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台北6月14日电／台湾联合报今天社论说，自去年底金融海啸发生迄今，台湾的经济数据就一路惨绿。过去这半年当中，进出口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三成、四成都已经不是新闻。一开始，“内阁”财经官员都还面色凝重、颇为自责，但是当坏消息接二连三、习以为常之后，似乎大家都麻痹了。这让我们担心：此次金融海啸与深度衰退，会不会在摧残台湾经济的同时，也扭曲了政务官的责任伦理？
在直觉上，大家都知道台湾经济低迷或可归因于外在环境不好；但在概念上，操之在人的外力与操之在我的努力、能力，本即难以区分。以民间企业来类比，政务官就像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想尽办法提升营运效率，但是最后结算时，老板自当概括承受后果，不能把公司亏损的责任推给市场不好或员工偷懒。同理，如果外在环境不好就能当然合理化政务官的免责，那么责任伦理四个字也就形同具文了。
社论谓，台湾人民最感念的“总统”是蒋经国；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经国先生主政期间政务官的责任表现。在1977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彦士因为苏澳载运学生的船只沉没造成三十余人丧生，而立即辞职。1979年台美断交时，“外交部长”沈昌焕也辞职以示负责。其实任何人都知道，学生安全固然是“教育部”督导的业务，但沉船与否绝对有几分运气，未必与教育当局有关。蒋彦士当初若要力辩，也是可以义正辞严。再说台美断交，那更是国际大势所趋，难以转圜，但沈昌焕时任“部长”，无论如何就是得辞职负责，承担责任。此外，大家都盛夸“前副总统”连战是福星，因为他在“交通部长”三年任内都没有摔过飞机，而其他因飞安事故辞职的“交通部长”，却是时有所闻。政务官不能以“时运不济”脱卸其责，可见一斑。
为什么政务官负责便得辞职呢？没有轻微一点的惩处做法吗？依法依理，确实没有。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法明文规定，一般公务人员的处分包括撤职、休职、降级、减俸、记过、申诫六种，但政务官就只适用申诫与撤职，没有任何“薄惩”的灰色地带。法律之所以会如此规范，也是希望“国之大臣”能一肩揽下成败大责，要展现士大夫的风骨气度，而不去争辩难以区分的不可抗力因素。“国家法律”既然这样规范，人民期许政务官应知承担，也是合理合度。
社论又说，政务官的责任伦理，是不是一定要推论到“凡摔飞机‘部长’就必然下台”的地步，是可以斟酌的。但是相反的，如果财经“阁员”以金融海啸为挡箭牌，合理化台湾所有惨不忍睹的财经数据，连一点承担责任的态度都没有，人民恐也难以接受。更何况，经济衰退席卷全球，台湾却比其他情境相似的国家受创更重，那就更难自圆其说了。以一月至四月的进出口情况来看，台湾的衰退幅度比星、港、韩都要大，绩效在四小龙中殿后。标准普尔月前公布信评，台湾是全世界重要“国家”中唯一遭到调降评等的。台湾今年一至五月税收短少极为严重，但行政当局却一直在减税。这些“比烂”的业绩，难道也能因金融海啸而卸除责任？
政府高层也许会替“阁员”们缓颊，说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台湾的经济会更惨。也许确实如此，但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证明的论述，也不合乎责任伦理的基本观念。至少，蒋彦士当年不会向经国先生说：“如果教育部长不是我，会有更多学生丧命。”政务官的责任是个态度问题；如果连政治责任都要沦落到ＣＳＩ犯罪推理一样，一定要把某人的过错归纳到再无推托狡赖的余地，那么我们讨论的对象恐怕就不是“国家重臣”，而是匹夫匹妇了。
社论认为，戒严期间一艘小船遇上中型灾难，就辞了一位“部长”；民主时代经济巨舰面临灭顶海啸，却未见一人负责。政务官如果不负担经济成败的责任、却只转手一○一董座的分赃公文，这样的对比，实在也是太超过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