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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政院”新闻局长、前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中评社 倪鸿祥摄） |
中评社台北11月22日电（记者 倪鸿祥）今年是保钓运动发起五十周年，前“行政院”新闻局长、前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邵玉铭在保钓研讨会上表示，现在日本经济对中国大陆仰赖甚深，如中国政府施以经济压力， 日本可能愿意和中国谈判钓鱼台问题，希望中国政府能对日本采取积极交涉的作为，除对中华民族有所交代，也对当年在美国为保钓而努力的数千人的一点回馈。
“第七届光复钓鱼台行动论坛”21日上午举办“保钓运动发起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主持人为台湾钓鱼台光复会理事长、东吴大学名誉教授刘源俊，马英九，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钓鱼台教育协会理事长陈美霞等人受邀致词。
邵玉铭下午参与研讨，以“保钓谈中国知识份子的问政态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题提出六点看法。
邵玉铭分析，第一是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的对象不应该只限于国家或者是政府，广大的人民才是更该关切的对象。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台湾在民主上，香港与新加坡在经济上，还有北美等地高级知识份子在专业上，都应该“化作春泥更护花”来灌溉祖国的土地与人民。
他指出，第二是民主素养问题。过去两岸的留学生经常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互相对骂，1971 年 9 月他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就曾和沈君山一起遭到一、二十位 左派的学生包围、大声斥责，而且几乎要拳脚相向；当然，右派留学生也会质疑沈君山的思想、立场，差点大打动手，可见当年在美国左右斗争之激烈，这使他想起胡适在 1950 年代所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实在明智。
他说，第三是追求知识问题。当年知识份子对追求知识的轻慢，许多人辩解当年对中国认识不清，是因为当年在美国的中国资讯不足，他不能同意，因为他在 1968 年到 1971 年，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和电视都看得到许多资料，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先知先觉”。知识份子对读书不求甚解，或者偏执一个理论而罔顾其他，在保钓运动也有一个例子，时至今日有人对保钓历史的诠释， 还是比喻失当，例如有人认为保钓及统一运动刊物开启了两岸的大和解，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邵玉铭表示，第一、保钓运动中所出版刊物，绝无所谓“两岸的大和解”的讯息。1978 年中国大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方面带来极为惊人的成果，这是两岸和解的一个基础。1987 年台湾解除戒严、开放老兵探亲，台商开始进入大陆。2005 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到马英九上台，两岸共同建造的和平架构，这些发展才是两岸大和解的原因，与保钓及其刊物无关。
邵玉铭指出，第四是政治行为的标准与伦理问题。知识份子问政的标准应是一个标准，不可以对不同政府采用不同标准。保钓人士注重的是钓鱼台主权归属和民族尊严，而当时台湾政府的燃眉之急是如何维持联合国席次，对钓鱼台问题，政府只表达立场而未有较大动作，这就造成学生与政府立场互异的结果。
他说，事隔四十年，大家可以平心静气来评论这件事。当年政府未与日本协商钓鱼台主权争议的理由当然是不愿开罪日本，以免影响日本对台湾在联合国席次之支持。
邵玉铭表示，第五是知识份子风骨问题。在保钓期间，大家好像都在比赛，谁最爱中国、谁最爱中华民族，而每个人对这两个问题都发表了不少言论，但时间是最好、也是最公平的裁判，四十年后可以自我检验。他对当年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士，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心口如一”，不要当年“爱中国”、“爱人民”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到后来忘诸脑外。所以无论今日身在何处，当年保钓时对国家与民族的心志都应永存心怀。
邵玉铭指出，第六是如何解决钓鱼台问题。钓鱼台问题解决只有三途。第一、中日双方因为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将此问题交由国际法院予以仲裁。但是，钓鱼台目前在日本控制之中，日本对于仲裁的结果并无信心，所以一定不会接受仲裁。
他说，第二、中方以武力夺取，此亦不可能。第三、中日双方谈判。
邵玉铭强调，日本 1895 年占领钓鱼台，日本标榜“无主地先占”之原则而取得钓鱼台，此一主张实难以在国际法上成立。第一、日本从 1885 到 1894 年间，日本政府内部有十余份官文书显示，日本外务省知道钓鱼台并非无主地，所以不准琉球县前往钓鱼台列屿从事任何侵占之行动。
他指出，第二、日本 1895年占领钓鱼台后，并未依照国际法予以公告，也未在该列屿作任何建置。
邵玉铭表示，今日日本经济对大陆仰赖甚深，如中国政府施以经济压力，日本是可能愿意和中国谈判钓鱼台问题。不过即使谈判，对钓鱼台主权归属双方恐仍无法达成协议，但是中日双方共同开发钓鱼台海域及其资源应是可行的解决之道，希望中国政府能对日本采取积极交涉的作为，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有所交代，二方面也算是对当年在美国为保钓而努力的数千人的一点回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