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生如旅”，语言学大概是一条比较冷僻的旅游线。
只要流览一下我国古代琳琅满目的文献典籍，入目的不是经史便是诗文，相比之下，语言学的书实在少得可怜。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传入以来，只研究共时的结构形式，“语音啊，语法啊，辞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吕叔湘语)离开人的语言活动，也就离开了文化，当然少人问津了。
我并非专业的语言工作者，之所以对语言学产生兴趣，跟家乡信宜粤语中一种“变音”有关。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中山大学拜访叶国泉老师，当时他正与唐志东先生研究这一课题。所谓“变音”，就是将某些字的调尾升高，同时韵尾变化，以表示名词的“小称”，动词的“短时体”，形容词“轻级”，跟印欧语的形态变化有点接近，在汉语包括各方言中是罕见的。在叶国泉老师的引导下，我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的论文先后在《方言》杂志和《中国语文》发表后，受到同行的重视，尤其是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教授在《近年来中国语言学的若干变化》一文中指出：“它们从语言共时结构规则入手探索语言的发展，打破了共时和历时的机械划分，其所依据的方法论原则对传统的语言演变理论也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补正。”这一评价使我深受鼓舞，从此便跟语言学结下不解之缘。1987年，我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信宜方言志》。
上世纪90年代起，黄伟宗教授等几位省政府参事、文史研究馆馆员及来自各单位的一批专家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聚焦珠江文化，启动了珠江文化工程，进而成立了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我以省政府参事室业务处负责人和语言学者的“双重角色”参与这项工作。我们先后对南雄珠玑巷与梅岭古道、封开及梧州古广信文化、西江龙母文化、粤西冼夫人文化、徐闻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阳江“南海一号”、六祖禅宗文化、广州西关文化、怀集燕都文化、潇贺海陆丝绸之路交汇古道、南江文化、小北江文化等进行考察调研，为广东历史文化及各地区文化定位进行论证。这样，我便有机会对上述地区的方言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的调查，同时，由于这种调查是结合文化考察进行的，因而对广东的方言尤其是粤语有了新的认识。众所周知，广东方言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汉语七大方言，广东就有其三：粤、客、闽；而且粤、客两大方言的中心都在广东。除三大方言之外，还有一些湘方言岛与官话方言岛，还有近30种归属未定的地方土话以及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每种大方言又包含若干种次方言，如粤语，有关著作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都划分为粤海、四邑、高阳、勾漏等几个片，我通过调查发现，它的次方言其实不是依照行政区域而是依照河流划分的，基本上一条河流就有一种次方言，这显然是粤语所蕴涵的“水文化”积淀所致。有人只看到方言对交际带来的障碍，没有看到它的文化底蕴与文化价值，这是不全面的。广东的地方传统文化通常分为三大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境内三大方言。离开三大方言，广东许多传统文化品种也就不复存在。粤语不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和珠江流域最重要的方言，而且是汉语中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方言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呈现前所未有的强势。这种强势，固然跟广东经济的崛起有关，跟香港的影响有关，但归根结底来自它本身的文化底蕴与文化价值，也就是说，来自它所承载的珠江文化。为此，我不囿于“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索绪尔语)，而是从粤语及其各种次方言的特点来透视当地人们在思维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从粤语及其各种次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轨迹来探讨各地的历史文化。这样，我所走的已不是纯语言学之旅，而是“粤语与珠江文化”之旅了。在此期间，我还参与《广东省志•方言志》的编写，负责撰写《概述》部分，为此对全省方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各市县地方志办公室纷纷寄来资料，使我获益匪浅。在同仁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陆续有一些新发现，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主要是：
1.粤语来源于古代的汉民族共同语——雅言。西汉平定南越国并开通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后，雅言沿海陆丝绸之路交汇通道传入岭南。从东晋起，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通行于那里的雅言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而变形或消失；通行岭南的雅言虽然也吸收了一些百越土著语言的因素，但总体看较多地保存雅言的面貌，并从民族共同语演变成一种方言。今天的粤语尤其是西江中部的粤语次方言，保存着雅言的大量因素。从粤语与雅言的传承关系，可以看到珠江文化与中原古文化的传承关系。
2．粤语形成于两汉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信一带(今广东封开及广西梧州)。广信扼西江要冲，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通道的枢纽。一批文人经潇贺古道进入岭南，在此兴办学校，传播汉文化，雅言随之而通行于这一带，逐步演变成粤语。今天封开一带的粤语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古代的全浊塞音声母和全浊塞擦音声母，是古代雅言的活化石，也是早期粤语的遗存。粤语形成于广信，是岭南文化发祥于广信的重要依据，也是珠江文化“始然于汉”的重要依据。
3．粤语有着鲜明的“沿江分布”特征。西江—珠江流域的粤语次方言保持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而离开西江—珠江流域的地区，其粤语次方言就与广州话有着较大差异。粤语这一特征，反映其形成及扩展过程与西江—珠江水系有着密切关系，它承载的珠江文化具有鲜明的“水文化”特色。据此，我改写了目前的“分片说”，提出以西江—珠江流域为主体的“三层次”和“六流域”的次方言区划分法。
4．信宜粤语中的“变音”属于粘着型语言因素，来源于古百越语。古百越土著跟南太平洋岛屿上说“南岛语”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其各部落的语言也跟“南岛语”有着亲缘关系，大部分属于粘着型语言。粤西在冼夫人主政期间，当地土著主动接受粤语，便将其粘着型语言因素融合进来，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同时成为古百越文化、珠江文化与海洋文化密切关系的见证，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及海陆丝绸之路交汇通道的佐证。
上述观点，先后在“岭南文化古都”，专家论证会(1996．广东封开)、“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2001．广东湛江)；“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文化”论坛(2002．广州)、“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2004．广东封开)、“泛珠三角与燕都文化”论坛(2005．广东怀集)上发表，国内外多家媒体作了报导，引起较大反响，自然也有争议。有争议，有不同意见，是好事，这么一来，我的“粤语与珠江文化”之旅便不再冷僻了。不过，个别学者并未读过我的论文，只是看到报导中一两句话，就匆忙提出异议，窃以为不足取。此次结集，将有关论文重新展示，作为第一辑“溯源探新论粤语”。读者可以从中瞭解我论证的依据和探索的轨迹，至少不是心血来潮罢。
第二辑收录我研究文学语言的部分论文。文学语言，历来被视为语言之精华，不仅注重文采，而且注重韵味，还讲求“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弦外之音”。现代语言学只注重常规语言的研究，由此而创立的理论，无从解释作家笔下语言的奥秘，也就无从破译它们的文化内涵。于是，我突破这一理论框架，从总结作家运用语言的实践入手，将语言学和文艺学、文化学结合起来，先后发表了一批论文并相继出版了《艺术语言和语言的艺术》和《语言变异艺术》(与叶国泉合着)两本书。在后一本书中，我们构建了“语言变异艺术”的新学科体系。因语言学家史锡尧先生评价该书时，以《一个新视角，一片新天地》为题，这一辑便取名为“文学语言新视角”。其中《岭南文派：语言问题》和《广东文学作品中的“南腔北调”现象》等篇，专题探讨广东文学作品中粤语及其他方言的运用，可以说是研究粤语与珠江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第三辑“珠江文化千里行”包括两篇关于珠江文化的笔谈、四篇考察调研中写成的随笔以及一篇人物纪事，其中《台湾散记》所记虽然不属珠江流域，但此行系一次粤台文化交流活动，也可以说是一次弘扬珠江文化的活动，故一并编入。之所以称作“千里行”，盖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意，事实上我的行程早已不止千里了。
承蒙珠江文化研究会黄伟宗会长和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韦民总编辑垂青，将本书作为《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专辑之一出版；书中有些论文是与叶国泉老师或其他同仁合作的，均已一一标明；在历次考察研究与各种著作出版的过程中，还得到周义、洪三泰、谭元亨、司徒尚纪、何楚熊、陈启着、陈乃良、白宛如、唐志东、刘周堂等先生及已作古的魏金伦先生的支持和帮助。藉此机会，谨向上述各位先生表示衷心谢意!
广东文化大省建设正在进展，珠江文化工程方兴未艾。如果本书可以为珠江文化工程添一块砖，为广东文化大省建设加一片瓦，便觉欣慰了。书中难免有失当甚至谬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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