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将自己所接触过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温文尔雅，不善言谈，属内敛型；另一类才思敏捷，谈锋甚健、属豁达型。尚有个别介于二者之间，然而细分起来，还是可以归入到这两类之中去。
我是在省社科联六楼一间办公室里采访刘斯翰先生的。
甫一接触，我便认定他属于豁达型。他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语言逻辑性极强。他说，他这是秉承家学，又长年浸淫于文、史、哲之故。
刘斯翰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曾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绡绡笺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史与诗》等著作十多种。
上午谈不够，我们下午继续谈。
刘斯翰曾担任《学术研究》主编。这是一本颇具权威的社科类理论刊物。他说他从2002年10月以后就不当这个主编了。趁精力还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记者：“你想做的事是什么事呢？”
刘斯翰：“思考几个问题。”他娓娓而谈。
“一是中国文化的建设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文化热，我们做编辑的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同时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今天已经思考了十多二十年了，无论读书做事都与之有关，算得上是‘寝馈其中’吧。我主要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入手。我认为近百年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是偏颇的。这百年主要是中国人认识西学，中国人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以一种事事不如人的心态去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将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情况才发生变化。到80年代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华民族要复兴。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取得举世震惊的成就。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自强，使中国人的心态回复到健康的状态上来，况且，经过近百年对西方文化的领教，已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有了这两个条件，国人对自身文化也才有了一个清醒的判断的可能。”
记者：“事实上，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过二次转型。一次是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中国从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这是在西方破关入侵的态势下发生的变革，而本世纪中国文化的巨大变革，也一直处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中。这个时期，中国文化所依附的封建社会岌岌可危，而民主社会的去向则因受到西方的入侵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审视难免偏颇，对西方文明的观照也欠公允。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转型，实行计划经济，而中国文化的建设则奉行自主成体，拒绝西方文化的进入。到80年代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现代化经济大举涌入，新一轮中西文化冲突在所难免。”
刘斯翰：“在中国文化里，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我的家学是文学。但我初中三年级时却对哲学产生兴趣。经过‘文革’、下乡，起先从毛着的‘两论’入手，又深入研究马列原着，之后又潜心学习中外哲学、历史，结合学术编辑工作广泛涉猎其他社会科学。以这些做基础，加上自己的兴趣，就研究起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来。我做这些工作是很‘颠’的，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重要，但真正令人满意的研究却不多见，就自己试试看，也不在乎能否出成果。”说到这里，他不无感慨地笑了笑，又接着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信仰寄托问题。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我认为，一切文化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信仰。人类文化从神话开始，神话和信仰就密不可分。西方文化是从基督教那里生长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根与西方不同。陈寅恪曾根据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经验，指出：外来文化如果不能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相容，最终会被排斥出去。我认为，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让它成为中国文化的营养，或者，换个说法，让它与中国文化融合，首先必须充分考虑两种文化所植根的信仰如何相容。不厘清这个问题，不端正中国文化的本位，要把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好，是不可能的。比如科学主义，它是工业社会的主流思想，科学的根本精神是怀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怀疑一切”，怀疑既有的结论，才有科学的进步。但是当你将科学作为一种信仰崇拜时，就错了。我们‘五四’时宣导‘科学主义’与西方有很大差异。陈独秀、胡适他们就将科学当成一种新的崇拜。在孔家店打倒以后，用什么来维系精神呢？就捧出一个‘科学’来。近年来，唯科学主义受到批判，就是指对科学的崇拜、迷信。”
记者：“人总是要信仰一个命题，作为他的精神寄托。西方人叫精神家园，中国人就信‘命’。”
刘斯翰：“中国在佛教传入之前，没有立足于未来世界的信仰。中国人立足于现世，中国文化是一种‘现世文化’。自周朝以来，中国社会就依靠祖宗崇拜，建立秩序。孔孟的基础就是祖宗崇拜，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社会，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历史场景。过去一百年，打倒了皇帝，打倒了封建阶级，祖宗家法、封建的纲常伦理，这些都瓦解了，还靠什么？经过多年思考，我注意到除了祖宗崇拜以外，‘命’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是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很普及。古代的儒生、士大人，不信鬼神，不信佛，但是信‘命’。在古代，上至孔子，下至黎民百姓，都相信‘命’，尽管层次不同。‘命’这个东西是远古中国人的一种很普及的信仰，《论语》里记载孔子谈命的地方不少，孔子就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不足以为君子’。据我研究，孔子之后，儒家有专研究‘命’的一派。《墨子》里有‘非命’篇，就是针对它的。当然，中国人的信仰一直都是多元的，哪些更带有根本性？有待分辨，有待探究，这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
记者：“你对这些问题已经深思熟虑，将你的思想诉诸文本，就可以出成果了。”
刘斯翰：“今年打算把一些必读的书读完，再考虑，例如先秦诸子已经读了七、八年。我是用精读文本的办法，尽可能还原古贤先哲的思想，再加以批判、总结，可是难度很大。掩卷之余，我会悠然记起古人说过的话：‘可以言者物之粗也’。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可言说的东西不过是些形迹而已。我想，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对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马克思的具体结论也许会过时，但他的方法论永远不会过时。在智者那里，思想方法又往往是可以相通的。比如马克思与《金刚经》都教人不可认定一个僵化不变的死理，要破除对它的‘执’。能被奉为经典的东西，肯定把握了最基本的东西，即所谓‘道’的东西，可以启示我们面对今天的世界、人生、社会、大自然。人类就是靠这个由实践中来的大智慧而生存，而发展的。中国人的信仰寄托，今天如何去认识，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如何在新一轮中西文化冲突中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换言之，中国文化如何走向全球化，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也要去做。”
记者：“你是如何看待传统诗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
刘斯翰：“传统诗词，从文化角度看，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独特的地位。”他约略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中国人的诗学精神是‘庄骚传统’。庄是庄子，骚是《离骚》，也就是屈原。《庄子》文笔可谓精美绝伦，千古一人。庄子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也是个‘异数’。庄子认为世间一切是非都是相对的，一切理论都只是一种说法，因此他一边说理，一边提醒读者不要把它当回事儿。这种智慧与《金刚经》主张的‘破一切执’就颇为接近。可以说庄子已经达到了佛教大乘的悟境，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很高的。”
“庄子有一个著名命题，是‘人生如梦’。他说自己曾经在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很快活地飞舞，后来就醒了，感到很迷惑，他说：‘究竟是我做梦化作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作了我？’《庄子》这本书，一是它的超越现世的思想，一是它的惊世骇俗的美文，受到了读书人的喜爱，后来就成为古典诗词的渊源之一。佛洛德说，文学是白日梦，古人写作诗词也是写出一种美的梦。有句古语说：‘诗穷而后工’。正是这个‘穷’，使得诗人想逃离现世，做一个化蝶的梦。屈原的诗——楚辞——是另一个传统。他的主题是：爱国和流放。‘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人生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就是古人的爱国精神，屈原一生与他的诗歌正是围绕着这两大主题的。后世的伟大诗人如杜甫之所以具有巨大深远的影响，也与此有关。古代的诗人中，有忠君爱国、忧世忧民抱负者，在仕途上遭受了挫折，总会以屈原和杜甫作榜样，进行抒情言志的写作。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屈原和杜甫两人在艺术造诣上都是天才，这让我们又回到美的创造这一点上。我认为，古代诗歌乃是中国文化皇冠上的宝石。上自《诗经》，下至近世，无数中国诗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甚至是呕心沥血，创造出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美。”
“近世的文学史，对古典诗词带上过多功利的眼光。照我看，诗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除了‘美’之外，最重要是‘真’，对人生的真诚，不管是庄还是骚，是风花雪月，还是金戈铁马。如文天祥的《正气歌》，高歌慷慨，却不是为了给人称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千古，却不是为了让人传诵。它是诗人发自肺腑，字字血泪的终生绝唱。将写诗作为一种功利行为，是不会写出好诗的，而且人家一眼便看出你的功利性目的。写诗，只有首先打动自己，才有可能打动别人，这个道理很浅显但实践起来不容易。”
记者：“你认为传统诗词文化的前景如何？”
刘斯翰：“现在的诗词研究是我很不愿意接受的方式。许多研究者连诗也不会写，阅读也不深，抓住谁就写谁。你要瞭解身边一个人也不容易，更何况古人？你不清楚他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怎么生活，怎么思考，怎样感受，又如何能够研究他的诗？诗词这种东西，近百年来一路走弱。记得王起先生还在的时候，谈到这个话题，我说中国古代文化的承传，50年内将会一直走下坡路。老先生没有反驳，算是默许吧。但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乐观的，只要中国政治、经济上路了，成为泱泱大国，中国人重拾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那时，世界也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刮目相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奇特的生命力，这使得它生生不息。有句古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我看，只要世间还有两样东西：古籍文本和中国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总有一天会复兴。诗词也是如此，你想想，中国有十多亿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甚至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中国人喜欢传统诗词，就不得了，那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人啊！因此我是十分乐观的。”
记者：“产生于农业社会并曾经辉煌的诗词文化，能否相容于现代工业社会？”
刘斯翰：“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业社会是最没有诗意的社会。工业社会是物质生产最繁荣的阶段，这个社会集中了人类所有智慧去解决人的物质享受问题。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充分地肯定人的欲望，鼓励人们去追求物欲的满足。科学主要地也是为解决人的物质需要问题。工业社会的教育方式是学校教育，学校本身就是因应工业社会的需要产生的，它的任务是为工业社会培养合格人材，依附在机器生产上的合格的‘零部件’，它不考虑个性化的东西。资本这个怪物，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想方设法刺激社会消费。社会消费愈多，生产的定单愈多，资本才能不断地增殖。在攫取剩余价值的驱动下，不断刺激人的消费欲、金钱欲。但钱只能购买物质，却不能购买精神，从表像上看，好象它也能买到精神享受，但买来的精神到手就变质，就象召妓那样。因此工业社会是个没有诗意的社会，在商品法则统治之下，人们很自然趋向速食文化，那是混和了较多物欲满足的文化，纯粹的精神消费悄悄退出了流通领域。”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高科技资讯社会随之来临。人们认识到，人的物质消费其实是有限的，人如果没有精神支撑，就会蜕化为物。比如宫崎骏在电影《千与千寻》中就暗讽了这种现实。在人的物质需要已经普遍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们同时也忽然发现，面对的现实世界竟然剩下一个数位化的虚拟的世界了。肚子填饱之后，精神和信仰的需要就要重新登场。在一个人是这样，全人类也是这样。所以，向前看，以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终将被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已经离我们不远。中国文化是优秀的高品位的文化，在众多文化形态的竞逐中势必突围而出并发扬光大。”
“唐宋时期我们经历了一个富足的农业社会，产生了唐诗宋词这种植根于农业社会的主流文化。诗词文化历经千百年一路走来，始终不失其无以替代的独特的语言魅力。及至今天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淹没，我以为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人的精神需求是不受时空束缚限制的。工业社会没有诗意不等于人类没有诗意的追求。”
记者：“有人认为现代人用现代语言写诗填词缺乏美感，对此你以为如何？”
刘斯翰：“‘五四’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在当时有其合理的一面。白话文对传入西方文化，适应现代工业文明有它的长处。而且文言文与农业社会意识形态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不利于中国人向现代化观念的转变。其实中国自古一直都有白话文的，与文言文并存，这是一种雅俗二元的传统。古代读书人既能写文言也能写白话，这种修养也使雅俗两重文化互相流通。几十年下来，香港、台湾走半文言半白话的折中道路，中国内地则走得绝对一些。以致我们现在是与古代的雅文化基本绝缘了。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祖先几千年创造的文化，大量凝聚在语言文字上的遗产，不能为我所用。这个问题始终要解决，台湾近年开始要求大学生学写文言文和诗词，我以为这个做法很有意义。我30岁时写白话文的水准，我父亲、哥哥都认为已经很不错，但我不满足，我希望把文言文的形式、语言和美感揉合进来。我就学写文言文，用了十多年时间，现在，我不仅学会了写古文，而且运用古文的修养从事白话文写作，探索品味高雅的白话文，也初步取得成效。我相信，作为中国的文化人，将来会慢慢回复到‘兼通雅俗’这个标准，与传统文化衔接，“兼通雅俗”将成为国人文化修养的标志。我想，如果有一班人，志同道合者，不懈努力，将现代白话文与古代文言文打通，中国文化肯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这恐怕需要几代人，到那时，也许就是一个类似盛唐那样震烁古今的文学盛世。”
“唐人的诗歌，都是继承下来的。如李白主要继承楚辞传统，杜甫主要继承汉赋的传统。更有中唐以后如韩柳等一代诗人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发展和革新、创造，及至近体诗的定型和兴盛，一时蔚为大观。今天谈诗词创作，很容易从使用新辞汇、写新事物等着眼，也就是强调‘出新’。近代黄遵宪是这主张的先觉，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但也有持不同见解的，如清人赵翼诗云：‘预支五百年新意，再过千年又觉陈。’据我看来，从审美的角度而论，其实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并无本质差别，只要熟悉了它们，既能欣赏古诗，也能欣赏新诗。陆游说‘功夫在诗外’。他是一言道出了赋诗填词的真髓。我六岁起跟母亲背唐诗，小学时与大哥斗背得多，到中学已背熟几百首，诵读过千首，这功夫就逐渐积累起来了。这时动手试写，加上父亲与大哥从旁点拨一下，很快就入了门。但我写得不多，有时遇到需要应酬又不好直说时，就会写诗，遇着感情有所触发，也会写。长期以来，我更感兴趣的，是阅读和研究名家名作，探究它的形式美和语言美。加上多年来浸淫文史，这就是诗外功夫。包括辞汇的准备，典故的准备，审美的准备，只有多方面都准备好了，才做得到遇感而发，一挥而就，而能写出好诗。今人写诗，使用新的语言辞汇，但与古人诗中的辞汇比较，往往显得单薄，缺少内涵，因为古诗中的辞汇是经过大量创作实践筛选出来的，又有大量的好诗做依托，文化、审美内涵自然丰富得多。现代辞汇没有这种积淀，有些干脆就是一个物件的名称，随机应用一下，不碍眼，也是可以的。用得过多就有问题，毕竟诗词的传统，要求简炼含蓄，一以当十，太过浅近，难与前修媲美。现代辞汇如何入诗？我认为还是要扎扎实实提高文字功夫、审美涵养，用心去体验生活，用真诚去写，做到有情可抒，有趣可玩，美自然就蕴涵其中了。”
记者：“有人认为岭南文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有人则认为岭南文化只不过近百年来崛起，又有人认为岭南文化与临海的地理地缘有关，属海洋文化，还有人从珠江流域的视域出发，认为岭南文化属于珠江文化，是“水”文化，你的看法如何？”
刘斯翰：“岭南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是一种不断积累起来的移民文化。如两晋时中原大乱，很多人移民岭南。唐末的大乱，宋末的大乱，明清之际，也有很多移民过来。岭南的原住民早被‘投诸四裔’，从主流地位被排挤出去了。移民流落到岭南后，聚族而居，开拓家园，既固守自己在中原习得的传统，又与岭南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质朴无文，营商务实的地缘生态交融，经过漫长岁月，在逐渐融合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的同时，又保留住原来的一些特点，这就是岭南文化。我认为古代的岭南文化不是相容的，而是弱势多元的：一方面是，移民所保守的各自原籍的文化，因为人口不多，而势单力弱。另一方面是，受恶劣生活环境所迫，不得已之下对峙并存，互相容忍，以求相安无事，也就无力形成一统的局面。至于近几百年来，中国实行闭关锁国，长期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岭南营商传统又加上西方由商贸携来的近代工业文明，所谓得风气之先，遂成为近世岭南文化‘求新求变’的特点，康梁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皆于此崛起，在国内俨然独树一帜，这也是令当世粤人为之自豪的事实。”
书目分类 出版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