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与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反应不同，不是采取“两面下注”的模糊性的对冲政策，而是实行总体上制衡而有时对冲的政策。这是由日本的地区强国地位以及日美同盟特殊关系等因素所决定的。2012年到2017年期间，安倍政府在“俯瞰地球仪外交”下，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远交近攻，携美制华，中日关系严重恶化。2017年之后，鉴于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制衡中国的政策难以为继，日本转而积极强调中日两国要从此“化竞争为协调”，甚至高调宣称中日关系“进入协调的时代”。的确，此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但这只不过是日本因应国内外环境变化所做出的策略性调整。事实上，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取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中日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中日接近”更不意味着“日美乖离”，要认清中日美关系的表象与本质。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如果把中日或中美之间的矛盾看作是“敌我矛盾”，那么日美之间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关键时刻或关键问题上，日美甚至日美欧必将联手对付中国的。
黄大慧指出，拜登上台之后，宣称要修复与其盟友的关系。对此，日本方面抱有特别高的期待，试图借机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幷构筑遏制中国的反华统一战战。长期以来，提及日美同盟关系，人们往往用“美主日从”来加以形容和表述。然而，近些年来，日美同盟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以来，日本在日美同盟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从近期日本的对华表现来看，主张“协调”的少了，强调“竞争”的多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中日关系仿佛再现2018年前的“竞争性”状态。据此，是否可以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发展趋势宣告结束了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循环过程，现在是否又陷入“恶化”境况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关系恐怕难于摆脱这种循环。
再从中日韩关系的视角来看，面对中国的崛起，韩国和日本的反应和战略选择是有明显差异的。与日本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幷采取积极制衡政策不同，韩国总体上把中国发展作为本国发展机遇，幷尽量采取“两面下注”的模糊性的对冲政策。韩国方面最近明确表示，美国是韩国的最大盟友，中国又是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韩国在重视韩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也会尽量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也就是说，韩国虽然与日本同为美国的盟友，但这幷非意味着韩国对华政策与日美步调完全一致。当然，也要看到，在拜登政府的强压之下，韩国在中美间的“平衡”政策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不排除进一步倾向于美国的可能性。
展望未来，黄大慧表示，随着影响中日关系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因素，仍将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历史问题，第二个十年是钓鱼岛问题，那么第三个十年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此番日美首脑会谈声明，自1969年以来时隔52年重提台湾问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