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迎来创刊50周年，该刊主编、巴金之女李小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50年，三个《收获》
告诉你三个《收获》的故事。
1957年7月24日，共和国建立的第八个年头，一本大型的、厚达3１8 页的文学双月刊诞生了。主编是巴金先生和靳以先生。
《收获》创刊号上，《发刊词》的第一句话是：《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第一期的带头文章，是未发表过的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艾芜的长篇《百炼成钢》和康灈的《水滴石穿》，老舍的三幕话剧《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这个时期的《收获》刊发了如《大波》、《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创业史》、《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和《林则徐》、《蔡文姬》等剧本。因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5月停刊。主编靳以先生1959年11月因病去世。这是第一个《收获》。
1964年，在大家的呼吁和努力下，《收获》复刊了，由上海作协主管。这个时期发表了《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大学春秋》等作品。1966年“文革”开始，5月，《收获》被迫停刊。这是第二个《收获》。
第三个《收获》从1979年1月开始。“文革”之后，《收获》率先复刊，那时，许多思想的禁锢是首先从文学作品中突破的。如《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方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另外，就是以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的作品为代表的市井小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一连串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收获》杂志上。《收获》刊发了大量引起重大反响的作品，《浮躁》、《活着》、《九月寓言》、《丹青引》、《许三观卖血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收获》杂志，依旧时刻保持敏锐，刊登的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如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的、东西的《后悔录》……
“我们比上一代人幸运，也比上一代人无奈”
“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
记者：《收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0年，50周年的纪念特刊打出的是“致敬和传承”的主题，怎么理解这个主题？
李小林：50年来，《收获》刊发了当代文学史上的无数代表作，大师云集，凝聚了文坛的辉煌。所以，纪念特刊首先刊登了那些故去的大师们的手迹和照片，这是为了向文学前辈、编辑前辈致敬，向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致敬，向大师们的背影致敬。
纪念特刊上首次公布了老主编巴金1979年访问法国、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说的一段话，“《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并且把这一期做成青年专号，就是希望表达薪火相传的意味。
记者：一本纯文学杂志能走过五十年，非常不容易，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收获》可以一直坚持下来？
李小林：《收获》创刊的1957年，正好提倡“百花齐放”，许多文学大家正是带着他们的文学梦想投入这个刊物的，他们希望做出上世纪30年代《文学季刊》那样的刊物。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传统，坚持杂志的独立个性、坚持体现百花竞放、自由竞争，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守住刊物生命，以不变应万变。
记者：但是，50年过去了，总有一些东西肯定会改变吧？
李小林：社会在变，《收获》的文本内容、叙述方式自然都会改变。但是，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没有改变，我们不重作者名气、只重作品品质的选稿方针也从来没有改变。
“认为《收获》只发名家作品，这是一种误解”
记者：您提到《收获》的选稿方针是不重名气、只重品质，但感觉上《收获》主要还是刊发一些名家作品，新人要登上《收获》好像很难吧？
李小林：认为《收获》只发名家作品，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当年许多未成名作家，都是在这里发表处女作或成名作。像余华的第一个中篇，就发在《收获》上，格非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时也只有20多岁。“80后”的张悦然也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
《收获》对年轻作家是欢迎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会降低标准。在《收获》发表作品，一直都要经过严格的四审，还要和作者沟通修改，这是《收获》老一辈留下的传统，我们觉得，这对作家好，对刊物也好。
记者：但是，似乎有一种比较“正统”的意见认为，在文学日渐走向边缘化的大背景下，年轻一批的作家，比如“80后”，整体水准不如前辈作家们。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小林：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说，年轻一批的作家，未来的路还很长，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当年苏童、余华他们那一批“先锋作家”初登文坛时，也遭遇过类似的质疑，但事实胜于雄辩。对于现在的年轻作家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外界如何评价，而在于他们自身能坚持多久、坚持什么。
记者：换句话说，您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仍然乐观?
李小林：你刚才说得没错，在泛娱乐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我们并不悲观。我觉得，与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相比，现在的低谷应该被看成是一个盘整的时期。事实上，这些年来，让我们感到兴奋、喜悦的年轻作家、作品一直都在不断出现，从未间断，所以对于文学，我们也一直都保持着冀望和期待。
“我们比上一代人幸运，也比上一代人无奈”
记者：撇开整个文学大环境不谈，只说文学期刊本身，现在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活得比较好的杂志少之又少，《收获》不会有危机感？
李小林：其实，《收获》从创刊到现在的50年里，经历过的天灾人祸实在太多了。50年时间里，有15年处于停刊状态，两次停刊两次复刊，而现在，时代的氛围宽松了许多，我们能比前辈更充分地体现他们的文学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比上一代人幸运得多。
相较其他文学期刊，《收获》1986年就开始进入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没有行政拨款，最初遇到的问题，许多文学刊物上世纪90年代才遇到。比如，《收获》1988年就遇到过一次经济危机，全球纸张价格暴涨，刊物价格年初定的又不能改动，我们印量又大，真的是陷入了困境。但令人感动的是，好多作家都表示可以不要稿费挺《收获》，海内外作家还有读者还捐款支援，我们终于渡过了难关。后来我们把刊物价格提高了一点，读者也表示理解，近年来的发行量不降反升，这更增加了我们的办刊信心。
当然，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市场化环境确实严峻，这是我们比上一代人无奈的地方。在推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关部门能不能不一刀切，对一些形成品牌的文学期刊，在政策上是否应该有所倾斜？《收获》近三年所缴的企业所得税，逐年递增，而且和一般流水线作业的企业标准相同，也没有享受到其他文化报刊的增值税退税优惠，是不是有些不公平？一个民族也需要文学，一个文学期刊形成品牌不容易，倒下去后再想扶持，就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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