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质询的部分，伯恩斯更是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一面。在中美关系最敏感、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面对4位国会参议员的质询，伯恩斯抛弃了原先美国职业外交官传统的迂回婉转的官式回答，大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有责任加大对台军售，并在西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威慑力。他甚至露骨地将之称为“一个中国政策的旗号或保护伞下”，阻止大陆动武，帮助台湾自卫的“最佳方式”。
中方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础，而一中原则的基石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虽然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美方自行添加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但在官式回应中基本上都会带上“三个联合公报”，尽管近两年来美方经常将“台湾关系法”摆在了三个联合公报之前。
全场听证会涉及台湾议题时，伯恩斯不下十次提到“台湾关系法”，偶尔提到“一中政策”，却没有提到“三个联合公报”，唯一提到的却是“三项联合声明”（three joint statements）。伯恩斯上世纪90年代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后来又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不可能不清楚美国官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式表态，但他依然自创“三项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和约束性，远低于“联合公报”，这是任何有国际关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
作为要去北京赴任的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伯恩斯在最敏感、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大谈“台湾关系法”，不提“三个联合公报”，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