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您判断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会加速跟中国打“新冷战”是吗？
王勇：我们中国的立场很清楚，中美必须合作，没有别的选择。中美必须要共存，而且中美现在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尽管经过了过去8年的竞争、冲突、贸易战，中美相互之间仍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客观上讲两国在这样庞大的贸易关系中都是受益的。与此同时，在地区和全球性的事务当中，中美之间也有大国共同的责任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共同的繁荣，中美双方也可以从这种地区安全和稳定当中获益。中美之间必须要合作，这是中国的立场，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些超级鹰派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和中国是不同的，他们认为中国恰恰是引起美国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中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发展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我觉得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美之间还是要进一步地、很快地进行直接沟通，展开中美双方的合作清单，尤其是中国在这方面可以主动作为。
中美可以合作的清单是很长的，比如有关芬太尼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司法、科学的合作，人文交流等等，我们都可以把具体事项列出来。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是超级鹰派，不瞭解中国，对中国非常不信任，但是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中间的立场观点也是有差异的，有人更注重国内问题，有人更注重与中国竞争的问题，有人是要真正打垮中国的战略脱钩派，但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交易派，特朗普本人可能会更倾向于交易，从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无论如何，中美之间要尽快接触，借助于比如说像马斯克或者说其他的渠道来进行，两国领导人也可以尽快见面，这样的话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一种缓和作用。为了促进可能的合作，中方可以罗列广泛合作的清单，作为与美方接触磋商的基础，影响美方团队对华认知，提升理性派在执政团队中的影响。
中评社记者：我们经常说特朗普是不可预测性非常强的一个人，也是有交易性的一个总统，您觉得对比第一任期，他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方面会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吗？
王勇：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跟他的个性有关，在施政当中，他更多的是凭借个人的意志在发挥作用。比如说第一任期时的推特治国就反映了他的随意，相反他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政府顾问发挥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小一点。我想第二任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他很快形成了执政团队，而且战略目标也比较明确，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块的具体情况，但是他的对华政策肯定是更多体现出他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理念，同时也反映出他多变的个性，并在之后持续体现，他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应对这个问题和特朗普本人直接打交道，两国领导人之间、各部门之间都要建立联系的机制。
拜登和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拜登政府强调了两点，一个是要跟中国竞争，目标也是中国，不能放松。第二个是说中美之间一定要建立沟通的渠道，预防最坏的形势发展，中美之间要避免战争。特朗普这个团队虽然是超级鹰派，但我想对他们来说，跟中国进行战争的意愿可能也不会那么强烈。但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他最后的布局是什么，如果集中他的资源、兵力放在中国的周边，压迫周边的国家“选边站”，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负责任的怂恿，任由“台独”发展的话，就有可能加大中美之间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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