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何建明来说是陌生而又熟悉的。何建明的现场叙事更多地表现在零度聚焦，在接连完成了《革命者》《浦东史诗》《上海表情》《第一时间》等作品后，他在无形中也与上海的前世今生紧密相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局外人的视角看上海；一是以“上海人”的视角看上海。两种不同角度的观察，自有不同的发现和表达，所以，何建明在书写上海时先选择了这座城市的前世。革命历史题材的《革命者》，深度描写上海大革命时期的波浪壮阔，在叙事中不但用史料证明上海革命地位的重要，也对参与上海革命风云的革命者形象进行刻画，在无比震撼中完成精神丰碑的塑造，呈现出史诗般的悲壮之歌。
何建明选择英雄主义的书写，用宏大叙事对中国革命重大历史时间和时间节点追根溯源，重返当时那让人热血澎湃的世界。这样的书写是对革命者精神的写照，也从社会层面对上海红色文化进行挖掘。喜欢用细节来描绘全景的何建明，在以渐进式的介入感接近上海、了解上海。《浦东史诗》也是在写历史，不同之处是选取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的星星之火，一个是国家为实现伟大跨越的“试验田”，都是发生在上海。如此看来，上海不仅能孕育红色革命，还能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比起散发着沉重气息的《革命者》，作家这次很直观地写下了新上海的纷繁变化，写出了新上海的光明前景。
上海只是何建明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关注点，书写上海的同时，他也努力捕捉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变动。《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写尽了个人、国家、民族的痛与爱。他通过底层群众的角度去审视国家发展的历史，并将自己的态度和思考置于复杂的情绪中。他以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艰难去传递爱与希望，让人看到属于中华民族的坚韧性格。这种发乎于心的关怀，实际上已在体验中超越了现实书写。在《诗在远方》中，“闽宁携手、山海情深”的人性光芒，无疑是深厚而又丰富的生活经验的采撷和总结，让何建明用文字镌刻下“闽宁经验”的生动感人。在《那山，那水》中，作家也是通过全方位、多视角的采访、调研，不断打造着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之更具有可读性、权威性、可信性。
说到底，何建明所要表达的文化魅力，在于作家的思想是否深刻，能否表现出时代的精神。《大桥》中的“小表情、大世界”的反映和对比，完全就是围绕着“国家叙事”在进行，从历史与现实方面发出时代新声。而《江边中国》《山神》《大桥》《时代大决战》等作品，也都是站在国家的高度去叙述、去记录、去讲述。
只有真实，才能让叙事富有震撼力、说服力、感染力。这些效果的产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历史往事、时光变迁、精彩人生，无论是反映社会危机，还是面对各种精彩纷呈的变化，都有着审美书写下的深切关怀，都无法离开情感的支撑。何建明的写作主要着眼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通过不断的探寻去挖掘人性，表达着对现实社会和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传统价值的建构，这是作家必须要承担的使命。在《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中，作家真实面对上海这一现场，经过不断的体验和观察，写出这座城市面对疫情时的火热，让人从真实面对中感受到力量。《那山那水》散发着人情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让读者逐渐走进作家内心世界。
如果说，细节是报告文学的亮点，那么情感无疑是贯穿报告文学的气血，越真实越能打动人心，越细腻越富有审美情趣。何建明的作品既能当纪实作品来读，也能视为史料来见证社会发展，某种程度上，他的写作是对于人生的冷静观察，是真实叙事下的引人入胜，是宏大叙事下的情怀表达。
现实主义笔触下的纪实表达，更多基于国家重大历史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书写这种独树一帜的美学品质，不仅意味著作者对时代的时刻关注，同时也有著作者对于“国家叙事”内涵的独到解读。《浦东史诗》中，作家写出了浦东新区30年的发展变化历程，深层表达了国家力量下的时代精神；《大桥》反映了港珠澳大桥的艰辛和伟大，实际上是国家建设美好社会的理念和情怀。何建明的这些作品，取材于大视野、大工程，表现出作家的自信、担当；其次，敢于直面新时代国家、社会发生的变革，力争写实、写全这个不断开放发展创新的时代，这需要文字上的驾驭能力，更需要对社会发展的敏感和前瞻的目光。此外，他善于以小见大，用小人物的成长历程来反映大时代。以这样的视角进行深度挖掘，反映一个时代的风气风貌，使得报告文学架构更具张力，更为生动鲜活，从而在情感和故事的交织中，实现了时代图景的细致描绘。
作家是一种职业，其实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何建明的书写是深入挖掘后的思考，是另辟蹊径下的感受，是艺术化的真实记录，只有如此，才能展现出人物的个性，和事件的全景。通常情况下，故事是平民化表达下的特殊视角，情节是平民化情感下的微观表现和精心描摹。这些特点都鲜明地体现了作家浓厚而又真挚的情感，让人从生动、有趣或沉重中感受到作品的质感。何建明的作品喜欢以故事化的叙述放大细节、刻画细节，从人物身上发现和渲染不同的情怀。《根本利益》中提出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做事，尤其是为弱势群体着想，我们的党在百姓中才有威望”；《部长和国家》中血浓于水的真情实感，平民化视角下的情感流露是对于平民情怀的还原。
文艺的根在社会底层，如果不能从报告文学的审美情趣和责任担当切入，这样的经验和现象无从谈起。何建明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情、心愿、心声。这种站在百姓立场的写作，可以视为一种文学现象，其实也可以当作何建明的写作经验。《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恐惧无爱》写出高考大国的现实境况，作品中所刻画出的人物，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在文学大观园中熠熠生辉。到了新世纪，他在《国家》《国家行动》《大桥》等作品中的精神建构和情感升华，直接导致审美变化和矛盾都非常突出，但在这样的精神底色下，他打破以往报告文学单一化的模式，无论是写浦东改革开放、港珠澳大桥建设，还是写天津大爆炸、南京大屠杀，“宏大叙事”中更多关注大事件中的历史细节，“时代意见”中聚焦与建构的是时代精神，
这些经验体现出“国家叙事”的魅力，就是时时以国家视角为基点触动人心，以史诗般的笔触“获得描写和叙述的自由”。其文化价值和精神，就在于作家关注时代、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通常情况下，这种融入自我观察和思考的报告文学选题，自然也蕴涵著作家的人生经验。无论是着眼人间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还是关注对社会、民族或国家的重大事件，本质上都是为读者解读和揭示不为人知的真相，以文学的形式展现生存的艰难，人性的伟大，人类精神的不懈追寻。
对于人文精神的坚守与追求，对生命的反思、叩问与坚守，是何建明多年来人生况味的“碎片”系统聚焦，从中可以依稀窥见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这种家国生命体验下的审美，充溢着报告文学创作的经典范例，也是作家对于“国家叙事”乐此不疲的关键。某种意义上，何建明的精细书写主要基于真实的第一手素材，看似疏散无力的事情经过记录，演绎出日常书写的要义；看似倾向于宏大叙事，隐匿的却是细节构成的文化内涵。报告文学的写作应该在现实书写中讲述大时代下的中国故事，让老百姓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也使得人物的表现与时代发展相融合，逐渐承载起为国、爱国的精神理想和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