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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遍布中国南北，中国民众更多地受到宗法宗族观念的影响。 |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离不开亲身参与这个过程的广大民众，而宗法宗族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
其中，宗族在很早就是带有军事特征的组织，在冷兵器时代，组织与团结起来与自然世界和社会力量进行对抗，是保障生存的有效方式，长期积淀，就形成组织性、纪律性、服从性、忍耐性、忠诚性、团结性、集体主义精神、约束力、分工与协作等文化基因。而上述九大特质，无疑在适应工业社会的规模化、标准化大生产，提供大批服从守纪、吃苦耐劳、分工协作的产业工人方面，颇有裨益。
宋以后普及型宗法宗族理论与制度、思想观念与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并非仅仅对宗族内部的一般性结构进行调整，还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形成肯定能力、鼓励竞争的文化基因的重要作用。这种变革能够通过整合宗族资源强化教育、鼓励基层族众积极参与科举、通过肯定能力与鼓励竞争推动宗族竞争力的提升、通过鼓励打破既定格局而诱导新生力量积极努力优化宗法宗族的权力结构、通过鼓励与刺激底层民众积极向上流动争取皇权更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进而促使全社会内生创新发展的动力。宋代科举完善等措施使得全社会包括宗族高度重视能力与竞争，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都是出现在宋代。
第三，宋代科举取士的完善，使得底层获得通过学习知识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宗族为了发展壮大高度重视科举，重视教育的信念与行为经千年积淀逐渐成为根植于中国人体内的重要文化基因。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多年培养了大约三亿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人才，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丰沛的优质人力资源；
第四，以《历史的终结》而成名的福山，后来特别强调了国家治理能力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而国家治理能力并非强势领导就能提高，必须有与其领导方式相适应的大量民众的认同；而双方因为具有共通的文化基因，在利益同向的状态下能够形成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清代宗族普遍实行的宗族领导者是由“遴选”和“公举”产生，之后赋权强势管理。这种宗族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雏形，中国民众对这种方式的习以为常也是出于对文化基因的共享。
不仅如此，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宗法宗族观念的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与集体主义精神，还在当时缺乏重商主义政府的状况下，能够通过宗亲聚力兴业，共同抵御政经风险，对中国大陆重夯初始工业化基础，发挥了重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