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从各自发展向整体协同转变。随着全球经贸格局加快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持续，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大。对此，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应该看到，基础设施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确保其安全、可靠、稳定和具有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同时，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深度嵌入经济循环各环节，是国民经济高效循环的基础支撑。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打破区域间、行业间分割，建立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之间加快形成互为支撑、协同互补、融合联动的发展态势，充分挖掘基础设施网络的规模优势和发展潜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四是从以建设为主向全生命周期协同发展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础设施发展进入以建设为主的快速发展阶段，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各类基础设施质量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当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需在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资源要素约束下，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动一批既有利于短期内扩大有效投资，又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项目落地，统筹兼顾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发展需求，推动基础设施改造和升级，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提升运营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提升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提升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协同发展水平。
五是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协同发力转变。国际经验表明，在以建设为主导的传统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由于投资大、沉没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特点，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政府主导，世界上主要国家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均体现了这一特点。随着传统基础设施逐步进入优化提升、全生命周期协同运行阶段，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就需要调动多方面力量。对此，政府应加强跨领域跨部门综合统筹和规划部署，推动政策协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行政壁垒，支持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形成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新机制。
重在取得实效
文章表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注重基础设施发展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把握关键问题，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效。
超前投资和防范风险并举。在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需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科学深化技术方案，强化要素保障措施，扩大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试点范围；稳妥化解存量资产债务风险，有效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履行政府投资项目相关规定和审批程序，有效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完善重大项目风险评估；关注地区性风险差异，加强分类指导，确保基础设施发展的可持续性。
盘活存量和扩大增量结合。优先用好用活基础设施存量，着力推动存量设施发挥功能，避免造成浪费。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可持续、财务自平衡的市场化融资。从提升基础设施网络综合效益和运行效率出发，统筹新建设施发展和既有设施改造升级，切实解决实际问题，避免盲目建设。
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并进。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互促发展，促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提质升级，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变革传统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强化基础设施前瞻性、引领性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综合考虑各类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运营效益，促进各类基础设施协同发展、跨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实现统筹规划、资源共享。
建设规模节奏和发展质量协调。需坚持经济适用，科学合理确定技术标准和建设规模，把握好适度超前的“度”，杜绝片面追求高标准、重投入轻产出等不良倾向，实现基础设施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安全效益相统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