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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王平（中评社 梁帆摄） |
那个阶段，香港不仅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四大经济支柱除了地产，还有航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而金融中心正是因为有了航运和转口贸易才有了坚实的支撑。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中的航运气势宏大，曾经多年蝉联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无论形态、理念还是规模，都令世界瞩目。而转口贸易，受益于内地工业化进程与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为香港经济赚取了大量利润。但是随着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两个支柱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已经不再具备优势甚至落后了，且成本居高不下。前几年被视为新的经济支柱的旅游，其实主要的支撑来自内地游客。客观地说，随着内地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无论航运还是贸易，香港在中国的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条件对香港支柱产业的塑造，也随着特殊政治条件的改变而弱化了。香港对国家整体战略的影响，有越来越单一化的趋势，金融服务业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独秀。
第三，中美进入极限相持阶段。美国精英层很明显已经形成共识，就是未来唯一可能动摇美国世界第一地位的祗有中国。如果说1980最早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里根更多地是为了感性的吸引，2016年特朗普则用这个口号表达了与中国争斗到底的决心。王平说，在2019年11月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就以“极限相持”为标题描述中美之间已经展现的这种状态。所谓极限相持，简单而言就如同两个长跑选手，在靠近终点且难分胜负的时候，缠斗是最激烈的：因为双方都有机会，所以都会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限，极尽所能压制对方。在这个胜负尚不明朗的“极限相持”的阶段，双方的争斗欲望最强，也是最容易出现冲撞等意外的阶段。祗有当双方分出高下、拉开距离，这种“极限相持”的强度才会下降。而西方领导世界几百年的历史终结者也很可能是中国，参与“极限相持”阶段缠斗的将不仅仅是美国，美西方联手遏制中国复兴的态势也很明显。
第四，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了。香港经济规模占国家总体经济规模的比例大幅下降，据相关资料，1993年香港的GDP占当时中国内地GDP的27%，如今应该不到2.7%。就是说，香港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变了，全球化时代高度有利于航运与转口贸易的国际环境也变化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强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香港。而在香港的航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这两个经济支柱弱化，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与内地没有太大直接关联的情况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是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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