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规避风险隐患。“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存在技术和社会潜在影响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对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潜在风险持续地开展研究和预判，确保人工智能健康稳健发展。”曾毅指出，现在一些技术开发者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通过创新为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对相关的风险不重视或无意识，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隐患，希望《治理原则》的发布，推动“自适应”的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对全人类、全社会及自然生态有益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原则写在纸上，最终希望能写到每一个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和使用者的心里。”他说。
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促进包容共享。曾毅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使能技术，应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更应该正视发展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说，“人工智能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同时在发展中缩小地域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这符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需要。”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开放协作。“很多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工智能可能也面临着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就需要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研究和对话。”薛澜表示，只有在充分尊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实践的前提下，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才能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今后还将根据变化进行调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量全球领先，企业数量等多项指标居全球第二位。在李仁涵看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需求迫切，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水平都有显着的提升，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我国人工智能的较快发展。
曾毅认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在提升。“在数据隐私、安全治理方面，相关部门和全社会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他举例说，“以《治理原则》提出的‘个人数据授权撤销机制’来说，在全球来看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概念。这说明，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是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来推进的。”
“考虑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按照渐进性的思路推进人工智能的治理。”薛澜表示，《治理原则》是一份框架性文件，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主要发挥宏观引导作用，今后还将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进行充实和调整。在薛澜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发布的《治理原则》，也为今后的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而立法的周期较长，因此也很难只用法律框架来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就需要相关的原则准则、行业规范，包括从业者的自律，来协同推进其健康发展。”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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