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财政开支结构方面，翟东升指出，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中最重要且稳定的是个人所得税以及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呈下降趋势。通过观察，1910年—2020年美国有效税率及累进性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富人持续减税而穷人增税导致美国有效税率的累进性降低。在财政支出上，翟东升分析了美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在联邦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主要表现为美国国防支出收敛，社保支出保持稳定，而医保支出持续上升。在他看来，美国并不是因为穷兵黩武才变得疲惫，其虚弱和周期性失能或许来源于内部开支结构的严重失衡。医保、医疗体系等项目支出的不断增长如同美国经济社会中不断扩散的恶性肿瘤，大大挤占了美国的财力空间。
而在美国人口结构方面，翟东升认为，意识形态对立与种族矛盾的交错可能会导致美国社会内部出现进一步的严重分裂和固化。美国社会中生活着大量的拉丁人，拉丁人的生育率高且移民率高，有自己的宗教、语言和种族特点。大量的拉丁移民已使美国成为双语社会，而在双语社会中，选举民主的适用性将会大大下降。白人数量的下降以及黑人、拉丁裔、亚裔等人种数量的上升表明美国的种族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白人将成为少数。对此，翟东升也提到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的理论，他进一步指出，帝国的蛮族化往往是帝国崩盘之前或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化。
翟东升还解析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与游说。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美国逐渐从制造业立国转变为服务业、金融业立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不断下降的同时，金融业利润在美国企业利润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甚至许多制造业企业也镀上了金融业色彩，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此外，美国的消费带动了本国和全球经济的增长，而其消费则由杠杆周期驱动，这也是美式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而对于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翟东升则表示，美国的游说和政治捐赠体系是一种合法化了的制度性腐败，此种制度质变导致美国政治体制易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和俘获。
最后，翟东升总结道，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一方面，美国依然是拥有强大决定力量的超级大国，其力量来源于所有融入美国社会体系中的盟友、伙伴和相关参与者。全球人口特别是精英群体在“共富贵”目标的指引下流向美国，为美国带来了多元思想和创新能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发展的隐患和威胁也在随之膨胀。大量的人口涌入使得美国的原有种族结构和政治稳定性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的制度体系也出现了问题。游说和捐赠使得资本压向中产，其税制也愈发不利于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危机和改革造成联邦财政赤字的成倍扩张，而社会的贫富分化又导致了民粹和政治对立，众多因素的叠加都使美国国力大大受损，令其不再如曾经标榜的那般伟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