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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4日，辽宁省一家医院的医生对患者进行远程问诊。（法新社） |
中评社香港5月12日电／4月14日，中国政府启动为期1年的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动，严查过度医疗。次日，中纪委网站披露了包括法国赛诺菲下属企业在内的19家药企因财会问题受严厉处罚的内幕。18日，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张煜医生，在知识分享社交平台知乎上发文声讨中国肿瘤治疗乱象，直指“肿瘤治疗黑幕”。五一节前，过度医疗和与之伴生的医药腐败话题一度引发热议。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硬件经受住了2020年疫情的巨大考验，人们期待看到软件环境的持续优化。
法国《欧洲时报》5月7日载文《中国医改“急诊”：遏制过度医疗》，文章说，近20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连年超过GDP增速，占GDP总值比例也快速上涨。刨除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慢性病人数加速增多，以及新设备、新技术、新药新材料的使用刺激医疗费用增长，过度医疗是医疗卫生总费用不合理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数据显示，中国国内近15%的晚期肿瘤病人都在过度医疗或不合理医疗中加速死亡。日常寻医问诊中全套仪器检查、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常识被颠倒。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当年13亿人口每人输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3瓶的水平。据卫生部统计，中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人均用量是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一倍多，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更是美国的十倍。过度医疗损害患者身心和经济利益，影响医保基金可持续性，社会增加了负担反而拉低了幸福指数，承受福利国家风险的同时忍受“负福利”的痛苦。
过度医疗虽是全球通病，在中国尤其盛行，个中原因复杂。“以药养医”制度和公立医院主要靠创收维持运营的现状决定了过度医疗的广泛存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轮医改中，既要大幅削减财政投入，又要保留医院的公共服务性质。中国医疗体系由此出现扭曲的安排：技术性、服务性收费标准过低，偏离市场价值规律，医院靠这些收入无法支付医生工资和维持运转；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寻求从畸高的药品、卫生耗材、检查费用中获利，从而衍生过度医疗和医药腐败。
世界各国医疗体制有各自现实和特色，即使发达国家也没有统一模式，有的甚至具有天壤之别，比如欧美的重大区别在于一方是以人为本，如德国、法国，另一方以钱为重要目的，如美国，从社会层面看，后者支出远超前者，但期望寿命在发达世界垫底，模式优劣之争一目了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