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则逆势坚定维持宽松立场。在全球央行纷纷收紧货币政策之际，日本央行仍继续将短期利率维持在-0.1%的水平，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捍卫其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作为刺激措施的一部分，日本央行表示将于每个工作日在0.25%的收益率水平购买10年期日本国债，预计短期和长期政策利率将保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誓将宽松进行到底。截至6月底，日本央行持有的长期日本国债达到创历史纪录的528.23万亿日元，约占长期日本国债总市值的50%左右。
从日本央行逆势操作背后的政策动因看，与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日本“滞”的成分要大于“胀”，且更多属于能源价格飙升引发的输入型通胀。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认为，为了2%的价格稳定目标，维持当前强有力的货币宽松政策是必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创造一个使企业盈利、就业和工资增长、潜在通胀温和上升的良性循环。
然而，这可能又是一场误判。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传导叠加日本国内宽松政策，日本5月份CPI同比上升2.5%，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水平。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跃升至20年来高点，并且同比涨幅突破9%。未来，随着通胀形势恶化，日本央行可能不得不“踩刹车”，届时空前膨胀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贬值的日元，以及YCC政策目标瓦解下的日本国债市场恐将出现剧烈震荡，给日本和全球经济带来新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通胀持续加大世界经济衰退风险
主持人：未来全球通胀发展趋势如何？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赵硕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一轮全球经济“高烧”起病急，来势猛，虽然当前各国为应对高通胀投下了多剂“猛药”，但疗效如何还有待观察，至少在下半年，世界经济仍可能处于高烧不退的状态。
首先，发达国家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胀”的自我强化机制已然形成。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是西方国家通胀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元凶，目前美英失业率处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低位，欧元区失业率也创出其成立以来的新低，“用工荒”将迫使企业涨薪招人，今年以来，美国非农企业工人时薪连续5个月同比涨幅超5%，英国平均周薪涨幅也基本在5%，3月最高近10%，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将使通胀更为持久和顽固。
其次，供给端调整短期内难以结束，延长了“胀”的时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疫情反覆将继续威胁全球供应链稳定。同时，疫情后各国持续推动供应链“本土化”“多元化”，产业链调整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将长期持续，从而降低全球生产体系效率，增加全球供应链成本和不稳定性。
再次，全球能源转型正值阵痛期，加大治理“胀”的难度。一方面传统能源产能由于前期投资不足而提升有限，另一方面绿色能源供给波动较大，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新旧能源接续过程中的供需矛盾。近年来能源转型方面较激进的欧洲，在去年便遭遇能源危机，至今危机仍未解除。6月初到7月初，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倍，突破每立方千米1900美元。为达到冬季天然气储备目标，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仍将高位运行。
最后，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仍是影响“胀”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使未来局势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美欧制裁使俄罗斯实施报复性减产，全球油价可能会进一步飙升。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未来暴雨、洪水、乾旱、极寒等极端天气对全球粮食和原材料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日益显现，将造成相关商品价格波动加剧，成为全球通货膨胀上升的重要推手。
通胀高烧不退将促使高通胀经济体央行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减速乃至面临陷入衰退的风险。
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遭遇逆风，美国、日本经济一季度出现负增长。5月份以来，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接连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如IMF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2%，较4月份时预测低0.4个百分点，这已是该组织年内连续第三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面对全球通胀压力，多数发达经济体央行已将应对通胀作为头等大事，下半年美联储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7月份加息75个基点；7月份欧洲央行宣布11年来首次加息，将三大关键利率上调50个基点，超出市场此前预期的25个基点。全球央行政策“急转弯”导致的金融环境骤然收紧会加大世界经济“硬着陆”风险。
同时，高通胀持续不退还将加重全球低收入人群生活负担，加大不同人群收入分配差距，进而可能造成部分国家社会动荡，引发社会和经济危机。世界银行近期估算称，全球食品价格每上升1%，就将有近1000万人陷入每天生活费不到1.9美元的“极端贫困”中。2022年全球极端贫困人群预计将达到6.56亿至6.76亿人。今年以来，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在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引发社会骚乱和政局动荡，该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54.6%，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未来该国CPI可能突破60%。随着全球高通胀持续，不排除有更多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的可能。
我国有条件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目标
主持人：面对输入型通胀，我国面临哪些风险挑战以及如何应对？
郭丽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物价一直在合理区间小幅波动。2021年全年CPI同比涨幅仅为0.9%，2022年上半年CPI月均同比涨幅为1.7%，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涨幅为1%，比美国的核心CPI低5个百分点。尤其是PPI已经连续8个月呈现逐月回落走势，6月份已回落至6.1%。PPI与CPI月度同比变化的“剪刀差”已收窄至3.6个百分点，上下游价格运行协调性明显增强。
物价稳则民生稳，这是稳住国内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支撑。我国稳物价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我国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坚决不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为稳定物价总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二是我国努力实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多重目标动态平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维护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随着重点区域产业链复工达产加快，目前国内供求匹配关系总体较为稳定。三是我国一直从“产购储加销”等多环节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长效联动机制建设，处理好常态化建规立制与强化应急处突能力提升的关系。为更好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风险，加强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密切跟踪重要农副产品生产、市场价格变化，及时掌握洪水台风等不利天气和疫情影响，加强研判预警。努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调度，必要时精准投放储备进行调节。充分发挥各地平价商店作用，确保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不脱销不断供。同时，及时发布重要民生商品生产、市场价格信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有效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四是针对不同大宗商品市场结构以及造成市场大幅波动的关键因素对症下药，综合采取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市场期货现货联动监管、做好预期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压实各部门各地方和企业保供稳价责任，确保居民用能和主要行业运行安全。我国产业体系韧性足、产业链条长，国内市场潜力大、竞争激烈，虽然部分原材料价格仍然在高位运行，但是上游原材料向下游传导的影响在逐步衰减，终端消费品价格变化相对有限。
展望下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供应总体充裕，特别是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提供了坚实支撑，粮价稳百价稳，CPI有望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我国虽然面临部分商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压力，但是并没有出现全面通胀的基础，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核心CPI仍在历史低位运行。近期生猪价格波动较大，但当前产能总体合理充裕，猪肉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基础。出行、旅游、餐饮等服务消费逐步回升，但供需畅通、用工比较平稳，服务消费价格保持相对平稳。综合来看，我们有基础有条件努力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的目标。近期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出现明显分化，对我国的输入性影响有所减弱，同时国内保供稳价效果持续显现，加之下半年翘尾因素比上半年明显缩小，预计PPI将延续回落走势。
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看，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反覆受到冲击，叠加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持续发酵，国外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并在高位震荡，客观上给我国带来一定输入型通胀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可能阶段性加剧。同时，由于通胀高烧不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并加快收紧节奏和力度，全球流动性环境发生逆转，给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带来不确定性，也将对我国物价运行产生间接影响。这些都是我国在保供稳价方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的因素。
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在复杂局面下，从容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压实各部门各地方主体责任，全力保障重要民生商品和基础能源供应充足及价格基本稳定。在此基础上，努力保障国内物价平稳运行，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增强市场主体与消费者信心，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物价环境。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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