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政策更多聚焦于流动人口如何定位、归谁管的问题，而《实施方案》的一个内在逻辑，是根据人的流动来配置资源，如明确提出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的机制。据统计，中国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保等方方面面。“人地钱”挂钩的机制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逐步实现在公民权利方面人人平等。
更为难得的是，《实施方案》强调“全国一盘棋”，政府部门合力破解“有意愿无能力”的困局。方案全文13次提及“协同”一词，要求财政、发改、公安等部门打好配合。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对非户籍常住人口因素权重等做法，无疑将大大减少地方财政的压力。
其次是激发消费和投资潜力，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城镇化都被视为中国经济稳增长、软着陆的重要手段。从“一人闯天下”到“全家一起走”，落户城市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将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也将带动投资的规模扩大。此前已有研究表明，每年多增加市民化1000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
何况，弥合传统的二元经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亦有助于打破人为设置的经济藩篱，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虽然中共十九大便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方向，但如《实施方案》中设置专篇来阐述幷不常见，想必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近年来各地“抢人大战”持续火爆，但多瞄准的是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此番方案突出强调“县城”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则明显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安家落户。一个城市的人口构成本应是立体式的，既要有高端人才，也要有产业人员、服务人员等基层人才。拆掉落户的“玻璃天花板”，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发展潜力。
中国的户籍制度早已从最初的二元制，发展到现在的梯度放开，《实施方案》还明确了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其中，“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的安排，更是与世界人口管理制度与公平理念相接轨。与此同时也需理解，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做好后续配套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户籍坚冰能够早日被打破，让“流动的中国”释放出更多活力与社会和谐。 |
