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前设也未足够，如果大家翻开港澳专章的最后一段，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果我们要更好地透过这八个中心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请香港要做好《宪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要加强香港人，我相信特别是青年人的国家意识，要做好国情教育，培养香港人的爱国精神。这是必然的，因为若这个地方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么国家为什么要给予这么多中心让我们发展？如有人甚至极端地要对抗中央，要打击政权，无论是特区或是中央政权，这个是不能够容忍的。整套计划，其实字数并不是太多，撇除澳门那部分，只有五、六百字，就是一个这么完整的理念，令香港可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完全相信我们有能力，只要全港市民认清情况，这并不是一个不能达致的愿景。
另一个涉及香港的部分，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这是国家在推动区域发展，无论是长三角区域发展，或是珠三角，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广东九市加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当中也是要求我们要发展成一个高质量的大湾区，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大湾区，一个令青年人有更加多发展机会的大湾区。除了在那一段文字中，亦有很详细的资料已经在2019年2月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出现。
较早前我提到8月底中央宣讲团来香港，当时我在演辞中说过，我认为香港在回归以来，没有任何时候比今日更有能力、更有信心去落实国家规划中给予香港的支持，令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的形势改善，我们除了国家安全得到保障，选举制度得以完善，令我们可以以行政主导的态势来推动香港的工作，不会受到不断内耗和泛政治化的立法会拖我们的后腿，久而久之耗损了我们行政机关想办事的态度，因为你会发觉办事原来是那么困难，就会不办事。我现在逐渐看到身边的同事都正恢复这种想办事的取态－－－特首，这件事我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因为立法会不会过于阻碍我们；这与以往他们时常告诉我：“这件事不可以做、不可以提交立法会的”，已经是两码子的事。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一地两检”。所有人都知道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口岸方面“一地两检”是很方便。如果大家记得，以往我们没有关闭文锦渡前，第一，你需要找一部黄巴士，在上水找一部黄巴士到文锦渡禁区，然后你需要在文锦渡的香港口岸清关，再上车往深圳，到了深圳又再要下车，经过深圳口岸等。这种事怎可能令人流、物流畅通无阻？“一地两检”这通关模式在“一国两制”之内完全可行，但大家还是否记得，兴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还有为西九龙高铁站设“一地两检”的立法工作是有多艰辛？是否还记得有多少人说谎，说这样就是引什么入关，破坏香港的法治，大家不要乘搭，不知道会被送到什么地方？但又有些人相信，令这些工作举步维艰。同样的“一地两检”，在皇岗口岸则顺利通过，我们在今年年初跟深圳商讨，要将皇岗、落马洲口岸提升和优化，将整个口岸搬到深圳，深圳就会全资兴建，不用我们付钱，全资兴建一个新的口岸大楼，预留几层给香港，是一个垂直的“一地两检”。我们要问立法会会否支持这个皇岗口岸“一地两检”，不然我们跟深圳市签了约，做不到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就以一个政府议案的方式提交给立法会，闪电地通过，还说我们做得慢，问为什么做得那么慢。
这就是变化，我们每日都感受到现在这个新的－－－虽然立法会还未选举，但已起了这个变化－－－一个比较理性、不会事事以政治挂帅、以反对香港进入、融入国家的态度为取向的立法会，能办的事多了很多。就以它的工作量来计算，立法会由去年11月才恢复正常，到今年10月底，它休会进行换届选举时，我们估计会通过一共46条条例草案，远远打破以往纪录；我们估计一共会通过3，100亿元拨款，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就令行政机关可以有信心，我们认为符合市民利益的事是会做得到，不会在过程里被人不断抹黑或攻击，甚至采取一些很激烈的行动，令想做的工作做不到。
有了这种政府角色、有了中央的支持、有了我刚才所说那种比较理性的环境，还是要提升能力，所以最近我跟同事研究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称为“四新”精神。什么是“四新”精神呢？第一是空间拓新。以往很多规划到了深圳河就要停，深圳河以北是一片空白；但在空间拓新下，我们的规划不能够到了深圳河以南就停，我们一定要看看深圳河对岸是什么，我们如何可以利用一河两岸，甚至口岸经济带，提升香港的经济容量呢？我们怎样可以用好距离流浮山只有四公里水面的前海扩区，协助香港的产业提升呢？这个空间拓新令我们突然间好像多了很多地方可以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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