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楷模家喻户晓，而他在蒋介石研究方面的著述却少为人知。
方永刚，在人们的印记中，这个名字的背后是“党的创新理论宣传的楷模”这样的光环和20多部与之相关的理论专著。其实，方永刚的著述远不止这些。作为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方永刚还有一些“另类”著述:《冯玉祥与蒋介石》、《蒋介石在1949》等，而且这些有关蒋介石研究的著述过去少为人知。因为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他绕不开对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的研究。
近年来，出版界出版了很多研究蒋介石的论著，大致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学术刊物中，每年都有数十篇乃至上百篇研究蒋介石的专题论文，其中不乏操幽析微的佳作。第二类是全面叙述蒋氏一生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包括一些“蒋介石系列丛书”、“蒋介石政治关系大系丛书”等，有的还成了热门畅销书。第三类是有关研究蒋氏的资料和工具书，也出版了几种，如年谱、大事纪等。日前，《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由中央统战部主管的华文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个中原因除了该书鲜明的个性语言，丰富、翔实的史料外，其中一个就是该书的作者是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方面卓有成效的新闻人物方永刚。
《冯玉祥与蒋介石》、《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蒋介石在1949》在方永刚的著作中颇具独特性，这也是他在历史学科中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几本书，读者可以更全面地瞭解、认识方永刚，也有助于我们瞭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瞭解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并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蒋介石并非是一个只会骂“娘希匹”的“草包”、“流氓”。
长期以来，关于蒋介石，我们读的是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再就是《金陵春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似乎是一个只会骂“娘希匹”的“流氓”、“坏蛋”。《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是一部关于蒋介石的传记文学。溪口，是蒋的出生地；慈湖，是蒋的灵柩暂厝处。一个“到”字，连接了蒋一生的88年。作者用40万字把一个逝去三十余载的蒋介石活灵活现地重塑出来，他既没有简单地丑化蒋介石，也没有贬低他的贡献，也没有夸大他的功绩，只是用客观而流畅的笔墨叙述了蒋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华文出版社副社长李庆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也对该书的独特视角和行文方式深有感触:“方永刚对蒋介石的功过评述得比较到位，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而是给予读者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看完之后自己来下结论。”总体来说，方永刚把蒋介石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写，不仅刻画了他的权谋、政治手腕，也写出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
史学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
现在谈起蒋介石或出版与蒋介石有关的书是很平常的事了，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却是学术界的一大忌，大有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之疑。1961年初，陈毅同志提出写一部《蒋介石传》，要求“研究一下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何从联共走向反共，这个研究对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是有积极作用的”。(刘炼:《风雨伴君行》)当时，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何干之。
很遗憾，“在他(指何干之)着手准备《蒋介石传》时，情况又因政治因素发生了变化，在讨论如何写这部书时，所里(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人提出:现在刚经过反右倾运动，‘左’风仍未停，而文化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难得幸免，研究所并不是避风港，也不是世外桃源，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写《蒋介石传》，如果有人说你替蒋介石树碑立传，就成了政治问题，干之则认为，应当允许实事求是地写。鉴于以往的经验，实事求是又往往被认为是保守，蒋介石是十分敏感的人物，史学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这部书如果只是简单地丑化一通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结果还是改题目，改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在既写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联共、反共的历史道路，也写民族资产阶级由中立走向革命的历史道路，检讨中国共产党对各派政治力量的政策得失。”可叹，即使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为名的书亦未能完稿。何干之很感慨地说:“这本书是外交部陈毅同志建议写的，毛主席、周总理一直强调要研究敌我友三方面，我真想把它完成。”
避免蒋介石研究中常出的一些偏差
在当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著作中，有些著作可能出于迎合图书市场，或出于标新立异，也可能由于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读多少资料)等原因，常出现一些偏差。如有的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缺乏认真的研读。像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一千五百多万字，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百多卷，这些都是研究蒋的宝贵史料，但从目前出版的书刊来看，有的史实有出入，有的观点明显值得商榷，显然没有读过这些史料。
再如，有的著作在对蒋介石的基本定位上发生游离。现在，虽然一般不用“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来指称蒋介石，但应当看到，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第一把手的蒋不把心思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上，不去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即使在日本侵华扩大、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也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发动新的一场内战。所以说，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只能是，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反动人物。而有的著作在定位问题上发生偏离，说什么要“冲破一切禁区”、“超离政治学”，说蒋介石如何注重礼仪，如何体察民间疾苦，如何节俭简朴，甚至说他在台湾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等等。这些都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有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
方永刚在书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如在写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剿共”，还是抗日？方永刚剖析了蒋的内心世界，认为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其真实想法是“‘剿共’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也不能丢”。于是蒋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子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方对蒋当时的复杂心态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李庆这样评价方永刚的这本书:许多同题材书爱标榜“全面、客观、公正”之类的字眼，方的这部书不逊于其他书，不攒、不堆砌材料，从一个解放军高级教官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
对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给予肯定。
方永刚在很多细节上很下功夫，他不仅着重用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的熏陶、蒋在安葬母亲时的悲情、逃往台湾前夕的无限感慨、传统文化对蒋介石世界观的养成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突出了蒋介石的“一个中国”立场，强调他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统一，如在描写与美国的合作时，也把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出来。同时，方还把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凸显出来，不像有的蒋介石传记只是浮光掠影地轻描淡写。
如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势头，从深层次看，这种对蒋介石的全盘否定，实质上是“台独”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方永刚在书中对蒋介石在台湾有一个总结，认为“蒋介石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及时地、严厉地打击台独势力。蒋介石在台湾27年，第一，他反对‘两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
再如写到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永刚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王阳明就极为推崇，逃到台湾后，他将所居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86岁高龄的蒋还为“船山学会”颁词说:“王船山先生是我们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尽理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人心……”但方永刚明确地指出，蒋提倡研究王阳明一是为了反共的需要；二是为了维护在台湾的地位。所以，方还不无反讽地说，“王船山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他能帮蒋‘心想事成’吗？”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对其学界颇多争议。方永刚在《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一书中，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藉自信和勇气，凭藉权谋和激情，凭藉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铄今、空前绝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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