一年 江青列出《园丁之歌》三大罪状
在剧团里的工作，就是跟着老编剧写些剧本，一个月工资有30多块，当时大学毕业的也才拿40多块的工资呢！比起呆在农村当知青，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刚才我不是说了嘛，1973年的时候，我很红，不仅自己招工回城了，剧本被搬上舞台四处演出，在湘潭我成了榜样式的人物，到各个乡镇巡回作报告，大家都很羡慕我。
谁知，才风光了一年多就倒楣了。
政治风向又变了！《新教师》经过一些老编剧的修改，被拍为电影《园丁之歌》推荐到北京。没想到，江青当时就对这出戏提出了三大罪状：教师怎么是园丁，教师就是“臭老九”，党才是园丁。再一个，戏里的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承担革命的重担”，老红军里大字不识的多的是，你这样说就是反对老革命；最后一条罪状就是，你写教师这样对学生，就是“管卡压”学生。
总之，按照江青的说法，歌颂老师就是歌颂“臭老九”，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是一部反动戏剧。
三条罪状就足以把我打倒，当年我就被关进农场劳动改造。在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我只有认命。
其实湘潭市的市委书记还是支持我的，他曾经对我说，觉得这出戏没问题，但是上面压下来，实在无能为力。本来我的罪名是足够被关进监狱的，因为书记的理解，才被送去农场。可惜这位市委书记不久竟死于非命。
●毛泽东鼓掌 重拿笔杆，作品印了300万册
在农场过了大半年的劳改生活后，政治风向又变了。邓小平复出了。湖南省委又传出消息说毛泽东在长沙看了这出小戏还鼓了掌，言下之意就是：“这部戏没什么问题啊，不错！”
一句话，我又幸运地被放出来了。
重新回到剧团，拿起笔杆子，我又开始激情万丈。当年就创作了长篇小说《鼓角相闻》，都是对知青运动歌功颂德的内容，现在看来太理想主义了，但在当时却很受欢迎。
这本小说与《分界线》、《剑河浪》等书一起，作为当年第一批的知青小说推出，在八个省陆续翻印了将近300万册。300万册啊，你说在今天，有哪本小说可以印这么多？300万册的印数，在今天我可是要发大财了，不过当时出版社也给了我800块补助，在1975年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因为《鼓角相闻》，我又红得不得了。那时随便到哪个书店，这本书都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一排排的。到哪里演讲，都有读者拿著书过来找我签名，连我的弟弟，都沾了我的光被招工回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曾经拍着我的肩说：“谭元亨不能入党，谁能入党！”
●一句“小道消息” 从风光顶峰被送进监狱
好运不长。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来爆发的“四五运动”使得政治空气骤然紧张。但我正在风光顶峰，并没有意识到。
有一次在剧团和其他人聊天时，我无意中提到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垮了蒋介石，把他赶到一个小岛去，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现在还没死，不过也可以盖棺论定了。”
当时这段话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只是“小道消息”。剧团里有个演员因此跑去告发我，说我散布政治谣言。
我再次被打倒。
1976年8月28日，我被正式立案审查。一句无心话，加上那部小戏，我和湘钢的一位老干部与一位老职工，被划为反革命集团，送去湘潭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隔离。专案组每天都有人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
整个防空洞除了我，就是一名看管我的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这人没什么文化，但是整天都捧着本毛主席语录，每天都在写学习心得，我看见了都哭笑不得，据说后来他还评上了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笑)
1977年，我被关进监狱。
刚进去时，我真想自杀。觉得自己冤啊，所谓罪行都是子虚乌有的。除了心理打击外，在里面承受的折磨，也简直让人没勇气活下去。
湖南的冬天多冷啊！外面还下着大雪，我刚刚被毒打了一顿后，又被扒光了衣服带到冰天雪地里，一跪就是一整晚。
经常，只要专案组一句话，甚至一个暗示，就会有皮肉之苦。有一次，看守莫名其妙跑进牢房把我毒打一顿，那枪托砸得狠，我的脑袋肿了一圈，眼睛都睁不开。后来其他单位的人来调查我，根本连人都认不出。现在我大腿上一块肌肉萎缩，就是那时的后遗症。
●挨批“好时光” 厕所里捡烟头回牢里换饭吃
坐牢期间，我被拉去批斗大会不下上百次。
给我戴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犯”，而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现在不能理解吧，“犯”字在当时表示你有可能是反革命，也有可能不是，就是不置可否。而分子就是定性你一定就是反革命。而我呢，算还没定性，称之为“犯”。
日复一日的批斗会，在自己的学校、在厂矿、在礼堂、在农场……那些批斗的地方往往都是我以前作报告的地方，辛酸吧？
有一次，我被拉去新华书店的门口前批斗，书架上还放着一排排《鼓角相闻》。因为专案组对我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的小说他们还不敢撤下。
一边是被打成反革命，一边反革命作家写的书还在卖，好笑吧？
批斗多了，也就慢慢麻木了。
站在台上时，我已经学会不去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了，常常走神。有次在中学开批斗会，我站在一张乒乓球台上，刚好看到一个小孩在台下画画，画的就是我在台上挨批的样子。当时我就忍不出笑出声来。台上那些正在批我的人正讲得慷慨激昂呢，突然听到我笑，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肯定心想：“这人肯定疯了，挨批斗还能笑得出来。”
再后来，我还觉得挨批斗也蛮好玩。(笑)
因为每次挨批斗不仅可以到外面透透气，还可以赚点饭钱。监狱里没烟可抽，我就可以趁在外面挨批时帮牢里的人捡烟头，回来跟他们换饭吃。捡烟头收获最丰富的一次，是在市委的招待所里挨批，我在厕所里面捡了一大捧烟头，藏在衣领里带回去，在牢里换了好几天的饭吃呢。
●白坐20天牢 获释后提笔反思知青历史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虽然在牢里，也意识到风向变了。
我想自己可能有平反的机会了，不再想着寻死，我要申诉！
有一天，我在监狱里看报纸，刚好看到上面用黑体字引着毛泽东那段话，就是他们用来作为罪证的话。我马上就闹起来，我说你们看，现在报纸都登出来了，这千真万确是毛主席说的，不是我在造谣。但是他们当时的回答蛮横无理，“你不要闹，这不算问题，你还有别的问题。”没多久，他们却作为“三种人”被揪了出来。
那时候整人就是这样，不过我没有放弃，开始写申诉书。后来周扬复出，我马上给他写申诉书，他也发了批复，就是说谭元亨不应该因为写作而获罪受批。省委书记对周立波的大儿子周健明(省文联执行主席)说湘潭关了个作家，周说作家是关不得的，快放人。
我真正获得释放，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
公安局正式下达的释放命令是1979年3月26日，而我离开监狱已经是4月14日。平白无故地多坐了将近20天的牢。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单位没人肯接我出狱。剧团说没有将我送去监狱，是你们公安局来抓的人，剧团没权力把我接出来。湘潭市文化局也说人不是他们抓的，他们也不肯接，而公安局也没人接，我也不能放，最后还是市委宣传部来人把我接走的。三家单位打太极，害我白坐20天牢。
从牢里出来后，我陆续创作了《我的神女》、《我的圣女》和《我的倩女》三部批判反省知青运动的小说。
当时所有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写了。他们说：“谭元亨，你就是因为写东西被整得身败名裂，还写呢！”
可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全国1／10的人，最好的光阴都在那场运动中度过。
那个时代是应该被记录的，那场运动也应该被反思。
我自始至终没想过放弃手中的笔。
■讲述人•谭元亨
1948年生，广东顺德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赴农村插队务农，1973年后历任湘潭市京剧团专业编剧，湘潭市文联文学干部，湘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广州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曾多次应邀赴美、法、英、加拿大等国讲学。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电影《园丁之歌》
剧情简介：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指引下，教师俞英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按照毛主席关于“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的教导，她走出校门，虚心听取工人群众对教改的意见；她对后进同学，怀着无产阶级感情，遵照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耐心地做好陶利的思想转变工作。在俞英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教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培育新苗的优秀品质和模范行为。
《园丁之歌》，围绕如何教育学生的问题，展开了两条路线、两种教育方法的激烈斗争，鲜明、形象地阐明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主题，热情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谭元亨与《园丁之歌》
1971年，谭元亨创作了小说《山花烂漫》。《山花烂漫》里的相关情节被改成了剧本《新教师》。剧本受到表扬，1972年底省里调演，后来还获了奖。
1973年湘潭京剧团招工，谭元亨被招去当了剧团编剧。
《新教师》经人修改，拍成电影《园丁之歌》，被推荐到北京。江青对《园丁之歌》提出批评。
1974年谭元亨被送去农场。
在农场过了大半年的劳改生活后，湖南省委又传出消息说毛泽东在长沙看了这出小戏还鼓了掌，言下之意就是：“这部戏没什么问题啊，不错！”谭元亨重新回到剧团。
1975年谭元亨创作的长篇小说《鼓角相闻》，与《分界线》等书作为当年第一批的知青小说推出，在八个省陆续翻印了将近300万册。
1976年在剧团和其他人聊天时，谭元亨被诬“散布政治谣言”，再次被打倒。
1976年8月28日，谭元亨被正式立案审查。
1977年，谭元亨被关进监狱。
1979年3月26日公安局正式下达释放谭元亨的命令。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