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精英的理念与行动是关键
关于政治民主化转型的研究，西方学者主要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和“策略互动论”两种路径。前者是建立在社会学的分析基础之上，从结构的观点来看，一个政体之所以会发生转型，是与政体相关或相互依存的结构条件发生变动所致。而后者则从实际的政治过程出发，分析各政治分子所做的选择、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彼此互动关系等所引发的影响。政体转型分析的焦点是政治内部的主体，也就是“政治行动者”，政体转型的过程即不同政治行动者策略决策的过程〔22〕。在孙代尧看来，结构性的要素无疑有利于威权政治转型或向民主制社会过渡的条件，但如果没有政治体系内政治行动者的行动，政治体制的转型仍然没有可能〔23〕。广义上来说，政治行动者包括了选民和政治精英，而政党则是政治精英的集合。
政治精英在台湾的政治民主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世纪末的民主化改革最后就是由国民党内的改革派政治精英主导幷完成的〔24〕。之所以如今的民进党政权涌现出“暴政”的迹象，也与其从上到下对权力的傲慢息息相关。从反国民党威权出发的民进党，二度执政后反而成为了从前被自己所鄙视和唾弃的政权。2020年7月，蔡英文被爆公然喝斥“大法官”吕太郎，对其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虽后被蔡办和司法机构澄清“绝无此事”，但整个事件无疑碰触到“宪政分际”的红线。2020年初，被蔡英文委以“监察委员”重任的陈师孟，表示要约询一审判决马英九泄密案无罪的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唐玥，此举立刻遭到台湾法律界的反弹和集体抗议，被指“以监察权直接侵犯司法权”，最后陈师孟也袛好悻悻请辞。凡此种种均反映了民进党的政治精英强行以个人意愿凌驾于法治之上，为集中权力不惜以实际行动破坏民主制衡原则，他们的理念与行动一点点地汇入了权力垄断的“蓄水池”，成为了触发“暴政”的关键一步。
四、民进党实施“民主暴政”的机制
如今的民进党政权很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威权类型：“它们拥有选举，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多元主义和政党竞争，但有时又严重且大规模地违背基本的民主规范”〔25〕。在民主选举之外，衍生出了带有“暴政”特征的组织结构、行动方式和话语权力。
（一）以“独立机关”执行具体任务
在台湾，所谓的“独立机关”指的是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自主运作，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受其他机构指挥监督的合议制机构。按照目前的行政机构的“组织法”，二级“独立机关”包括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通讯传播委员会”和“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三级“独立机关”则有两个，分别为“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和“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从机构的命名上不难看出，这些机构所涉及的都是特定的专业事务领域，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排除来自行政一体的干预和责任政治的影响，因此从行政机构中进行剥离，以确保公正与专业的判断。但是在蔡英文任内，“独立机关”的独立性却饱受质疑，反而扮演了民进党针对特定目标的“打手”，打着民主的名义进行政治清算。
“转型正义”被列为蔡英文的主要政见之一。虽然“党产会”和“促转会”被包装成为代表“民主”“合法”“独立”的形象，但它们的行径却在岛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首先，目的性和针对性太强。“党产会”开出的行政处分基本都是以国民党为处理对象〔26〕，包括认定国民党的附随组织〔27〕、冻结国民党的资金账户、清查幷追缴国民党“不当取得”的财产等。其次，权力被无限放大。“党产会”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违反法律公正与程序正义，破坏“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而“促转会”也被赋予了“司法调查权”。所谓的“转型正义”成为了一党一己自私，时任“促转会”副主委的张天钦更是公然自比为“东厂”，藉“转型正义”之名，行“抄家灭党”之实的目的昭然若揭。
与“党产会”和“促转会”不同的是，“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幷非是蔡英文任内所创设的机构。NCC成立于2006年2月，宗旨就是为了“保障言论自由，谨守党政军退出媒体之精神，促进通讯传播健全发展，维护媒体专业自主……”。但如今沦为民进党侧翼的NCC却开始大举打压台湾的新闻自由，2020年11月18日台湾中天新闻台的换照申请被否决，这是NCC成立以来首次撤销新闻台的换照许可，也是台湾“解严”以来首个被当局关停的有线电视台。其实在2018年，NCC就主动表示要“强化所主管的广电媒体事实查验监理”，而此次“不予换照”的理由就包括了“屡次违规”“内控失灵”“大股东干扰”和“未说明改善的可能性”。然而，即使蔡英文再怎么强调“NCC是独立机关，让NCC做决定，尊重决定”，实际上偏“蓝”的政治色彩和与民进党时常对立的政治立场才是中天不得不关停的实际缘由。NCC前主委苏蘅就表示：“关台无疑是基于政党利益的刻意作为，显示民进党滥用权力到了极致。”
（二）以“立法修例”作为法理依据
“民主暴政”与“专制统治”的显着区别就在于前者还是打着“民主”的旗号，以“程序正义”的名义掩盖暴政的实质，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行动主体的“合法性”。汤姆·金博格（Tom Ginsburg）和塔米尔·莫斯塔法（Tamir Moustafa）认为威权主义下的法制能发挥五项功能，比如为“政府”提供法理的合法性、可以使一些政策决策去政治化，从而减少失败的政策对“政府”产生的负面影响等。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个悖论，即专制统治者要通过赋权给独立的法院来约束自己的专制权力〔28〕。在台湾，不论是“独立机关”还是行政主管部门都是按相关“法理”依据采取行动。民进党利用立法机构的多数优势和当局领导人指派机构负责人的权力，透过“立法修例”的形式，赋予了作为施暴主体的各类机构以“合法性”，塑造出一种“依法决策”“依法行事”的“民主假象”。
“党产会”的创立是基于2016年7月民进党利用立法机构的多数优势，强行在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转型正义”从一种理念学说正式落地为一部“成文法”。而根据该条例，一旦被认定为“不当党产”，则需要“于一定时间内转移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虽然此举被认为是“推翻过去威权统治后，重新树立正义应有作为、促进民主转型的一项法律工程”〔29〕，但此“立法”明显过于草率。一是对“不当党产”的界定有违法律的明确性。依据“党产条例”，“不当党产”是指“政党以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悖于民主法治原则之方法，使自己或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然而，根据“大法官”释字第432号解释，依法应受惩戒处分者，必须使其能预见其何种作为或不作为构成义务的违反，及所应受的惩戒为何，方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虽然第五条列出了两条“推定”，但当事者依然很难做出预见〔30〕。二是有违政党间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党产条例”第四条第一点将适用该法令的政党范围框定为“1987年7月15日前成立幷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十个政党中，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外，其他均已泡沫化，执政党清算在野党的意味十分明显。2020年8月，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声请下，“大法官”做出释字793号解释，宣告“党产条例”合宪。根据“党产会”估算，国民党应返还的“不当党产”超过且不少于768亿新台币。
不仅“立法”对政治对手进行打压，民进党当局还通过“修例”对陆资进行围堵，以政治思维指导经济行为。随着两岸社会经济层面的往来不断深化，淘宝、爱奇艺、腾讯等大陆公司和资本进驻台湾市场，由本地代理商在台实际运营，为台湾民众提供多样化的生活服务选择。但在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陆资被视为洪水猛兽，势必要加以驱逐。2020年9月，台经济主管部门宣布禁止台湾任何单位代理或经销大陆流媒体平台服务，因其精准封杀爱奇艺而被称为“爱奇艺条款”。爱奇艺的台湾代理方不得不宣布，自法令生效日起放弃代理活动，幷表示未来业务将面临紧缩，约100名员工也将惨遭裁员，而此前爱奇艺在台湾已拥有约200万的活跃用户。随着当局陆资政策的逐步紧缩，“淘宝台湾”也在劫难逃，宣布于2020年底停止运营。为从源头上升级对陆资的管制，2020年12月台经济主管部门正式修订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涉及第3条、第4条、第6条及相关解释令，包括陆资资格采取逐层认定、扩大审查陆资投资行为形态、限制大陆党政军投资企业来台投资。这也意味着，陆资的认定标准从客观的持股比例（三成为限）变成了当局的主观裁定。
（三）以“亲美反中”创造话语权力
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以来，后建构主义、后现代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就将话语、叙述等视为建构理论核心的关键要素，语言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变量。而作为后现代建构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ian）等强调主体语言的建构作用，认为话语意味着权力，具有本体意义。分析世界必须分析话语，尤其是霸权话语。霸权话语压制了其他声音，即实行了一种“真理统治”〔31〕。在部分议题上，当“暴政”行为已经超越了法理所能授权的最大边界，甚至颠覆了群众的基本认知之时，民进党当局就开始运用政治话语塑造社会现实，制造煽动式的论述对行动环境加以解释。
如果说关闭中天电视台、清算国民党等还袛是对特定群体的“暴政”的话，那么开放“莱猪”进口则是一场当局对全民施加的“暴政”。2020年8月蔡英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2021年将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以及30个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肌肉部分）进口。消息一出，岛内民众和舆论一片哗然。根据TVBS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有64%的民众表示不赞成进口“莱猪”，其中30-59岁民众的不赞成率超过七成（71%）〔32〕。面对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民进党当局除了声称“要用最谦卑的心情，请所有同胞体谅”外，就是将“开放莱猪”与“台湾命运”强行链接。链接产生叙述，叙述产生表象，表象建构“现实”〔33〕。蔡英文称，“开放美猪是基于台湾经济利益，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台卫服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则表示“进口美猪可以换到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围绕“莱猪”的“宏大叙事”中，开放进口成为了“不得不而为之”的行动。因为袛有开放才可以换取与美国的贸易合作和关系的提升，才可以换取台湾的“国际空间”和“国际认同”，完成蔡英文口中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台湾布一个永续生存的局”，以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通过这一恐怖型链接，民进党当局意图让台湾民众想象如果不接受他们所建构的“陷阱”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以达到迫使民众接受现实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