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19日电／据大公报报道，最近十几年来，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对国外主权基金运作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自身特点，往往掌握着庞大的国有资产，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模式来管理。而在西方现有的以私人产权为主的市场经济中，国有资产的管理经验又比较少，所以像挪威主权基金和新加坡淡马锡基金这样的凤毛麟角，就成为难得的学习对象。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产业政策扶持，各级政府很愿意在产业扶持过程中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加以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这一段时间屡屡组建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介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合肥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早几年在京东方上的投资成功，以及随后的合肥长鑫、蔚来汽车等项目，使其逐步赢得“最牛风投”的外号。
那么，中国政府在寻求国有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建设的最优方式中，能否以国外主权基金作为参照呢？的确，无论是挪威还是新加坡，其主权基金的运作都相当成功。挪威主权基金现已突破1．2万亿美元的市值，近二十年来年均回报率稳定在6％左右。这对于中国政府要求的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标准来讲，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无论是挪威还是新加坡基金管理模式都是市场化的。主权基金从市场招募人才，市场化管理，杜绝了国有企业中的官僚主义习气，从而保障了运营的效率。这方面确实也值得中国学习。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权基金往往来自于小国政府，需要立足于国际市场。在境外寻求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追求财务性质的投资回报率。比如挪威主权基金，发起的初衷是因为该国意外发现油田，政府出于把这笔“意外之财”留给子孙后代的考虑，建立了这个主权基金。这与产业基金的目标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本地的高科技企业，除了实现财务上的高回报以外，还需要关注当地的就业和GDP增长。那么在这两个目标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权衡和取舍呢？这是国外的主权基金没有遭遇过的问题。
推动发展 不能只计回报＜nextpage＞
产业基金的特点与国外的私募天使基金类似，因此也有人把合肥政府的投资行为归类为金融天使基金。但是天使基金来自于私人，尤其是大财团或者顶级富豪，他们有能力承担金融投资的失败风险，特别是这类投资往往具有高失败率。我们在股市投资教育中，尚且警告散户“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掌握着公共收入的地方政府，在投资风险比A股还要高的市场中，又如何扮演好天使投资人的角色呢？其理论基础又在哪里呢？
产业基金似乎更应该与政府的自身职能联系起来，为私人金融投资者铺平投资渠道，解决信息不畅、基础设施建设和厂商协作等难题。而不是越来越像私人资本一样，去角逐金融市场的高风险和高回报。那样的话，道德风险问题就难以回避，一两次的成功不具备普遍推广的理由。
中国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与海外主权基金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国有资产承担了一定的公共属性，而海外主权基金没有这个负担，只需要在国际市场按照传统投资标准运行即可。国有资产需要保值增值，但又不仅仅为了保值增值而存在。如果完全为了在金融市场上获益而存在，那么其实就是取代了私人资本的地位，相当于裁判员下场当了运动员，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前一段时间，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其根据就在于国有资本在经济低迷时期逆势扩张，在非垄断性竞争产业与民营资本争利。这样的观点当然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总体趋势，但也须注意，因为过度强调保值增值带来的弊端，让国有资产回归应有的公共属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