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领域
闽台社会领域融合，是经济领域融合过程中外溢效应的体现。相对而言，社会领域的融合在主体上存在多元化，是一个由政府、两岸人民、非政府组织多方共同参与，通过长期、反复博弈，最终达致优化的合力治理的过程。
社会领域的融合发展，核心在于为台胞社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聚焦的法律权利主要包括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社会保险权、工作就业权、住宅权、社会救助权、社会优抚权等。2020年8月17日通过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方位推动高品质发展超越的决定》中就深化社会领域融合提到“坚持‘非禁即享’，推进各项惠台政策落地，进一步研究更多促进台湾同胞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享受同等待遇新举措，逐步为台湾同胞在闽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19〕《决定》中所涉权利，就是台胞在闽社会权保障的核心议题。按照“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政府部门应减少“观念藩篱”，提升城市系统管理水平，为在闽台胞社会融合扫清障碍。
从制度建构角度来看，在台湾地区，“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法律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捐款流向慈善团体”。〔20〕如果法律上能为慈善团体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一方面可以提高台胞群体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财富互助利用率，另一方面也能与政府承担的民生保障职责形成有效的互补。
4.文化科教领域
目前，福建省人大所制定的涉台文教专项立法只有两部，即《福建省招收台湾学生若干规定》（1999年制定，2010年修正）以及《福建省促进闽台职业教育合作条例》（2015年制定）。除专项立法外，还有其他立法中包含的涉台条款，例如：2009年修订通过的《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对涉台文物的保护；2012年制定的《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在第六章专门规定了闽台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2017年制定的《南平市朱子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第31条规定了涉台朱子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容。
为进一步规范两岸文化科教领域融合发展，建议开展调研，研拟闽台文化交流、文物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文化交流相关性议题所涉法律问题的地方性法规。
（三）健全政府和社会法治，探索闽台地方共同治理模式
多层级共同治理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治理模式的新政策制订、执行和裁判工具。在该模式下，政府权力与社会需求可在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及共同合意基础上实现相互协调和治理创新。因此，强化两岸非政府组织及台胞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无疑应成为制度努力的方向。在涉及闽台融合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科技信息发展、卫生医疗保健、贫困群体救助、教育文化促进等领域，可考虑给予闽台两地非政府组织及台胞更多的社会治理参与权及受益权，以促使闽台融合法治化在非政府组织及台胞的多层级共同参与的具体实践中获得长足发展。
在台胞个人参与社会治理方式上，福建省已有诸多有益的尝试。〔21〕台胞在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乃试图以有效和合理的方式，通过个人、家庭与社区参与社会治理及公共事务，以增强居民认同感，累积互信互惠的社会资本。在制度上，台胞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社区治理，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故而，政府推进发展意愿较高，所取得的社会示范效果亦较为理想。
另一方面，尽管闽台两地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公共治理领域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但仍存在规范层面的不利于其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合法主体身份获得不易。201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施行以来，台湾地区非政府组织入闽开展活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但仍然存在难以确定业务主管机关、实质准入条件不明、登记注册难的问题，从而影响其获得合法的主体身份。在闽常住台胞自发组成社团，同样面临着法律层面的登记注册制度限制较为严格、手续繁多、合法主体身份获取不易的问题。客观来看，只需在社会团体的信息公开、资金运作、项目活动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管，对其从事的社会公益活动建立科学的外部效益评价机制，就能实现对社会团体的合法性管理，同时，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力，有效参与地方治理，实现深度的闽台社会融合。事实上，有些地方开始着手台湾人团体的合法登记、管理辅导事宜，使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具有更多的路径通道，加快两岸融合进程。
三、余论
“两岸融合发展作为一种建构型理论，基本上是以政策为先导而产生的。”〔22〕在复杂多变的两岸形势下，两岸人民要实现在一方水土上长久的社会共生，融合发展，建立共同家园，必须要走一条“崇法务实”的现代法治之路。法治的目的，恰在于建构两岸人民之间理想的沟通条件或环境，实现共同治理对话，共谋未来发展。
福建省具有对台工作的独特优势，是全国对台工作“先行先试”的重要实验平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制度因素是影响台湾居民在祖国大陆作出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规范化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对台湾居民前来经商、就业、定居等行为有着显着的正面影响。在当下的政治与法律环境下，福建省对台工作“法治化”新理念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因应福建省对台工作前沿问题，勇于担当，创新实践，积极探索全面深化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注释：
〔1〕《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http://www.gwytb.gov.cn/wyly/201901/t20190102_12128140.htm
〔2〕《在福建团，习近平提出这些殷切希望》，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9-03/11/c_1124220118.htm
〔3〕李林：《法治的理念、制度和运作》，《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
〔4〕夏锦文：《区域法治发展的法理学思考——一个初步的研究构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5〕周叶中，段 磊：《论“法治型”两岸关系的构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6〕陈金钊：《法治及其意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
〔7〕周丽华：《对当前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思考》，《现代台湾研究》，2019年第6期。
〔8〕Klause Stern, Das Staatstecht der Bundestepublik Deutschland, BandⅠ, 1984, S. 936f。
〔9〕马长山：《“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检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
〔10〕庞正：《法治秩序的社会之维》，《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
〔11〕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1984).
〔12〕刘国深：《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4期。
〔13〕立法前评估是指立法机关或者其他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标准和方法，对某项立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规范的内容的必要性以及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等所进行的评估。
〔14〕立法后评估则是指立法机关或者其他机构，在某项法律、法规实施一段时间后，对该项法律、法规实施的实际效果、社会影响以及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等所进行的评估。
〔15〕参见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201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和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16〕黎娟：《“试验性立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以我国<立法法>第13 条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
〔17〕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18〕《<昆山试验区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载江苏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网，http://www.jsstb.gov.cn/special/15thtech/bhyw/201903/t20190305_12144263.htm
〔19〕《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方位推动高品质发展超越的决定》，载福州新闻网，http://news.fznews.com.cn/dsxw/20200824/5f4304cfd8ce1.shtml
〔20〕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
〔21〕事例包括：平潭综合实验区聘任台胞为管委会干部，法院聘任台胞担任陪审员、调解员，仲裁机构聘任台胞为仲裁员，厦门海沧区聘任台胞担任社区主任助理等。
〔22〕刘佳雁：《两岸融合发展: 政策内涵及价值体系》，《现代台湾研究》2018年第2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1月号，总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