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老赖”、求职者、不法分子寻求各种渠道制作假证，以满足自己的非法需求。长期以来，国家监管部门从严打击制售假证行为，但是网络平台的制售产业链仍旧顽固存在，买卖双方为各自利益不惜“铤而走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表示，随着互联网在全社会的发展与普及，违法犯罪活动也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网络犯罪以其更隐蔽、取证难的特点增加相关部门的查处难度。
刘仁文说，一方面是有需求，另一方面是目前对新出台法律的宣传不到位，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对所实施行为的性质认知不清晰，一些购买假证者甚至以为未触犯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时方认为，不法分子利用虚假身份证明购买车票，开办公司，开立各类手机、银行账户，申请贷款等，进而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驱使买卖假证屡禁不止。此外，网络交易降低了交易主体被打击的风险，不法分子逃避监管的反侦察能力也在不断升级，有的通过先在正规平台、软件发布引流信息，再跳转到第三方平台或软件促成交易，以此来躲避监管，有些交易甚至在暗网通过虚拟货币完成交易。
时方说，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办理业务时对于身份证有效性、真实性核查不严格，是导致假身份证买卖的原因之一。
多措并举从严监管 斩断“黑产业链”
受访办案人员表示，当前除了身份证、毕业证书等证件有网络查询或防伪磁条外，很多证书都没有“刚性”识别手段，通常情况下仅靠查看公章和行文格式是否正确来判断，受害方防不胜防。此外，制假售假人员依靠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快递推销业务，购买假证人员涉及自身利益隐蔽交易，也进一步催生了制假售假黑产业链。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记者，通过平台买卖假证的违法犯罪行为涉及多方责任主体，打击假证必须明确各方责任。一方面，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对平台提供的商品、服务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和审核责任，比如屏蔽违法违规字眼，“但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变种’，即采用黑灰产业链的行话，平台对此需要通过大数据扫描才能及时发现。”另一方面，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向平台举报违法信息，但操作中也不顺畅。
朱巍表示，尽管第三方引流平台较之原发的电商平台审核难度更大、审核力度更轻，但如果接到用户举报，也要履行及时处理举报信息，封禁或限制相关账号的责任。此外，“《网络安全法》和《电子商务法》都对交易记录的保存年限做出规定，一旦出现问题，平台要提供交易双方的流水走向、当事人信息等，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取证，这是平台的法定义务。”
时方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建议公安机关提升网络识别侦查技术，对于买卖身份证的各类电商平台、通讯工具、社交软件、快递物流进行实时监控，为严厉打击、从严惩处提供支撑。同时，还应精准定位身份证使用的活动场景，建立公安机关与其他部门的身份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相关场所业务办理时的身份核验与监管。此外，公民也要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谨防身份信息泄露，更不能出租、出借身份证，一旦丢失身份证应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挂失。公安机关还应尽快实现身份证管理的技术升级，在办理新身份证的同时就让既往身份证失效、注销。
刘仁文建议，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让违法者“一处造假，处处难行”，使买卖假证的双方有所顾忌。同时，还应加大对刑法中新罪名的宣传力度。（来源：经济参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