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还会面临来自外部的竞争。我们讲爱国治港不是清一色，而随着反中乱港者出局，一些香港社会忠诚的反对派和忠诚的中间派可能会去承接一部分过去反对派选民的支持。我相信在未来香港的选举中，一些温和反对派和中间派得到的选票有可能会有一定比例上升，而这些人得到的选票并不一定是他们选民的基本盘，而是由于一些支持极端候选人的选民没处投票，所以只能往偏中间的光谱转移。那么这些人未来可能会收获一定的政治利益，通过爱国者资格的审查，进入特区的管治团队。我接触过这里面一些人，相信他们在新的法律环境下，也有服务香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诚心和能力，而他们展现出来的专业性和代表性，对建制派构成了外部性的竞争。这其实对香港政治生态的演变也构成一个良性的推动力。那么对建制派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怎么样做到贤能，怎么样适应内外竞争的新环境，脱颖而出，相比较而言，比原来环境里面的要求提高了，被关注的强度增加了，可以推卸责任的余地也变小了。这是真正的锤炼。塑造香港真正政治人才的新时代到来了。
新香港人参政会给传统建制派一些敲打和压力
中评社记者：紫荆党、香港新方向等以内地港漂为代表的政党组织近期迅速崛起，您如何看待这股新港人势力未来在香港政治版图中的发展前景？如何看待他们的出现对传统建制派政党的影响？
田飞龙：以往新香港人不太参与政治，在政治上的表现也不够活跃。以紫荆党、香港新方向的出现为代表的新香港人参政现象其实与2019年修例风波有关。在修例风波中，香港建制派与特区政府并未维护好新香港人的利益，许多有内地背景的香港人被围追堵截，流血又流泪，确实是一个政治悲剧。新香港人虽然有专业知识、有地位、有能力也很能挣钱，但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缺乏代表权，在危急时刻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政治代表上的空白。如果新香港人不能在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每次选举的时候就只能去支持香港本地建制派的候选人，这对香港民主政治、对于香港爱国者治港而言是一种结构扭曲的形态。
紫荆党和香港新方向等政党组织是新香港人依据基本法正当参政，进行民主政治权利和利益诉求表达的一种实践通道的探索。这是新香港人合法的权利，他们是香港永久居民，有基本法所允许的参政组党的权利。此外，新香港人参与政治也有利于给传统建制派一些敲打和压力，来自新香港人提出的利益诉求可以让香港建制派在政治上回应负责的范围面更宽更广。
因此，紫荆党、香港新方向等政党组织的参政倒不在于未来可以斩获多少立法会议席，而在于作为代表香港新社群的力量、代表一种监督性的声音，他们能够为香港建制派的政治成长、为香港民主责任政治的成熟带来一些压力因素和良性触动因素。
就紫荆党本身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些论述，我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紫荆党党纲中提出“无问西东”，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概念。“一国两制”如何可以“无问西东”？“西”就是“西”，“东”就是“东”。在国安法之下就更加清晰了，香港一定是“东”，立足于一国之下的“两制”面向“西”，有清晰的原则、根据和方位。如果再“无问西东”，就是政治上的幼稚病，是中间派的一种偷奸耍滑的表述。在爱国者治港意义上“无问西东”的阐述表现了紫荆党在政治认知上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再比如，紫荆党还讲到，“一国两制”百年不变，这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邓小平虽然讲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但前者有基本法上的明确规定（第5条），后面的提法却并未落实为具体政策文件或法律条款，而只是一种理想性的愿景，是理想状态下可探讨的一种政策余地，并不是定型化的既有政策。到2047年之后到底会怎样，中央并未做具体决定。未来如何其实取决于“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具体实践和效度。“一国两制”是有一个国家理性在内的，要看2047的香港对国家是否还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如果2047年香港的独特作用消失了，那就应该尊重那个时候香港的实际地位，给其合适的法律上的身份。轻率地称“‘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变”不仅在中央政策文件中没有依据，也不符合“一国两制”中国家理性动态演变的规律。
当然，这些作为紫荆党提出的具有一定超前性和创意性的主张，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香港社会自由多元政治表达的一种。紫荆党的政治主张中也触及了一些青年政策、住房政策等，这其实可以将新香港人的声音加入到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宏观政策的讨论中，具有民主政治上一定的可观价值。至于新香港人未来政治空间到底如何，仍将取决于香港政治生态的具体竞争演变及中央治港的大局思考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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