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历史超男”
香港书展，内地作家颇受欢迎。22日，在美女主持周瑛琦的主持下，莫言、易中天、于丹与香港作家董启章、新晋武侠作家郑丰等一同“对峙公众”，在主持人的“拷问”下描述自己的香港印象。
莫言声色不动，幽默暗藏，号称写作效率最高的他讲话效率也很高，一句话他就概括了对香港的印象——在他这个从小吃不饱的农村人眼里，判断一个城市的好坏标准就是“吃”，香港显然满足了他的需要，因此是块“宝地”。
于丹则直接谈“玩”，她说“莫言爱吃，我好玩”，而一个“玩”字包含了快乐生活的态度，会友、闲逛、喝咖啡，皆是玩的境界。
轮到易中天时，这位“麻辣教授”大喊冤屈，认为主持人偏心，莫言与于丹说的都是吃喝玩乐，到他已无话可说。不过易中天话锋一转，表示第一次到香港，经过港澳码头享受到工作人员的认真服务后，在香港找到了认同之感——那就是他的雇员心态终于得到了共鸣！主持人“拷问”之后，记者、读者轮番上阵提问，易中天均以其太极之力，绵里藏针，一一回答。
在香港找到对“雇员心态”的认同
问：作为“麻辣教授”，你能否给香港一点麻辣点评？
答：我根本不是什么“麻辣教授”，因为我一点花椒都不吃。（台下大笑）我此次来香港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为了书展，一个是慰问驻港澳部队。前天晚上我们一行人到了港澳码头准备坐船去澳门，结果我们这堆土包子怕迟到，早了一个小时到达。一个工作人员问我们要不要换早一班船，我们答好。这位工作人员又告诉我们，换船要到另一个码头，我们差点两眼一抹黑，结果这位工作人员将我们一直带到码头。在我们不胜感激之际，你们猜这位工作人员说了句什么？（台下嘈杂，各种答案都有）他说的是：如果不把你们带到这里，我这份工就没有了！我当时一下子就对香港有了感觉，这让我想起了在“百家讲坛”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讲不好我就下课，结果招来一句骂声，说是我“敬业精神固然可敬，雇员心态也一目了然”。其实，我又有什么错？这个社会要的就是人人做好一份工的敬业态度，要是人人都能打好自己的那份工，也就天下太平了！（掌声）
问：有很多人认为学者不应该频频露面，更不应该用通俗化的方式去解读经典，你为什么会选择用电视这个平台去讲解《三国演义》呢？
答：我对学术界的一些书感到厌倦，觉得它们面目可憎。大概是10年前，有一次我的一个同行给我寄来了一本他的论著，我突然发现我没有一点阅读的兴趣。失去兴趣之后我就想，像我这样的学术同行都看不下去，那谁还会来看？接下来就是，没有人看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下去？再接下来我就想，如果我要写的话应该写些什么样的书？后来的讲《三国》以及写《品三国》，都是这样一种思路的延续。
渴望听到光明磊落的批评
问：那么你觉得怎样的书是有兴趣的？
答：（反问）一个女人怎么才会让男人爱她？你是女的，你来回答我。（提问者尴尬）可爱才有人爱。不是都在说，嫁人要嫁易中天嘛。同样的道理，书也要可爱才有人读。
问：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对您的这种通俗解读历史的方式表示批评，你又怎么看？
答：通俗解读历史也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的，你必须是熟悉瞭解经典又具有传播能力的人，这是具有一定门槛的。我想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有一定文化价值的东西，是对经典的解读和对文化的传播。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的影响，而且我们应该有对民族文化负责的良心和自觉性，这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这也恰好是我跟某些人的分歧所在，他们总认为这是他们的事情，要把历史和经典霸占着，别人不能染指，你一旦染指就说你没有资格。我毫不客气地说，这叫“混账”。建设和平崛起的中国离不开历史和经典，所以说，解读经典和传播历史是知识份子的责任。对待一个新鲜事物，你应该对它进行扶持还是对它吹毛求疵，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良心的问题。
问：你的说史风格在民间赢得了众多拥趸，但您的同行似乎以缄默居多，甚至向您发难提出质疑。
答：谁是我的同行？我没有同行。应该说是学术界对于我基本上是持一种缄默的态度。当然，缄默是他的权利，正如批评也是他的权利。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从来就没有什么所有人都一致的意见。如果所有的意见都要听，那你就“五马分尸”了。我不反对批评，甚至渴望批评、有分量的批评。因为批评可以使我进步，尤其是那些与人为善、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批评。但是，我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回应所有的批评。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所有的批评都必须回应，那就太难为人了。而且，我希望批判者能够公开亮相，使用真名实姓或者常用笔名，这样比较公平，也显得光明磊落。总之，你不能明枪暗箭一起来，打一枪换一个名字，那就变成骚扰了。至于理论探讨，比如历史该不该这样去品读，或者有人说，这算什么史学，这类争论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搁在那儿，有时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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