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消费率偏低
文章称，与其他同等收入阶段国家相比，中国储蓄率偏高。中国储蓄率明显高于其他可比国家。在当时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与目前中国人均GDP相当时，其储蓄率都低于中国。即使与同为东亚经济体的韩国相比，在人均GDP大约处于同等阶段的时期，中国储蓄率也要比韩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
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多重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倚重投资。二是预防性储蓄比较普遍。三是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突出。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不少消费体现在了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上，这导致国内消费率被低估。自2009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体呈扩大趋势，其中旅行项下的逆差是主要来源。又比如住房问题，过高的房价会抑制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四是传统文化和代际财富传承的影响。但储蓄水平持续过高可能造成市场萎缩、经济下滑，尤其应避免储蓄流向低效率的投资。
五、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显现
文章强调，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城镇化率加速上升期进入了城镇化中后期。从国际经验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更多体现。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也呈现相符趋势。
一是中国消费已显现出结构转型和升级换代的趋势。例如，新能源车的研发和普及，就体现了绿色消费理念。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约567万辆，较上年增长90%。又比如，中国于2017年提出“房住不炒”，2020年底开始施行“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这些也都有利于资源更多流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外，服务消费的比重日益增加，教育、旅游、医疗、娱乐文化、智慧养老等服务型消费需求攀升。
二是消费对投资的牵引作用初步显现。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在讨论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机理时所提出的，消费能够从需求侧为投资寻求合理的方向，是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避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导致的产能过剩现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消费需求与产能利用率的联动变得密切。低迷的消费需求会滞后影响相关行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的产能利用率会抑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而消费的稳步回升则会带动产能利用率和企业投资意愿相继上升。
三是目前中国正逐渐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开始进入通过消费释放城镇化红利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截至2022年已累计提升近40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逐渐放缓，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较2021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较快的时期，中国城镇化率一年可以提升近2个百分点。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基于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大于60%时，消费率往往开始走高。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逐渐减速，消费率出现了小幅提高。考虑到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其间所蕴藏的消费潜力巨大。
六、目前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经济修复和预期改善
文章指出，从短期稳增长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疫情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居民部门倾向于增加储蓄，中国消费增速恢复较慢，并成为拖累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消费提升有赖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涉及到亿万微观主体，较为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但增加投资相对可控、见效更快，对稳增长起到支撑作用，缩短经济恢复内生增长的时间。这也有助于改善预期，进而促进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理论上讲，消费受到预期收入和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需求的共同影响。根据预期收入假说，消费支出主要不取决于消费者的现期收入，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不是依据当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进行消费。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个人消费的安排是从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收入、储蓄、财富等因素来统筹考虑的，也不是简单取决于当期收入，当前消费可能高于或低于当前收入水平。因此，人们增加消费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未来收入预期的稳定性。祗有就业稳定带来收入稳定，消费才能真正增加。
总而言之，尽管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在同一时点，消费和储蓄（对应着投资）是此消彼长的，需要在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取舍，但从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看，消费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在更多方面得到体现，包括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引领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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