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学关系中，弱势民族文学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种被引为知己的异域文化，有着贯穿始终的被关注、介绍和翻译的过程。说其原因并不奇怪，中国在20世纪初是从经济上的后发国家起步学习、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这历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屈辱、被动和异化感。所谓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列强殖民运动中向外倾销的一种文化观念，随着强势的军事侵略，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被普世化了，成为世界性经济发展的发展目标。西方列强的高速度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外掠夺的殖民政策基础上的，由于掠夺而建立起经济上的优势，所以，西方列强的现代化与殖民化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可分离。而对于被掠夺被殖民的国家来说，19世纪它们基本上处于沉默的被奴役时期，20世纪才开始觉醒并追求民族的独立运动，其追求独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政治主权和民族自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发展，这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的目标，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后发国家的人民必须承受双重的压力，一层是来自西方列强对他们的变相的经济掠夺，另一层是来自本国现代化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也是属于这样的后发国家的行列。因此，西方强势国家的文化虽然表达了一种“现代国家”的文明和情绪，但是对中国的知识份子来说，仍然是一种异己的陌生的文化；而后发国家的文化由于表达了人民在双重压迫下的怨毒之声，反而感到亲切和同病相怜。五四前后鲁迅周作人兄弟力主翻译弱小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会从被压迫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中汲取为人生的文学营养，巴金通过弱小民族的反抗与无政府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等等，其原因都是在这里。当中国知识份子面向茫茫世界寻求盟友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眼睛朝向那一片世界。即使到了上世纪末，中国知识份子明确把西方的现代文明视为自己的努力追求的目标的时候，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点也不比萨特、卡夫卡、普鲁斯特弱。
但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领域里，说实话，研究者的目光并不积极，研究成果与文学影响的实际状况有较大的距离。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学院里进行的，在高等院校开设的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物件是西方发达国家，这与强势国家在世界学术领域的话语权有关，弱势民族的文学首先必须通过英语、或者其他大国的语种的翻译介绍，才能到达一般读者的眼帘；许多弱势民族的优秀作家的作品，也只有在欧美等国家受到重视并被流行以后，才能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在外国文学出版与媒体宣传方面，存在着同样的状况。学者、作家之间的交流与访问，多半是在强势国家里进行，一般民众对于弱势国家的文学无法通过必要的管道瞭解。记得还是在东欧风波发生以前，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捷克汉学家高列克教授，我与几位中国学者去看望他，这位白发苍苍的知名学者操着娴熟的汉语激愤地说:“在捷克，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都有捷克译本，可是在北京的书店里我没有发现一本捷克文学作品。”这话我牢牢地记住了。我不知道高列克说的在捷克到处有中国文学译本的情况是否属实，但至少，中国对捷克文学的情况确实是瞭解甚少。上了年纪的人，讲来讲去一部《好兵帅克》，青年的读者，读来读去只知道一位已经加入了别国国籍的米兰•昆德拉，而连人家的总统兼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哈威尔的著作，也不见有几种中译本。我手头的两种哈威尔的著作都是来自台湾的版本，这么想一想也真是羞煞呀么哥。所以，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领域里，中美、中俄、中法、中英、中德、中日都有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而弱势民族的文学则被严重地忽视了。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宋炳辉教授的论著《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让我想到了自己在二十年前跟随贾植芳教授研究这个课题的情景。“弱势民族文学”，原先文学史上曾经叫做“弱小民族文学”，也曾经被叫做“被压迫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后来干脆从反霸权的理论出发，界定为“亚非拉各国文学”等等，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内涵都有些不一样。宋炳辉把它定位为“弱势民族文学”，我以为有其非常鲜明的创新意义。因为“弱小民族”以及“被压迫被损害民族”等提法，含有明显的旧殖民地时代的痕迹，它概括了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的特定环境，尤其是许多民族在当时的世界上连徒有虚名的“国家”形式也没有，完全处于被奴役被殖民的状态。但现在，这个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殖民地人民已经获得了独立、自主和解放，成为主权国家，在经济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大国霸权利用经济、文化上的强势对于弱国的侵略、掠夺和干涉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世界上弱势国家与强势国家的矛盾冲突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弱势”是针对“强势”而言，有些民族国家本身并不弱，但相对于强国它仍然是相对的“弱势”。这个概念充满了相对性，也扩大了概念的外延。我注意到，炳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弱势民族进行论述，为了尊重当时人的理解习惯，把欧美少数发达国家以外的地区统称为“弱势民族”，甚至包括了北欧、东欧和南欧诸国，这与今天一般的理解很不一样，但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的分布状况。同时我也赞成这部书稿用“弱势民族”而不用“弱势国家”，“民族”包含了各阶层的民族成员的文化联系，主要还是体现了下层人民的思想情绪，而“国家”则更多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文学天然地离“民族”的概念更加接近一些。“弱势民族文学”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含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从而也使这部书稿有了尽可能丰富的表达可能。其次，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近一个世纪之久的过程，其间的不同内涵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且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研究课题。比如说，弱势民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并不能脱离意识形态而自由发展。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建立新政权以后在文学上宣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专门用来对付苏联的“赤色帝国主义”左翼势力，曾经受到了左翼文学力量的批判，但结果是，在抗日战争中，弱势民族的文学翻译一蹶不振，与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脱了节。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强调了亚非拉各民族的文学交流，中国作家翻译家在这个领域做过大量工作(如亚非作家会议)，但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真正建设性的成果并不太多。90年代以后，现代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主宰了文学的对外交流，导致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比例失调。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书稿中都有所涉及、有所探讨，虽然我觉得这部书稿还没有把这些问题给以更加深刻地揭示，但毕竟是提出了问题，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铺展了道路。
但是围绕着这个课题，还是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由于“弱势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内涵丰富，势必会产生理解的歧异。比如，如何看待弱势国家中个别已经摆脱了本民族的束缚，投身在主流强国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主流国家的重视的那批作家的影响？如易卜生、斯特林堡、哈姆生的创作倾向？能否用弱势民族的概念来解释？还有，南欧诸国的义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可能在20世纪初已经没落，但它们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有些在南美、非洲等地还有大批殖民地，虽然与新兴的殖民国家相比它们是弱势，但是从文化上来说，能否以“弱势”来概括？如义大利的唯美主义、未来主义等思潮显然是与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主流文学相一致的呀。细微的差异现象，则需要有复杂的理论探讨才能够得到圆满的阐释。一部学术著述，能够在论述中留下那么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让人追问下去，本身就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我希望这部书稿能够刺激学术界，使有些问题能够进一步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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