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第一，货币政策既要避免“大水漫灌”加剧扭曲和积累风险，也要防止流动性过紧引发风险。应继续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上注重精细化调控，实现结构性的精准滴灌。2019年LPR报价机制改革已经迈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短端利率和长端利率不再一刀切。应进一步引导短端资金利率下行，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进而实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目的。第二，要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要配套落实企业减税降费，推动党政机构落实改革，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要落实“开前门，堵后门”，充分利用好地方专项债，为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增强经济和金融的抗风险能力。第三，推动新动能资本形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金融业一方面要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创新资本的形成能力。注册制的实施，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意义还是在于带来了发行、交易、监管、退市的阳光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第四，要实现金融风险监管的全覆盖。要识别金融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创新监管方式。比如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应更强化技术环节，提升信息化协同；同时，要实行分类管控，尤其是对于缺乏大数据支撑的P2P平台，重点防止出现非法集资、流动性不足、违规经营等隐患。温彬：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因此，打赢三大攻坚战，就必须保证金融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我认为，至少要在如下方面进行改革。首先，我国金融总量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但金融结构失衡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为继续提升金融供给质量和金融效率，必须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结构，缓解金融资源在国企与民企、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间的不平衡，改善金融供给过于粗放的状况，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等。其次，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建设。金融风险的产生和暴露，很大程度源于现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因此，要不断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健全退出机制，改变信用资源过多集中于银行体系而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状。要推进各类银行回归主业，实行差异化发展。银行体系内部、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间，要尽快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金融格局，加大对民营企业和科创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行业企业发展。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利率、汇率等重要变量的形成、传导与调控机制，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抵御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再次，要提升金融风险防范力度。要强化宏观审慎与逆周期调节，熨平金融顺周期波动，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要强化监管，加大对金融乱象的惩治力度，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和金融创新做出快速响应，提升风险识别、应对与处置的能力。
钟伟：《决定》公布之后，人们也在讨论如何提升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如何推进金融业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问题。目前，“一行两会”都在积极采取行动，以推动金融开放措施加速落地。两位对2020年的金融开放有何新期待？
管清友：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在加速推进：人民币加入SDR，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相继推出，打通了境外资金进入中国股市债市的路径；中国股市纳入MISC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进一步为股市的全球化打开了空间等。从长期来看，通过引入外资参与直接融资市场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快行业与国际接轨；外资的进入，还能够提升中国直接融资市场的运行效率，加速资本市场的创新步伐，使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另一方面，金融开放提速也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北上资金开放不过四五年的时间，外资的持仓市值已经达到了1.6万亿元，而且还在持续净流入；而国内基金的持仓市值还不到2万亿元。按这个趋势，2020年外资持仓的市值就可能超过国内基金。这在短期内或给部分金融机构带来阵痛，并倒逼中国金融机构更快地补上短板，促进其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管理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同时，这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制度安排，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温彬：我国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金融开放在不断加速提效：金融委发布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的12条开放新举措，证监会发布资本市场“深改12条”，外汇局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等。近期，外资银行准入门槛放宽，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等政策相继出台实施。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举措也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青睐：2019年前10个月，已批准18项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筹建申请，增加注册资本或运营资金超过150亿元；明晟、富时罗素、彭博巴克莱等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指数，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不断扩容。未来，金融对外开放将会继续有序推进，外资参与境内市场和内资参与境外市场的规模和程度会随之不断扩大。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后，外汇管理改革也将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将不断得到健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也将不断完善，跨境贸易便利化和外商投资的便利性都会有所提升，外商在华合法权益也将得到进一步保护。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开放力度也将加大，在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落实降低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放松业务限制等已宣布的政策的同时，相关配套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将会及时跟进。
钟伟：谢谢两位专家对《决定》的精彩解读，使得我们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有了更鲜活的理解。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完善，期待金融体制改革开放能更趋双向平衡，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
来源 ：《中国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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