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高度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当前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否则只能被当作博物馆的藏品， “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往往不是刻意宣扬和塑造就可以得到广泛认同的，而是在经济实力得到了持续而迅速的发展之后才被人们发现的。更具体地说，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被某个经济发展时期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启动，从而形成扶助经济发展的良性助力。
例如，日本的家族主义曾经被公认为不利于现代自由民主观念的传统文化因素，但是日本在大工业时代对于西方的超越，使西方管理学者认识到了日本的家族主义所包含的有利于大工业生产的积极因素。传统文化的因素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第一”的光环中就有家族主义的能量。管理学者们认识到，特定的传统文化因素在某些时候，对于促进经济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作用。
那么，当日本经济学者称赞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已经分别打破了由日本和四小龙当年创下的持续增长的世界纪录、而且很可能继续高速增长十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探讨这种经济发展的成功，有无某些特定的传统文化因素、传统社会心态在发挥着潜在的助动力。或者说，为什么当世界很多后发经济体都采取开放的姿态并以类似的优惠政策积极吸引投资、发展经济，且那些国家的普通劳动力成本并不高于中国，但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却能够在近十年独树一帜以致举世瞩目？到底是哪些传统文化因素会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被充分启动，成为促进甚至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
很明显，日渐开放的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深刻而广泛，在加入WTO 之后，大陆企业必然面对着外来企业管理模式的更多冲击，因此需要对影响本土企业管理的基本文化特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对已经进入和准备进入中国大陆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的西方跨国公司来说，同样面对着如何适应当地管理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多元文化交汇混存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虽然从微观的角度也就是对企业个体来说，未必一定考虑与实行跨文化管理，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文化的差异必然表现在组织形态、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决策掌控等诸多方面，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必定有着调适的客观需要，而这与西方管理学理论中的“权变理论”无疑也是相合的。
笔者在本书虽然着重分析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于私营企业管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绝不认为这种传统文化特质一无是处；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所包含鼓励竞争、肯定私欲、肯定个人努力成就的内在因素，乃是西方管理学者所误认为“儒家思想适合经济发展”的主要文化特质，并为中国大陆向市场经济顺利转化、强化竞争打造世界工厂提供了必要的传统社会心态。
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说“世界没有大同”（洪财隆译，《克鲁曼惊奇》，先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也主要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更合理配置，因此不同经济体之间在争取更合理配置以获取更大利益的时候，相互之间的介入必然存在。这样，当后发经济体与先发经济体之间相互接触的时候，后发经济体就面临着较先进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而对于先发经济体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或者正在准备进入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大国、新兴的巨型市场的众多跨国公司来说，也面临着进入后发经济体市场时与当地传统文化特质相互妥协的问题。
本人在这里选择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作为影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管理方式的研究基点，并非斗胆否认儒家思想对中国民众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强大影响，因为儒家思想泱泱乎传承数仟年，乃是影响中国人思维和行为的最主要文化思想体系。一定程度上说，孔孟之儒是早期宗法文化的集大成者，只是古典儒家与始于宋代的宋儒、两汉魏晋隋唐大型宗法宗族及其思想观念与普及型宗法宗族及其思想观念出现了较多的差异；但是无论早期的汉唐宗法宗族思想观念还是始于宋代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无疑都大量吸收了儒家伦理。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儒学的利他价值取向和宗法宗族的利己追求，存在着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差异；而深受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影响的家族运作方式，更容易对实际的企业运作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但是有的西方学者，可能是出于对中国儒学思想的推崇，或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瞭解有着某种局限，比较主观地将一些难以用传统儒家思想加以解释的现象，如利己、高度威权、维护家庭和家族利益等特征，命名为“后儒家假说”、“世俗化的儒家思想”。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说，这种“命名”是不够精确或者说颇为值得商榷的。因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取向是“利他”的，而如果将“利己”解释为“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就等于说儒家思想巳同时具备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取向；对于一个延续千年、影响广泛的思想体系来说，这种假说是不可能成立的。
而实际上，提出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所罗列的主要特征或者说论据，都是属于普及型宗法宗族的运作方式以及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而由于古典儒学本身就是宗法文化的集大成者，后世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中也大量吸纳儒家思想，想要非常清晰地对两者加以剖离，是非常困难的。儒学思想与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扭结，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需要对两者都有所瞭解才有可能加以剖丝抽茧式的分离。但是由于宗法制度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社会意义，因此要让生活在现代的西方学者充分瞭解宗法宗族这种在中国已经失去政权支持、主要依赖惯性传承对中国人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文化特质，当然是难上加难的。更何况西方学者往往是缘起于关注日本经济的发展而对日本儒学产生认识的，但是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属于“同源不同流”，前者含有更多的古典儒学的成分，中国儒学在宋代以后的发展已经与古典儒学具有很大不同；与之相对应，受汉唐大型宗法宗族深刻影响的日本家族形态，由于朱熹等宋代大儒在设计、推动普及型宗法之后，中国国力渐弱导致文化输出和移植成活能力大大下降，普及型宗法像宋儒对日本的影响不及古典儒学一样，对日本家族形态及其观念的影响远不及两汉魏晋隋唐宗法，也具有“同源不同流”的特征。这样，西方学者从日本、韩国的儒学来解构中国的儒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出现一定的偏差甚至牵强附会就是很自然的了。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并非祇有提倡利他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宗法宗族及其思想观念几千年间不断地有理论、有实践、有发展地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即使在上个世纪中叶还在一些地方保存着相当完整的宗法宗族形态，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利己倾向、鼓励竞争、维护家族利益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极其广泛；且二十多年的大陆对意识形态放宽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宗法势力复炽，因此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当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很明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竞争力加强特别是私营企业实力的提高、中国企业陆续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研究何种传统文化特质更多地影响了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管理习惯，瞭解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特别是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于中国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无论对于将直接面临国际竞争的中国私营企业以及其他性质的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来说，都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东亚的经济奇迹起源于东方，但是获得高度肯定却还是有赖于代表现代最先进文明的西方世界的认同，这本身就是文化力高度依赖于经济力的明证。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中国学者能够成为通人的也是凤毛麟角，对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本就没有过宗法国家形态和绵延数仟年的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宗法制度早在中世纪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且挟有文化优势心态的欧美学者来说，能够承认儒学的价值已经是难能可贵，对融合了大量儒家思想观念的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产生误判既是非常容易、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这种产自东方的奇迹和来自西方的误区，正说明我们需要顺势推动世界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文化力对于经济力的高度依赖，使得东方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受贬抑；当日本、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相继创造经济成长奇迹，综合经济实力受到世界高度关注的今天，重新建立世界对东方文化的瞭解和尊重，此其时矣。
即使因为本人学浅才疏，书中的观点最终不能被多数人认同，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说，也就有了一定的价值，至少为他人排除了一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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