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印太经济框架将对亚太区域的长期经济稳定与繁荣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印太经济框架加剧了亚太区域内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亚太地区本身已有较多的自贸协定和相关的经贸合作协定，这些协定之间有相互重合，也有一定的排他性，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样混乱复杂。印太经济框架的出现使区内经贸合作复杂度上升：一是其形式不同于以往的经贸合作框架，未来发展路径也不好预测；二是参与国家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国有较大重合，排他性凸显；三是从参与国本身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的看法来看，也没有一致的目标。上述特点对参与国影响较不确定，对非参与国负向溢出显现，继而加剧“意大利面碗”效应。
其次，印太经济框架没有回应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关切。亚太经济有自身优势，也面临结构性挑战。亚太经济体有着较为充足的储蓄，但是却面临着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需要将区内的资金动员起来，更好地平滑储蓄—投资缺口，提升区内经济体潜在增长率。但是，拜登政府很难向印太经济框架投入充足的经济和政治资本。如印太经济框架中包含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但是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高风险、高投资的特性，拜登政府在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执行意愿仍未明确。
再次，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中断亚太地区的经济转型进程。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价值链的形成多有赖于外需驱动。近年来，随着地区内需不断扩大，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演进，东亚价值链越来越独立，成为北美、欧洲之外的重要第三极。这其中中国的角色凸显，中国已不仅仅是区域价值链生产端的重要一环，在最终需求端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提升和结构转型，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以区内需求而非区外需求为牵引的经济模式将持续使亚太经济更为稳健地转型。而印太经济框架却试图设立部分产业的排他性框架，实现一定程度的外部市场分割，这显然有悖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和价值链调整的客观要求。
最后，印太经济框架无法促进区域的包容性发展。亚太地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得益于其雁行模式的实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从这一模式中获得相应的好处。但印太经济框架却排除了RCEP中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三个相对欠发达的国家，也并不关注区内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印太经济框架关注的高标准议题可能带来区域发展的更大鸿沟。以数字经济为例，印太经济框架主要关注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更加关注数据隐私和技术政策，拜登政府也在试图主导人工智能和5G等数字技术规则和标准，这些标准将很难为欠发达国家所接受，继而扩大区域的数字鸿沟。
其四，印太经济框架存在潜在的政治破坏力，长远来看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区域内经济合作伙伴认为，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政策工具，相反它是一项旨在对抗中国、分离全球化的政治工具。即便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创始成员国，也多表达无意借助印太经济框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印太经济框架被设计成应对所谓中国对地区经济安全“威胁”的杠杆，但是这一杠杆却是以损害亚太国家的互信为代价。当前的亚太地区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印太经济框架无法凝聚共识，只会加剧分化，这将无助于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发展，长期将伤害亚太经济体自身。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杨盼盼（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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