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出版巨头汤姆森出售自己的传统出版业务并将重心转移到数字出版业务的今天，在谷歌以自己的图书搜索业务高调介入图书出版业的当下，国内教育类出版社探索数位化业务时不我待。在全国大学版协近期举办的数字出版论坛上，业者对于数字出版的定义从原来相当狭窄的“电子书”“进化”为现在内涵和外延更丰富的概念，表明整个出版业开始加速数位化进程的情况下，教育出版领域也已经形成了数位化改革的小气候。那么，这股势不可挡的数位化出版风潮，在教育出版领域内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去年底今年年初以来，很多教育类出版社纷纷开始在机构建设上有所举动，为数字出版打基础。刚刚结束在浙教社“取经”之旅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在２００６年成立了多媒体部；浙江教育出版社通过２００６年长时间的调研，在今年年初成立了数字出版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负责数位出版业务的电子出版中心，是在今年年初建立的；在成立了数字行销部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现在正在为其即将成立的数字出版部招聘主任和工作人员……北大方正公司线上事业部总经理周登平认为，由于读者使用方式的不同，相对于大众类图书，教育类图书——尤其是教材和学术著作的数位化显然更有必要；同时，由于教育类图书读者集中于学校，出版社在进行数位教育产品的市场开发方面显然具有更多的优势。
从采访中记者感觉到，教育出版领域业者在进行数位化尝试的过程中，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赢利模式的问题，即相对于纸本图书的出版利润，数字图书的销售显然相去甚远甚至微不足道，不值得出版社单独成立部门来运作；而很多社普遍看好的资料库，又多是作为图书产品的客户服务手段而存在的，如何赢利尚在探讨中。二是掌握资源的出版社之间横向联合的可能性，北师大社社长赖德胜指出，作为一种规模经济，数位出版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够实现赢利，因此掌握内容资源的出版社应该联合起来——而教育类出版社的横向联合显然更有价值。
不过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数字出版研究室副主任张立认为，当下教育类出版社进行数字出版转型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具体的赢利模式或者技术问题，各出版社只有在自身“全流程数位资讯化革命”实现之后，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数位出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位技术只是为教育类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重要的还在于管理思想的转化和资源管理能力的显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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