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遭遇美国》一书轰动大陆的旅美女作家陈燕妮，在沉默了几年之后，推 出了她的新作《美国之后———50位旅美人士的归国之路》。作为《遭遇美国》 的续集，采访对象为50位元赴美之后又回国发展的人士。陈燕妮凭着新闻记者职业的敏感，展示了中国人在进出美国之间，在两种制度、文化冲突里艰辛的奋斗历程 与痛苦的人生选择，和身处中西方文化碰撞之间的曲折心灵体验。
问：这本新书在内容上和《遭遇美国》有什么不同？
陈：除了作家、学者、音乐家、美术家、企业家、体育明星以外，我在这本新书中也采访了一些有意思的普通人。有些人在美国都已经过得很好了，有着不错的发展基础和光明的前景，我要问他们的是：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又回到中国来的？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影响、改变了他们什么？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上和出国前又有什么不同？有些人回国以后干得非常不错，有些人又悄悄地回美国 了，这里面究竟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经历呢？
问：你的采访在人物的内心上挖掘很深，把人物身上那些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刻划出来了，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陈：我采访有自己的原则：尽可能保留被采访人故事的真实性与生动性，这样一来，我笔下的人物就不可能十全十美，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才真实可信，而且生动好看。我会对我的采访人这样说：你可以选择回答或者不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凡是你的回答，我都会如实地写到文章中去。而且我最后的文字是不会给被采访人看的。当然，被采访者都希望自己能够看看稿子，人人都希望自己展现给受众的都是最美好的一面，我也能够理解，但我希望文章是鲜活的。
问：在采访那么多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到了美国以后有什么共同的感觉，他们身上有什么比较相似的变化？
陈：人到美国以后都变得简单多了，人和人的关系立刻变得完全金钱化，根本就没有什么人际关系斗争，连你的同事的工资你都不清楚，你怎么去窝里斗？像我们这批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去美国的人，到了美国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切都变了，没有钱就寸步难行。大家就慢慢地变得越来越知道钱的重要，同时也越来越单纯，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问：在你的采访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人物？
陈：值得提到的是著名导演英达，他就特别有意思，语言也非常到位、幽默，比如他谈自己减肥：我现在才知道，减肥这事情对我来讲根本不可能。他说他在拍《围城》的时候，一口气减了50多斤肉。他说：你知道50多斤肉是什么概念吗 ？就是包成饺子，够一个连队吃上好一阵子的！
王朔和我是十几年的朋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美国。我问他为什么不留在那里，他说：咱们这种人到了美国，税也不交开着车就直接上了人家的公路，还跟人家抢活干，我觉得这样不应该。写陈章良的文章有些破例，整个文章是他看过的，当时，他和我坐在三里屯酒吧里，他在看文章的时候时常狂笑，我非常紧张，生怕他要改，结果他看完稿子以后，马上递还给我，一个字也没有改，让我非常意外。
问：你能够保证你采访的人物都说的是真话吗？
陈：我自己的年纪越大，越喜欢真实的东西。我不太相信被采访者敢在光天化日下说假话，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即便对方说了假话我也能够分辨出来。
问：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人物，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陈：你这么一问我就想起了艾青的儿子艾未未，他是一个画家和评论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特别好玩。他对我说：我就愿意像我现在这么活着，因为我看见我周围的人都过着臭烘烘的日子。他一直在做着非常前卫的美术作品，编过一本叫《红旗》的画刊，印刷非常精美，完全是免费赠送，所有的办刊资金完全靠他个人承担，非常不容易。做这样一件事，你不知道有谁在关注着自己，完全靠自己的理想、毅力和艺术信念在支撑。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这样有意思的人物。
问：能谈谈那些回到国内又不能够适应环境，后来又回美国的人吗？
陈：叶小刚身上的那种对中国和美国两地的不适应和抱怨，特别正常。还有在中国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小号手的戴中晖也和他有同样的抱怨，这可能与他们的性格有关，他们回到国内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与国内的环境格格不入。我承认他们的行为和做事的方式都有偏激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格格不入特别真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比如他们刚刚回国就分了房子，国内的同事就特别妒忌、眼红：凭什么你刚刚从国外回来就可以分房子？那他们就觉得特别冤枉：我们回国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同事就说：那你们为什么还回来，这些房子应该是给我们的，你们在国外没有混出来就回国抢我们的饭碗。这种不理解和偏见也是很刺激人的。
（《美国之后———50位旅美人士的归国之路》作家出版社）（来源：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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